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得力：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回响

所谓的“实得力”其实是英文“Straits Settlement”中“Straits”的音译。在殖民地时期，这就是指今天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实得力孔教会的英文名称即是“Straits Confucian Association”。槟城和马六甲原来就有一定数量的土生华人人口，随着新加坡的开埠，不少土生华人也由槟城和马六甲南迁至新加坡。与此同时，伴随着19世纪以后的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社会混乱的局面，由闽、粤两省南下的移民也大量增加。1821年，第一艘中国舢板从厦门抵达新加坡。1824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人口调查中，华人占总人口10，683中的31％。[19]1836年之后，华人人口比例开始超越其他种族，直至今日依然。[20]1860年新加坡华人总数较之1849年，增加了一倍。而在1871到1901年的30年间，新加坡华人又激增10多万人。[21]

人们习惯上将这时期以后的南来者称为“新客”。如果按照大致的籍贯来分类的话，主要有福建、广东、潮州、客家、海南五大类。各帮派或前或后都开始组织起来，并肩负起为各自群体提供坟山、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责任。当然，有些公益活动是跨越方言群体的。文南飞认为在孔教会正式成立之前，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已经先后经历了自然传播和自觉传播两个阶段。他指出早期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儒家文化自然传播阶段可以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各个帮群自发承担本社群内部的教化功能，用传统的价值观如帮扶贫弱、尊老爱幼、奉公守法等处理内务，于潜移默化中传播中华美德；第二，华文教育以旧学为主，类同中国私塾，教学内容也是华人熟悉的传统文化，教学用语也多为方言；第三，侨校数量很少，规模也小，而且分别服务于各自的社群。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保留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仍然是华人社会自己的“私事”，而且不同华社内部各司其职，更多的是华人个体言传身授。[22]

1881年中国领事左秉隆（1850—1924）上任。文南飞强调了左氏深切地意识到了教育与思想灌输的重要性，并肯定了他积极倡导并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他还断言对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儒家思想传播而言，左氏居功至伟。在前辈学者的杰出研究之基础上，文南飞将左氏的主要贡献归纳如下：

其一，倡设会贤社。作为一个成人教育机构，会贤社以受华文教育的侨民为对象，每月出题征文，左氏亲自评改课业，且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昂士子。[23]而所出课题主要以儒家思想为题目，如“臣事君以忠”“君子学道则按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子以四教文”“言忠信、行笃敬”“满招损谦受益论”“致知在格物论”“人之行莫大于孝论”“学而不思则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等。[24]

其二，主催英语雄辩会。英语雄辩会专为受英文教育的侨生而设，每星期在领事馆集会一次，左氏亲任主席，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辩论，从而引导侨生注意中国时事。[25](www.xing528.com)

其三，积极展开兴学运动，提高侨民文化水平。左氏任期内，前后兴办起来的义塾计有：（一）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二）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三）小坡华人公立的乐英书室；（四）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五）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等。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26]

继左氏之后上任的黄遵宪（1848—1905）也积极推动文教。在传承上，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保存在儒家的经典之中，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学和私塾不断出现，作为传播儒家思想的主要媒介和空间，教材和学堂的作用自然凸显。与此同时，诸书室、文社、学会纷纷成立，儒家思想从百姓日用之间走进学堂里，再汇聚于知识分子的文社学会之内。[27]

在文南飞的分析框架中，自觉传播阶段的重点是在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运动，又称“孔教运动”“儒教复兴运动”或“孔教复兴运动”。学者对于这项运动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例如梁元生以1897年为起点，至1909、1910年左右逐渐“淡出”。[28]颜清湟则认为始于1899年，1902年有所加强，到了1911年达到另一高潮。[29]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这项运动的主要活动时期。文南飞指出这是一场范围广大、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孔教复兴运动。其涵盖范围虽然不限于新马地区，却以新马地区为核心。毕竟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及整个运动的中心都是在新加坡。孔教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从内部而言，根基于左秉隆和黄遵宪的兴学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已经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和仰慕之心。当时文风丕振、华文教育机构增多、儒生南来等诸项因素都为儒学运动奠定了基础。外部的原因主要是康有为等人领导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力却持续发酵。这时期保皇派尊孔崇儒的号召风靡一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当时，各种保教思想以及兴建孔庙、建设学堂的呼声在华人社会中普遍流行，反响巨大。[30]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场运动一方面是回应康有为为了配合维新事业而发起的政治化了的孔教运动，另一方面则按照当地华人社会的需求而发展出具有文化寻根意义和社会改革目的的本土化运动。[31]

当时参与这场运动的个人和机构之属性和背景不尽相同。例如由邱菽园（1873—1941）创办的《天南新报》曾一度近乎是孔教复兴运动的喉舌。该报不仅刊登中国孔教复兴领袖的重要言论，还报道其他各地华侨社会的孔教复兴活动，甚至开辟社论专页以作为新马孔教的论坛。一方面，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对新马孔教复兴运动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其曾一度公开呼吁支持孔庙的建立。而中华商务总会则发出纪念孔子诞辰的呼吁，吁请商家休业并进行庆祝活动。除了邱菽园所创报刊之外，他和当时的另外一位著名社会领袖林文庆（1869—1957），都是新加坡孔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1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召集同志集会结社、捐资献地、同游演说，又多次通过中英文报章及杂志积极宣扬儒学，影响及于邻近各埠，使崇儒尊孔之风，遍及南洋。[32]另一方面，清朝政府派遣的南巡官员丘逢甲（1864—1912）、王晓沧（生卒年不详）、吴桐林（1895—？）等亦可以被视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33]这群奉命到南洋促进商业的官员，在执行任务时也发表儒教文章和演说，鼓励华人兴建孔庙和现代学堂。依照学者的分期，这场运动可以分为2个阶段：以运动开始到1902年为第一个阶段，其后到1911年为第二个阶段。就运动的内容而言，“运动初期集中于孔庙和现代学堂的建立。运动的第二阶段始于纪念孔子诞辰，作为一个民族节日，但到后期，孔庙和现代学堂的建立又成了主要的内容”[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