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政治：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回响

表面上看起来，霞中社成员对宗孟友善态度的一个原因是其南路参将的身份。和地方军事将领保持友好关系是他们从高寀祸闽以来形成的策略。与此同时，晚明的党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在宗孟莅闽之后，张燮在其寿序中就曾强调“夫南北互驰，涉世者多蹶，而御以公之真诚，则尽为一路；刚柔异使，在局者每歧，而出以公之剂量，则并契高符。能使有心人情好日隆，而黠者忘猜，涣者忘脆，则公之所调者大也”。[60]期许是美好的，但是宗孟之前是受到李三才（1552—1623）所赏识的。而李三才又是党争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李三才的主要功业之一是在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万历二十七年正是“矿税使四出”的年份，也是高寀被派往福建的同时。[61]打击税珰是支持李三才的人所乐道之事，这和漳州霞中社诸子是一致的。霞中社成员除了张燮对施德政的支持和在《东西洋考》中对税珰的笔伐之外，其余多人都曾经参与到不同的对抗活动中。例如在万历三十年（1602），高朝宪在回北京的途中路过福州，“适张嶷有海外征金之疏，事下闽，中贵人主之。中丞台不知所出，君为上三议以杜乡曲忧，事遂寝。虽持之者众，然君生长此中，语殊切至，故及君而定也”。[62]显然地，高寀的计划会将横征暴敛的触手进一步伸展到更多的闽南商船。朝廷命布政使回奏，虽然有不少人也向非闽籍的布政使提出了反对意见，最终是生长于月港所在的漳州的高朝宪以其在地的知识和强烈感情，成功说服布政使向朝廷提出否定的意见。又例如县志中收有吴寀的一篇《免云霄镇税纪》，讲述了高寀妄征云霄商税，当地民人如何抗争，知县积极斡旋其中，而事情最终圆满解决的始末。[63]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反映了吴寀对税珰问题的态度。

反对宦官的无理索求不仅仅发生在地方上，也自然在朝堂上上演着。郑怀魁时任职户部河南司，已经清楚看到国力的衰落。后来兼管广东司时，他又必须直接面对超额的珠宝要求。郑怀魁便毅然上疏据理力争要求裁减，疏中“臣不能使沙砾化为明珠”一语更是让人为之捏了一把冷汗。皇帝最终下旨减去十分之三。[64]

而徐銮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借明成祖长陵为雷火所击一事上疏请求废止矿税。他严厉地批评明神宗“明旨何尝不言修，而毫无意于修。明旨何尝不言实政，而无一事近实”。在徐銮看来“矿税一事，大谴在此。理乱安危并在此”。所以他责问神宗“前后圣谕，曾有一字及之否？诸臣危而请罢者，曾有一语批答否”？徐銮无法理解皇帝的不回应态度，毕竟“此非有所艰剧难行。皇上第下数行之诏，不烦拟议，不费经营。出群黎于汤火，收人心于未散，然后余政可次第举行”。他进一步强调如果再不废止，后患无穷。如今已“切见海内民心四乱十家而九，中州、福建，仅其萌兆。若一处事成，百处响应，分崩离析，呼吸可待”。徐銮重申神宗下旨废止就一定要贯彻执行，他感叹：“自古及今，人主曾有此矫诬？朝廷曾有此反复？昭垂万代，亦昭代简册之羞也。”这是因为“自矿税流毒以来，皇上兢惕之旨，臣所睹者及今而三焉。一儆悟于楚民之变，未旋踵如故。再儆悟于圣躬之违豫，又旋踵如故。今此异变逾迫，皇衷震动，未有甚于此时。及今不悟，终无悟期；及今不改，终无改日”。徐銮最后也强调“诏狱诸臣，彼皆忠贤。为皇上保护赤子，得罪于贼监，未尝得罪于天地祖宗，何为久锢幽圄？”[65]

然而霞中社成员和李三才的关系并不单单只是在宦官和矿使问题上的一致。其中徐銮更曾经是李三才的下属。张燮在徐銮的祭文中提到“君先在广陵，尝执手板而事淮抚，受知津梁。其在粉署，又与二三时名互相缔结，欲别流之谁清，未信泉之谁狂”。最终遭人攻讦，落职归里。[66]文字虽然简略，但是意思十分清楚。徐銮任职扬州时受知于李三才，到兵部后和东林人士有所往来。霞中社外围成员曹学佺在为徐銮所撰祭文中就提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徐銮中考功法，“公论讼鸣卿冤者如出一口”。曹学佺认为徐銮为世俗所议论者有两点，其一就是“代淮抚辩疏”。然而“淮抚以国士遇鸣卿。方其未经指摘时，岂不称江淮间一屏障哉？”当李三才开始被攻击时，徐銮拒绝落井下石。曹学佺说“世之以贪目淮抚，而即以鸣卿为证贪之人，鸣卿不受也”。唯一的问题是“鸣卿疏词过激则有之”。[67]

而远在漳州的南路参将宗孟，就曾经是淮抚中领军。张燮说：“李尚书三才风气豪峻，搏中珰如腐鼠，威棱所加，河山震慑。”对宦官的厌恶无疑是和霞中社成员的立场遥相呼应。而在李三才部下中，宗孟是为其所信任的。“浩然以真诚一片，雍容在事；李亦倒胆，与共相信”。更重要的是宗孟经常扮演劝解的角色。“李每霆电徂击，间顾中领军谈，则威重为少贬”。宗孟便是由李三才推荐升迁为游击将军，且“中领军如故”。后来“李淮抚既为朝议所攻，凡生平卵翼之士，多挟戈内向，用一以自完”。当时早已升任漳州南路参将的宗孟“每对客，屡屡谈淮抚有社稷功，绝不露诋呵只字”。[68](www.xing528.com)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即“徐职方銮则向司大柄时，习知宗将军贤，擢将军入漳者”。宗孟从李三才抚署中领军擢升为主导闽南一方安危的南路参将，竟是由同样受知于李三才的漳州籍徐銮所安排。这其中的关系不言而喻。徐銮里居之后，与宗孟“情好日隆”。而宗孟在任上去世时，“独一幼子在署中”，是张燮和徐銮帮他治理丧事。关于宗孟在世最后几天的情景，张燮有一段十分动人的描写：

是时，医者误用补剂，余为易医，而新医摇首反走。然君之所亲尚意其旦暮可霍然，不甚过虑。越数日，君体中转恶。余拉徐职方诣君卧内。君勉侧身曰：孟得生还否？其夜，健儿叩门呼余，余拉徐更往，则君已大渐，口似欲有所祝者而不能言，遂转身而逝。检其橐，不能满百金。余为唱于交知致赙佐之，然后能办襄事。[69]

这一段情谊固然动人，但其背后有着政治同盟的关系，有着地方士人拉拢军事将领的意图，都是不争的事实。由李三才、徐銮、宗孟形成的政治联系，到地方上由张燮、徐銮、蒋孟育等霞中社成员和宗孟形成的结盟关系，或者更抽象的政治立场上的李三才、张燮、吴寀、郑怀魁、徐銮等组成的反宦官、反矿税势力，都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当然，在面对朝廷的激烈党争中，蒋孟育是比较谨慎的。在所谓“迩者南北多岐，鹓鹭为敌国”的时候，蒋孟育选择了不参与。[70]终其一身，他都没有改变这一态度。张燮谈到“南北争构，诸大臣意有佐佑，辄为个中人所推戴，公屹然中立，元无附离，故洪涛荡岳，不至波漂，而拥护者亦少。满最候命，时用事大珰遣人诣公致殷勤。公正色曰：外庭安得与内庭私通？珰衔之，故加恩已奉，谕旨尚留中，半月始下”[71]。虽然在朝廷上选择了中立，但他也始终没向宦官靠拢，更不妨碍他与具备浓厚党派色彩的同社徐銮和南路参将宗孟的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