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的理学家族与地方社会的海外回响

霞中社成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按上引张燮的说法“社初举时，适有豪族之变。俗疵文雅，往往而然。红尘污人，未遑作记”。万历二十九年的豪族之变所指何事？漳州府志和龙溪县志均无线索。福建地区在17世纪前后的梦魇却是十分清楚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设市舶于福建，遣内监高寀带管矿务”。[27]高寀在闽前后共16年之久。

霞中社核心人物张燮除了《霏云居集》《霏云居续集》《群玉楼集》之外，现存著作中还有一部《东西洋考》。《东西洋考》共12卷，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是书第8卷为《税珰考》。关于为什么有这么一卷内容的问题，张燮在《凡例》中指出“纪税珰者何？曰：史不有《宦者传》乎？间一展卷，如久病暂苏，追念呻吟尝药之候，悲喜交集，乃国医之功，不可诬也。即附逐珰疏于后，如谱良剂焉”。[28]为何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正常赋役外的横征暴敛中，“税额必漳、澄之贾舶为巨”。由于月港的关系，漳州，尤其是海澄，是高寀的搜刮重灾区。

开始时，高寀还“每岁辄至，既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设于圭屿；既开税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阑出入，广搜捕。稍不如意，并船货没之。得一异宝，辄携去曰：吾以上供”。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高寀更是变本加厉。他“下令一人不许上岸，必完饷毕，始听抵家。有私归者逮治之，系者相望于道”。如此大规模地打乱海上贸易中的商旅、水手的生活最终导致“诸商嗷嗷，因鼓噪为变，誓言欲杀寀，缚其参随，至海中沉之”。这样的风声自然没有演变成事实，但高寀还是“宵遁，盖自是不敢复至澄”。除了月港的商税，深受高寀“开采之役”祸害的还有龙岩。[29]

对于晚明的漳州人而言，最大的敌人无非海上的外族，以及南来的税珰。张燮将之笼统地总结为“从古夷狄、宦官之祸，如奔涛荡岳，厝火燎薪，何代蔑有”？最严重的情况自然是两害的结合。张燮谓：“若宦官、夷狄潜合为一，以荡摇我疆圉，虔刈我人民，则古今未有之事，英雄难于措手矣。”[30]

事缘万历三十二年（1604）海澄商人潘秀（生卒年不详）和郭震（生卒年不详）带着渤泥国王的书信，勾结“和阑”（荷兰）商船，请求按故事在金门设立通商港口。时荷兰船只已经停靠澎湖。这样的要求被地方官员拒绝了。于是“红夷则遣人厚贿寀。大将军朱文达者，与寀厚善，尝以其子为寀干子。寀谋之文达曰：市幸而成，为利不赀，第诸司意有佐佑，惟公图之”。于是这位朱将军“喇喇向大吏言：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利，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不如许之”。高寀认定此事会成，还遣人“报夷，因索方物”。[31]朱文达是福建当时的镇守总兵官。[32]

荷兰商船的领袖麻韦郎（生卒年不详）因此“赠饷甚侈，并遣通事夷目九人赴省”。但就在他们“候风未行”时，参将施德政（生卒年不详）已经奉命处理此事。施德政一方面派人通知荷兰商船他们的要求已经被拒绝，一方面整军待发。荷兰商船知道不会成事，于是离去。高寀同时“上书为夷乞市。上俞中丞及御史言，置珰疏不纳”。漳州沿海居民“悉北向称万岁”。高寀“闻之顿足曰：德政乃败吾事”。[33]

高寀和施德政的矛盾自此形成。张燮在别处提到“往者棌搉之使，所在肆虐。闽以寀珰为政焉，而大将军正之施公实与之始终”。[34]施德政次年升调神机营右副将军后军都督。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施德政已经升任福建镇守总兵官，再次来闽，驻守福州。[35]当时原来的广东税使李凤（？—1614）病故，神宗下旨命令高寀“兼督粤税”。广东民情汹涌，扬言若高寀来粤，必定杀之。而高寀这时“遂造双桅二巨舰。诳称航粤，其意实在通倭。上竖黄旗，兵士不得诘问”。结果两艘大船都被福建都督施德政扣留了。到了是年的四月，高寀和福建商民终于暴发了致命冲突。高寀拖欠商人“金钱巨万”，于是商人聚集来讨。高寀“挥所练习亡命群殴之，立毙数人。余众趋出，复从巍漏射之，放火延烧民屋数十余家”。散逃之后的民众“次早，远近不平，各群聚阉署，约数千人”。高寀“露刃跃马，率甲士二百余，突犯中丞台”，挟持了福建布政使袁一骥（生卒年不详）。“时万姓走护，大兵徐集”中的军队调动，自然也由都督施德政指挥。高寀最终被弹劾，神宗调其回京，不知所终。[36](www.xing528.com)

在高寀的事情中，施德政的角色至关重要。张燮称许他道：“既而有和兰国之事，贿寀奥援以求市，闽祸且滋蔓，而公伐其始谋。最后有巨舰连倭之事，激变省会，劫辱重臣，事急则谋向岛夷作生活，而公防其未溃。”张燮甚至将高寀的恶行与土木之变的王振（？—1449）相提并论，毕竟都是“我国家夷狄、宦官之祸”。如果没有施德政，那么“使寀遂与夷合而无变计，东南半壁之天下，尚可言哉”？[37]

矿使问题是漳州士民的严峻威胁。这从他们纪念为了此事而和矿使周旋的地方官员一事上可以看出。漳州有“张何二公祠”，奉祀同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而先后以按察御史到漳州的张应扬（生卒年不详）和何淳之（生卒年不详）。张燮在其代作的《张何二直指合祠记》中描述道：

张之来也，会中常侍初政，议采议榷，所在恋卷，而漳为最。君委曲调停，去其太甚，三老犹能述。常侍金绯行部，意有所旁出。君时已病剧，强起争之，事赖中辍。未数日，而君遂不起矣。何之来也，会妄一男子张嶷有海外征金之疏，事已报可，下常侍。漳民汹汹，计祸且匝测。君肠一日九回，常侍幸过听君，议竟寝。然君亦复不起，积忧国之渐也。

张燮最后总结曰“惟夫两君之没也，为民也，两君自分其必没也；漳之祠两君也，亦为民也，民固更以两君不没也”。[38]

高寀在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福建，霞中社在万历二十九年成立。高寀在万历四十二年离开，霞中社也很快进入活动锐减的衰弱期。本文不是主张霞中社的成立和发展完全受到高寀在福建的暴政左右，而是认为要了解霞中社成员当时的心态、所形成的网络、结交的对象，都必须结合当时在全国政治层面的党争问题，尤其是地方上的政治形势和需求。否则霞中社成员的许多诗文就无法全面地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