我在得到博士学位前即开始找工作，我运气很好，马上在威斯康星大学找到一讲师职位（那时得博士学位的只能做讲师）。同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密斯教授亦尽力帮忙，他介绍我到芝加哥的伊利诺伊理工大学面谈，但我没有去，因我已有威斯康星之聘约。威斯康星数学系主任是兰格（R．E．Langer）教授，另外一台柱教授是麦克达菲（C．C．MacDuffee），他们都对我很好。因为我已发表了不少论文，我的年薪是3 750美元，那是助教授之起薪。秋季开学后不久，有一天兰格教授对我说：“请你来此地，系内没有问题，主要的是院长。我向院长说我们系内没有你，我们就做不好，这样院长才答应聘你。”一个小讲师位置要有这样过分的推荐方可得到，当时中国人找事之难亦可想而知。后来我同许多美国朋友讨论过此情形，他们都很诚恳地说：“我们不是歧视中国人，实际上我们以往都知道中国学生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因为语言和教育方法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教书也是好的，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冒险请中国人教书。”那年系内连我在内共有五个新讲师，每人的任期都是两年，到了一年半时，系内决定一个都不升级，系主任通知每个人去找事。我的目的还是想做研究工作，可读些拓扑，但同时也找教书的机会。后来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对我的教书有兴趣，要我去面谈，我按时去那里。那时系主任是戴维（H．T．Davi）教授，他人很好。他对我说：“系内的人都欢迎你来，没有问题，最后就是要由文理学院院长利兰（S．E．Leland）决定，现在我带你去见他。”这一番话无疑要我当心回答院长的问话，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那院长在校内势力很大，恐大过校长势力。我们一进院长办公室，我就注意院长的态度，结果我发现他不像一个很严肃（或者可说外表很凶的）的行政主管人员，而是一个很随和的、和蔼可亲的学者。那时朝鲜战争已开始，经系主任介绍后，院长就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我觉得院长是开玩笑问的，无其他意思，所以我也不介意，但那时我心里想若简单回答一个“我不是”，不是太平淡了吗？于是我就回答：“先生，我是一个读数学的。”院长听了大吃一惊，认为我的答话是非常不平凡的，马上对系主任说：“一切都好，我没有再问的了。”系主任也很高兴，因此他们就聘我为“lecturer”，年薪3 600美元，应聘与否须在一月内答复。那时各处都回信无研究的机会，只有哈佛大学的惠特尼（H．Whitney）教授及哥伦比亚的史密斯教授对我特别有兴趣，并且都说到8月间他们才能知道他们有无经费聘我。那是一极不肯定之回答，我不能等他们，于是我就接受西北大学聘约。但出乎意料，很巧的是惠特尼及史密斯都来信邀我去那里研究两年，无其他任务，报酬与西北大学的一样。为维持信用起见，我同西北大学讨论我的情形，最后采用折中办法，我到那里教完秋季学期后再离开，因时间较长他们可找到人代我教完那学年。因我同史密斯关系较久，我就请他代我决定由西北大学到何处较为有利。经仔细考虑之后，他建议我去哈佛，我当然接受他的建议。我教完秋季学期后，在圣诞节前我的弟弟就帮我一道开车到哈佛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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