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堡刘氏宗谱修谱：传承传统，应对变革》

苏堡刘氏的第六次修谱在民国二十一年，那时候，无论就整个中国或者山西一省而言都是变革的年代。1932年的中国，国民政府方面早已经完成北伐，国共两党处在战争状态，当然国体变革已经完成，清政府和旧有的政治秩序已经一去不返。对于文化和社会的反省自然还有“五四”运动以来的种种讨论。在山西本省，阎锡山（1883—1960）已经失势，张学良（1901—2001）的人马正主导着晋省政治和军事。

处在这样的变革年代重修宗谱时，修谱者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抱有什么样的关怀？而为宗谱写序的外姓人又如何理解苏堡刘氏修谱的动机？又对他们怀有什么期许？

在20世纪30年代，苏堡刘氏的第十七世子孙中至少有两人出身于行伍，即刘璋麟与刘岑龄（生卒年不详）。其中，刘岑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也因为他们的缘故，这次修谱还请到了冯鹏翥（1891—1944）和杨澄源（1889—1970）两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写序。三篇外姓人的序中有两篇出自军人之手，四篇刘氏的序中也有两篇来自军人。这个现象本身又何尝不是那个战乱时代的一种折射？

对于两位国民党将领来说，修谱和时代的风俗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冯鹏翥的心目中，修谱和维系传统观念是互为表里的。所以对于刘氏的修谱，他会感慨道：“自革新以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虽在名流多置不讲。如刘氏之尊祖敬宗兢兢不暇者，有几人哉？可慨也夫！”[25]而杨澄源在他的序中所描绘的刘氏一族的和谐生活与他心目中的百年大族固有之风也是互为表里的。[26]

其实这次修谱的原发起人是刘右西（生卒年不详），而在他的心目中，重修宗谱的急迫性来自时代的变迁。他焦虑地希望宗族成员在清代的成就可以在族中知道前清掌故的老人凋零之前增补入宗谱中。他的姻亲回忆刘右西当年对于修谱的急迫性和意义的论述：“今国体变革已十余年，阶级之制久为时人所不道。而吾宗之宦游各省者实繁。”因此他希望“是时而从事修葺，将清代科名之先后，官职之崇卑，封授赠移之区别。吾两人虽未娴于掌故，犹得与识小之列。倘蹉跎因循，付诸后人手中，势必老成凋谢，谬误莫辨。不惟取讥于时，且将贻误于后。虽前代之功名无关体要，而过渡之谱牒必求详明。此宗谱之修葺所以不容或缓”。[27](www.xing528.com)

从上引的这段话中，我们知道民国二十一年苏堡刘氏六修宗谱时的两个核心关怀：第一个就是国体革命以后，族中老人殷切希望在时代巨变的洪流冲击下，尽快将宗族在前清的人物和事迹等增补入宗谱中。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族中老人对于一个已经逝去不返的时代所能做，而且迫切希望做的最后一件事。这种急迫性，是家族的，也是历史的。所以在刘恒杰的《跋》中，他也写道“国体改革易阶级为平等，及今时变未远。犹有一二老成娴于掌故。此时可为（修谱）而不为则贻误者也”。[28]

第二即是宗族繁衍迁徙，希望尽快整理的心愿。本文之前提到苏堡刘氏在祖村共有四支。这本身还是可以应付的，因为每次重修宗谱时可以令各支将资料补上。可是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中，要与已经迁徙在外的族人保持同宗的联系尤为困难。但是刘恒杰还是比较乐观，他说：“虽粤东一支，因时局关系，交通犹未恢复，函件未免稽迟。然不过时间问题耳。”[29]刘宝诗也认为“虽广东、河南、沙虎口三支，为时势不靖，信件难通。暂且阙诸以俟再修之补”。[30]

一代有一代的“宗谱”。不是说宗谱的内容被任意涂改了，而是修谱的目的和精神会反映时代的变迁和回应其挑战。关于这一点，刘岑龄的论述发挥得最淋漓尽致。他在历数了苏堡刘氏历代修谱的时间间隔后如是理解民国时代的修谱和之前的不同：“十六世叔风伯等公四修之，时当清光绪二十四年，迄今又三十三年矣。其间沧海桑田，人事奇变。大之国体改革，小之则宗党迁移，与夫学术思想之翻新，制度又为之增异。直接、间接莫不与吾国四千年相传之大家族主义有密切关系。”

那么在如此变局下的宗族和宗谱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刘岑龄浪漫地认为“顺潮流而衍世泽，后世之责势必有不容己者。矧本斯旨以发扬民族藉而大建三民主义之基，或则强孱弱之种，或则救积弱之国，跻国际于平等，造世界于大同。胥于扩充宗族斯赖”。因此他觉察到“今日之修，其所以继往者同，其所以开来者则异也”。[31]苏堡刘氏在民国时期六修宗谱中继往而同者，自然是指收族、尊祖、明亲等传统目的；开来而异者，当指刘岑龄希望通过宗族组织的建设（宗谱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而完成他当时建设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秩序的政治理想。我们同不同意他的理想是一事，他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人物对宗族和宗谱的看法则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