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去世时，由众弟子所安葬，证据显示之后就一直存在由孔子后裔以及孔门弟子主导和参与的祭祀活动。然而这些活动的私人性质比较明显。汉代以后，孔子的地位才逐步在官方系统中得到提高。汉武帝虽然重视“表彰六经”，推崇孔子的学说，但是将孔子崇拜推至第一个高潮的则是想要篡夺汉家天下的王莽。到了东汉，朝廷祭祀孔子的制度更趋完善与尊贵，几代帝王甚至亲自到阙里孔庙祭奠。到了南北朝时期，因为不同政权在政治正统性上的竞争，在首都兴建孔庙成为必要的手段。孔子祭祀就随着政治需求扩展到阙里以外的地方。
到了唐太宗时期，李世民（598—649）在贞观四年（630）下诏命令全国的州和县都要设立孔子之庙，这无疑更大地扩展了孔子崇拜的范围，更为祭孔逐渐成为全国读书人的共同的重要文化活动奠定了基础。宋朝则进一步完善了孔庙的从祀制度。所谓从祀，就是在孔庙的大成殿以及殿外的东西两庑享受后人祭祀的各朝各代之主要儒者的制度。南宋理宗时期也因为从祀理学诸儒，使得以北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以及南宋朱熹（1130—1200）为主要成员的理学终于取得了儒学中的合法和主流地位。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更是开始以理学为标准考试内容。
明清两代，孔子的思想，尤其是儒学中的理学传统成为所有读书人在求知的过程中所必然涉及的内容。明清两代的朝廷在选拔文官时，最主要以及尊贵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又是以理学为重要标准内容。在当时的制度下，除了首都的最高学府太学，或称国子监之外，全国各地从省会到每一个县的行政中心都设有官方的学校。而学校并不是单一的建筑，而是和孔庙组成一个称为“庙学”的整体性教育以及仪式空间的。“科举必由学校”，所有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至少要有官方学校生员，或者俗称秀才的资格。而官方的学校又是和孔庙结成一个整体的。换言之，全天下的读书人如果还没放弃做官的梦想、放弃科举考试的话，他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自然包括了尊孔、祭孔等内容。然而在现实中，和学校组成一体的孔庙并不对民间开放。作为国家官方祭祀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官员和拥有功名的读书人才有资格参加在孔庙之内举行的祭孔仪式。明清两代五六百年之间，尊孔、祭孔，是读书人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其中，儒学自然也是在读书人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近乎无法取代的地位。但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国家的教育和官员选拔制度的。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御敕孔子后裔，说道“兹惟我国家之盛事，非独尔一家之荣也”。这虽然是在针对由孔子后裔出任曲阜知县的事，但也可以将之用来展示到了明清时期有关孔子的一切，无论是其思想的传播，还是其身后的祭祀等问题，都已经超出一家之私事，而是关乎全国的问题。[2](www.xing528.com)
由于孔子思想的普及化，以及儒学所处的崇高地位，“儒”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乃至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同样有着令人尊重的元素。于是所谓的“儒医”和“儒商”就成为在获取功名的读书人场域之外，同样为世人所重视的职业与价值。“医”作为一种拥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行业固然长期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在文化的场域中，这个行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份太崇高的选择。元代以后，更因为新的政治制度的局限与挑战，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选择了从事“医者”这个行业，在人们的文化建构中也开始赋予一部分医者“儒医”的雅称。[3]这使得具备一定儒学教育背景的医者在文化上和其他读书人的距离就拉近了。与此同时，明清商品经济的深化对于家族的策略安排也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家族开始让子弟在职业上分工，也就是说一部分子弟读书、考试、当官，另一部分则从事商业活动。如此一来，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资本才会有长期的保障。这其中也包括了许多经商成功的家庭开始向“儒”靠拢。因此“儒”和“商”在现实的生活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商人也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参与各种文人的文化活动，尽情地附庸风雅一番。“儒商”的说法就因此应运而生了，于是“商”就已经不再是原来“士农工商”的观念中必然地属于最低的一个社会阶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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