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影响

实得力孔教会在创办之初就获得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免除注册的优待。1914年5月15日，《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便报道了相关的新闻，该报道同时也指出了实得力孔教会的临时会所设于中华总商会之内，所有要申请入会的人士应该按该地址向临时秘书林竹斋（Lim Tiok Chye）报名。[2]报道之后还列举了全体临时董事的姓名。《海峡时报》在次日也有一则简短的报道。[3]同年的9月30日，《海峡时报》也刊登了实得力孔教会将在当天傍晚7点，假中华总商会举行选举，以及讨论庆祝孔子圣诞的步骤之消息。原文称：

A meeting of the Straits Confucian Association will be held at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t 7pm today to elect office bearers for the ensuing year,and to discuss what steps will be taken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the great sage.[4]

除了中文网络以外，实得力孔教会也同样十分重视通过英文媒体宣传他们的活动。例如在1927年，当第二届董事会名单出炉之后，《新加坡自由报》也报道了相关消息：

Members have now been chosen by the Straits Confucian Association to carry out the Confucian propaganda.These propagandists will shortly commerce their undertakings in various localities in Singapore.[5]（实得力孔教会已经选出传播孔子教化思想的职员。这些传道者很快将开始在新加坡不同的地点展开任务。）

实得力孔教会的常年核心活动就是在旧历八月廿七日庆祝孔子圣诞，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上面提到1914年9月的第一次全体大会，除了选举董事之外，关键还是共商如何庆祝孔子圣诞。由于资料并不齐全，笔者今天无法充分地了解和重构其形式、过程与规模。但按照文南飞从实得力孔教会时代的消费账单的整理，发现每年八月廿六日、廿七日的消费最为集中，并且具一定的规律性。同时，开列收据或账单的商家也相对稳定。诸如林肆安、陈怡祥汽水厂、申记兄弟、成昌号等贩卖食品或纸品香烛之类的商号经常出现。现存资料中，尤以1931年至1936年间最多，均足以支持实得力孔教会每年定期举办庆祝孔子圣诞之活动的推论。其中，1932年实得力孔教会的账目，清楚标示八月廿七日孔诞开支为32元6角5分。[6]

孔子圣诞的庆祝对于实得力孔教会而言是处在核心位置的，因此孔子圣诞应该定在哪一天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中国国民政府将孔子圣诞从旧历的八月廿七日改成公历8月27日，这对于实得力孔教会的领导层而言就是一个挑战。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1929年赞同使用阳历，以期与中国国内一起纪念。[7]实得力孔教会迟至1934年才对这个问题进行决议，虽然动作稍缓，但是态度坚决。那一次董事会议的记录中，对于此课题的记录相对而言是颇为详细的。因此值得好好看一看。记录称：

孔子降生二千四百八十五年，甲戌，七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假座中华总商会，开董事会。其议程如左：

（一）覆读前期议案。

（二）讨论“庆祝先师圣诞，应从国民政府或仍旧”。

（三）临时动议。

开会。主席李君伟南起立，由蔡多华宣读前期议案。

通过后，主席发言，略谓：“先师圣诞，国民政府已命令全国就阳历八月廿七日为‘至圣先师圣诞日’，是全国各机关于是日休业一天，同伸庆祝。本会是否可依照阳历庆祝，使臻一致？”

胡幼汀君即起立发表：“至圣先师诞日，系生周灵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经先贤推定，系夏历八月廿七日。历代均以是日为‘至圣先师诞日’。本会自成立以来，亦以是日为纪念，庆祝至圣先师。若改行阳历，实有未合。依本席意见，须仍旧，无须更改。”

徐伯良君继续起言：“国民政府虽订定阳历八月廿七日为庆祝至圣先师假期，然未禁止任何日不准庆祝。且本会在国民政府废祀孔、禁读经，尚且照旧庆祝。今国民政府已知尊崇孔教，虽以阳历八月廿七日庆祝，将来再行更换夏历，亦未可定论。其他机关团体，依照国民政府，亦属无妨。若本会顾名思义，则当照旧，决不可更改。有人云新旧历书并行，甚不合。若本席认定，夏历即是国历。若阳历，乃西洋历，强称为国历，未免冠履倒置。若遵夏历，较胜于遵阳历为国历；以外国语言，代本国话，上及政府人员，下及国民大多数人，用英国语言谈话，学校教授英文，与国文同等并重。以此例彼，遵守夏历，其爱国心较切于遵外国历、说外国话。且本席始终以中国若不祀孔、读经，国家前途，实属危险。”

继徐君而起，发言者数人，咸以照夏历八月廿七日，方合于孔子“行夏之时”一语。由胡幼汀君提议，纪念圣诞用夏历八月廿七日，恭行庆祝。蔡多华附议。付表决，全体赞成通过。

后王盛治君提议，本会在会址未建之前，如有适当屋宇，不妨先行租赁，作为集会演讲孔教处所。全体同意。俟租赁定，再行开会。

讨论完结，主席即宣布散会。[8]

实得力孔教会的董事们选择了坚持原有的安排。主要的论点其实就是应该维持创会以来的精神。所谓精神其实不只是在说创会以来就以旧历为标准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之前不认同孔教而推行“废祀孔、禁读经”时，孔教会非但没有遵行，反倒知其不可而为之地积极努力弘扬孔教。这里无疑流露出孔教会董事对自己所参与的宣传孔教的事业是有高度的自觉与自信的，这种自觉与自信甚至不向政治决定俯首称臣，而是择善固执。董事会甚至认为有朝一日，也许国民政府会改用旧历。同时，董事会指出，其他团体遵守国民政府的决定也无妨，只要实得力孔教会认清自己的历史与使命即可，如此则不会和已经决定改用公历的中华总商会起任何冲突。坚持旧历，也有一定的民族情绪在背后支撑着。有董事就认为以阳历为国历，就如同以英语取代了中文。毕竟文化使命是推动实得力孔教会的种种活动之主要动力。当然，也因为实得力孔教会不在中国境内，就自然可以完全自主而无须受到政治上的干扰。

这个决定在当时是被人们注意到的。1934年8月28日，《海峡时报》刊载了如下“Confucius Birthday：How it was observed in Singapore”（孔诞：在新加坡庆祝的方式）的讯息：

Chinese in Singapore celebrated the birthday of Confucius yesterday by hois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flag.

Although the day was declared a public holiday in China,the majority of Chinese business houses in Singapore remained open.

Meetings were held at the leading Chinese schools in remembrance of the great sage.All the schools were closed.

The Confuci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however，did not join with the res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celebration，as the association had previously decided to remember the birth of the sage on the 27th day of the Eighth moon，as has been the practice for over 2，000 years.[9]

新加坡华人昨日通过悬挂中国国旗庆祝了孔夫子的诞辰。

虽然这一天在中国被定为公共假日，但是新加坡多数的华人商号照常营业。

（人们）在顶尖的中文学校举行集会纪念圣人。所有的学校都休课。

然而，新加坡的孔教会并没有参与华社的庆典，这是因为孔教会之前已经决定，如同两千多年以来的做法，在阴历八月二十七纪念圣人的诞辰。

图1　1934年8月28日，《海峡时报》的报道。

这则简单的报道其实传达了好几个值得留意的信息（见图1）。一方面，虽然有张挂国旗之类的装饰活动，但是商家并没有休息。另一方面，孔子的纪念活动毕竟和文教界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中文学校在当天休课庆祝。此外，在主要的中文学校里还举办了纪念集会。虽然不清楚这些集会是否只是由校内师生参与，但是纪念活动本身的存在倒也显示孔子圣诞是得到一定的重视的。更重要的是实得力孔教会的决定显然和主流华人社会大相径庭。不难想象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中国国旗的张挂或者学校的休课，人们普遍上是以中华总商会的决定为主要依据。但是实得力孔教会本着自身的传统，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使命，也是值得尊重的。

实得力孔教会坚守传统的堡垒，这不仅是孔教会董事对自己的理解，也是外界人士对他们的期许。一封写于1930年的信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写信者是吉隆坡的赖明之，来信的日期标明是写于8月5日，来信是致“星洲孔教总会”的。事缘当时《星洲日报》在刊登有关中国国民政府规定8月27日为孔诞纪念日的报道中，所使用的语言有轻蔑圣人之嫌。例如“其文句之首则曰‘孔丘’”就被赖明之所诟病。此外，《星洲日报》还刊登了题为《梦战孔夫子》的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反对孔教的。所以诸如“我们应该打倒这个王八”的句子令赖明之非常恼火。在一通议论之后，赖明之觉得收信的“会长暨诸同志先生”等应该“向《星洲日报》彻底交涉”。毕竟，他们“位居总会会员”是不能够“坐视不究，袖手旁观”的。[10]

因此可见在新马地区，实得力孔教会的董事们是被同样关心孔教和文化的人们视为代言人的。实际上，实得力孔教会也确实曾经去函报章为孔教辩诬，相关内容本文之后还会讨论。实得力孔教会在整个孔教运动中，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了新马地区的一个中心角色。例如在1936年，实得力孔教会邀请接替陈焕章的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朱汝珍前来，而怡保的中华孔教总会在得知消息之后，便致函实得力孔教会询问朱汝珍来访事宜，想要邀请其北上。[11]因此，实得力孔教会的枢纽角色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除了扮演新马地区孔教运动的中心或枢纽角色之外，实得力孔教会在整个孔教运动中另一影响深远的贡献就是对陈焕章以及香港孔教学院的支持。

在整个孔教运动中，如果说康有为是理论的奠基者，而前清进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则是整个运动的主要实践者。据称“1926年，有组织国际宗教总会者函邀陈焕章博士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宗教大会。陈博士往返之川资，悉由实得力孔教会廖会长及蔡多华等董事乐助。陈氏受邀在大会上演说，深得与会代表推崇与赞赏，旋即受推为国教宗教总会之副会长。会后，陈氏且应邀至欧洲各国演讲，载誉而归”。[12]

到了1930年，因为不为当局所容，陈焕章远赴香港。按照蔡多华的说法：“国内各地、各分会，则因政府下令没收孔林，陈博士据理力争，竟至触动当局之怒，被下令通缉。陈君乃悄然至香港，坚道创设孔教学院。”[13]次年，陈焕章曾南来新加坡，虽具体目的不清楚，但恐怕和募捐筹建香港孔教学院有关，并且留下了和实得力孔教会部分董事如蔡多华、陈煦士等合影之珍贵照片。目前南洋孔教会资料室仍保存了五封实得力孔教会和陈焕章的往来信函。其中陈焕章来信四封，日期分别为1930年九月初八、1933年三月十四、1933年五月初一、1933年五月廿三。另一方面，尚有李伟南复函的草稿一份，日期为1933年五月十四日。[14]

在1930年的第一封信中，陈焕章致蔡多华，回复其上个月寄至北京的信。实得力孔教会当时还是将信寄到北京的孔教总会，而陈焕章回信时，人已经在香港。该信谓：

孔子二千四百八十一年九月初八日。

多华先生大鉴：

上月初七寄北京至。大函昨夜已由京转寄到矣。感念星洲人如此，只得暂时听之。将来再定办法乎。惟黄有渊君捐款五百元，亦由竹斋先生代收。总共存坡所有一万零七百元。来函谓零二百，殆未计黄君之款也。当时实声明建筑孔教会堂与孔教大学，两在并行，不过未便分两路劝捐，故归并为一路乎。若便中谈话，请略为分别言之声。弟于八月十二日，添得一新丁。弟本于七月十三日出京，廿日抵港。至八月廿二始接添丁之信乎。叨蒙遇爱，谨以告慰承示。泉州掌故铭感矣。似弟向来守素位而行之训，虽不敢谓乐天知命，亦颇近之。先生得翁先生之助，亦所谓天之命所助，在顺人之所助，在信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此叩太安。(www.xing528.com)

弟陈焕章顿首。[15]

从信中可以得知，南洋诸君为北京的孔教会堂和孔教大学两项计划总共筹得了一万零七百元，当时仍旧在实得力孔教会手上。只是为了方便，筹款名目只设一项，所以需要实得力孔教会的董事们在口头上向捐款者说明。除了孔教事业的合作之外，他们彼此的私交也看似不错。所以陈焕章才会在信中分享自己儿子出生的私事。

之后在香港的陈焕章，将孔教的建设工程之重心集中到孔教学院之上。到了1932年，此项工程负债两万有余，于是陈焕章多次来信，敦促实得力孔教会将当年募得的款项汇出。例如在1933年，陈焕章写了一封信给实得力孔教会会长李伟南。信的内容如下：

至圣先师二千四百八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伟南先生阁下：

久违甚念。昨有潮州友人到访，谈及廖正兴先生捐款事，乃到四海通银行查询，北京孔教总会存款港银二万元，是否现存港中。然林经理答云，现尚未存港中行内。但前年弟在星洲时，先生早经划拨清楚，将此二万元港银专款存储。俾将来不受汇水涨落，而存诸港中四海通支行矣。今林经理虽云此款未存行中，然总可不受汇水之影响，而此二万元港银之数必无恙也。港中孔教学院，经于去年夏历五月交易，屋价五万元已付清。且于今年西三月七号，由港督特准注册。其章程经由林经理寄上矣。惟为负债二万七千元，自用卅层楼，别以两层楼出赁，亦可以租钱抵息。但总须还清债项，方为妥当。弟及各同人之意，此存款二万元，若蒙先生拨交孔教学院，俾偿债项，则学院即可上一匾额，大书为“廖正兴先生纪念堂”，如此方不负廖先生之苦心，而足为后人观感。学院在香港坚道，门牌一百卅一号。形势雄壮，交通便利，有目共观，实为香港中心点之中心。左邻为李耀汉之宅，右邻为沈鸿英之宅，两家皆贴近而同一墙，可以想知其胜概矣。以之纪念廖先生，最为适当。如蒙许可，即由林经理就近办理。弟对于银两一毫不经手。先生总可以大放心也。若不如此办法，则现在北京局面极难支持，依原意拨充北京孔教大学经费，尤为当务之急。谨开列两途，请先生择行其一。总之令廖先生捐助北京孔教总会之款，得为孔教总会之用。庶不负廖先生之苦心。而孔教总会亦不至受捐助之空名，而不足以应实用也。专此敬请裁夺施行，并示复为幸。

此叩大安。

实得力孔教会诸公均此。

弟陈焕章顿首。

（左）（附鸣谢广告纸略见一斑）弟目疾未愈，恕不另函。

（上）弟与多数潮帮同人均与重远先生同此意见。陈子昭签注。子昭先生现为旅港潮州八邑商会会长，焕章记。[16]

可见在上举第一封信之后的1931年，实得力孔教会总共筹得了2万元之捐款。而且当时的会长廖正兴也明确指定为兴建孔教总会的专款。如果考虑到1930年的信件，则可清楚知道这其实是包括了孔教总会和孔教大学两个项目。但是陈焕章到了香港之后，重心是先建孔教学院，所以在购置场所时负上了两万多元的欠债。在得知该款项仍然还没有汇到孔教总会名下时，陈焕章来信敦促就很自然。这时，因为廖正兴已经去世，为了鼓励实得力孔教会完成先辈的规划，也为了感念廖正兴对孔教运动的支持，陈焕章表示在收到款项之后将设立“廖正兴先生纪念堂”。由于实得力领导层的更替，加上原来捐款的名目是为孔教总会在北京兴建会所和大学，而如今陈焕章需要将捐款用在香港的孔教学院，出现名实不符之嫌的局面也在所难免。当时将捐款用在北京已经是不切实际了。所以陈焕章以退为进提出了依原意拨给北京孔教大学，或拨给香港孔教学院两个方案。在“北京局面极难支持”的现实下，选择似乎是很明确的。之后，陈焕章柔性地提醒实得力孔教会，说“令廖先生捐助北京孔教总会之款，得为孔教总会之用。而孔教总会亦不至受捐助之空名”，才是对得起先辈的行为。末了，陈焕章还拉上当时的旅港潮州八邑商会会长为其背书。

实得力孔教会的回信今天已经看不到，但可以从陈焕章当年5月份再一次的回信中推知实得力孔教会的立场。陈焕章说：

至圣先师二千四百八十四年五月朔日。

伟南会长先生惠鉴：

顷接四月廿一日公函，喜悉尊处董事会议，议将廖正兴先生所捐北京孔教总会之款，计港币两万元，划一万元作置香港孔教学院之用，一万元作建筑星洲实得力孔教会之用。一则赖以巩固，一则赖以成立，一举而两善具备。命弟致函北京孔教总会诸董事赞成斯举。尊情择议之下，不胜钦佩。弟为孔教会奔走数十年，所设教会（？）多（？），无畛域之见。在港在星，何分彼此？况星洲为南洋总汇，非有自建会所，不足以资提挈。苟专此寄人篱下，不特无（？）严展，且恐无以自存。今得诸公注意及此，（？）道其南将于是乎？赖弟详以万分诚意，赞成斯举。现当北京危急时期，尤敢先行代表北京孔教总会全体董事，一致赞成。待事体大定后，乃由弟补形报告于北京，以求追认。此后凡关于此事与北京方面函商，统由弟负全责，无庸待函件之往来，集议之曲折，以省时日而速厥成。望即以贵会董事所表决在，迅即执行，无任盼祷。星洲既得此万元为之倡，则群策群力，自必一鼓而成。弟意以为，全钱之划拨，固毫无畛域，惟文字之声明，宜不昧来源，即此款，当表明“由北京孔教总会拨来，廖正兴先生捐款，港银一万元”等字样也。如此，于星洲孔教会，及廖正兴先生，均毫无所损，而南北一家，中外一体之真精神与事实，均于此表现。且于既往之历史，现在之实情，将来之关系，面面皆能周到。此弟一得之愚，料诸公必表同情。如不以为然，弟亦不固执也。至若划拨孔教学院之一万元，则请先生速命香港四海通分行上拨，以还债务。而纪念廖先生，且利各种进行。此后尊处进步情形，定必一日千里。伏望时常示慰为幸，专此即复。

敬叩实得力孔教会诸公均安。

弟陈焕章顿首。

纪念廖正兴先生，应用“正兴”二字？抑用“杰夫”二字？便望示知。俾得遵上李佩精先生函已转交矣。因星洲会所未确定，仍记蔡多华先生转交，恐防遗失也。[17]

显然地，实得力孔教会是提议将一万元拨给香港孔教学院，另一万元留作购置自己会所之用。这样的安排是陈焕章所能接受的。为了师出有名，实得力孔教会也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正式得到孔教总会的支持。但是由于时局的关系，陈焕章不大可能到北京和孔教总会其他董事会面，于是便表示由他全权代表负责。既然对于如何使用该笔捐款已经达到共识，陈焕章自然再次敦促实得力孔教会将钱汇出。

实得力孔教会在收到陈焕章五月初一日的回信之后，于民国廿二年五月十三日，假中华总商会召开董事会议。第二项议题就是：议北京孔教会陈焕章先生，来函请提在港存款事。次日，实得力孔教会会长李伟南回信答复了陈焕章。今天之所以还能看到回信的底稿，相信是因为实得力孔教会觉得事关重大，所以底稿才被保留了下来。底稿谓：

重远老先生雅鉴：

昨由蔡君多华，交到五月朔日封发兰教，捧诵之下，聆悉一切。敬于十三日下午二时，召集董事会议，以便早日解决，得免锦注。是日列席诸董事共阅台函，咸称先生度，如江海明并，日月无所不容，无所不照。香江孔教学院、实得力孔教会所，均赖先生玉成。殊深钦佩。

故对于先生函中所论办法，均经一致赞同、通过。存案要拨一万元作捐助香江孔教学院、纪念廖杰夫先生芳名，该款经向四海通银行更换港币壹万元，汇票系实得力孔教会汇交香港孔教学院及先生之名义。票夹函中，由邮挂号奉上，至祈察收是仰。

北京总会由先生完全负责，此间诸董事亦以该款系先生南来募捐所得，现既先生以北京总会已难建筑，因时制宜，而主张拨助星港两处之孔教学院、孔教会所，况同属孔教会之事业，实无相背，又安得不乐为赞成乎？

实得力孔教会建置会所，已举定四人负责担任，或建或置，均由四人先行主张，然后提交董事会议讨论。该四人及林金殿君、杨缵文君、林树森君，及弟。现在以地价、屋价均宜，诚建置孔教会一大好之机会。如经告成，当再肃函奉达台端，俾知一切。此复。

伫候德音并颂道祺。

实得力孔教会会长

至圣先师二千四百八十四年五月十四日。[18]

对于这笔当年由廖正兴主导筹到的款项，实得力孔教会和陈焕章都不无一点小尴尬。就如之前提到的，原来筹款的名目是为北京的孔教总会和孔教大学集资，而今却是要用来支付香港的孔教学院之欠款。而在实得力孔教会自身而言，款项虽然主要来自新加坡，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未曾将之规划为购置实得力孔教会会所之用。所以双方的妥协就造就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因此，所谓“香江孔教学院、实得力孔教会所，均赖先生玉成”，“星港两处之孔教学院、孔教会所，况同属孔教会之事业，实无相背，又安得不乐为赞成乎？”等语，就不是简单空洞的应酬文字了。

到了1933年5月14日，实得力孔教会通过四海通银行，向香港孔教学院，划拨港币一万元。同月23日，陈焕章和香港孔教学院司理如数收取款项，并回信告曰：

至圣先师二千四百八十四年五月廿三日。

伟南先生大鉴：

五月十四日，公函并汇票一万元，前日经已择收。今日弟偕同学院司理，雷君荫荪，已在四海通，如数收足。计揭项正于本月廿六日到期，此款适合还债之急需，谨先行奉覆。详情容后续报。专此。

敬叩实得力孔教会诸公均安。

弟陈焕章、雷荫荪顿。[19]

实得力孔教会汇去的款项正好赶上香港方面还债的日期。文南飞认为一万元港币对当时既无会堂又无学校、无产无业又寄人篱下的实得力孔教会来说，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再则，实得力孔教会诸多董事素有自建会所之心，于是在款项的处置上最终拦截一万元留待自用也就不难理解了。[20]无论如何，实得力孔教会在自己亦面对不少发展的难题之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自己帮助孔教总会的承诺，也确实呈现出孔教人士相互扶持、谅解的气度和精神。对于整个孔教运动而言，实得力孔教会的贡献也无意超出了“实得力”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