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元和张婧雅在研究霞中社时将其活动分成三个时期，即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创社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张廷榜、高克正去世之间的“订盟兴盛时期”，以及从万历三十七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蒋孟育离世之间的十年为霞中社的“延续时期”和自万历四十七年到天启七年（1627）戴燝谢世的诗社“衰歇时期”。[16]虽然有几位外围成员，而且霞中社十三子的个人交游颇为广阔，但霞中社在成员结构上是个相对封闭的组织。除了之后加入的林茂桂和高克正，就不再有新成员的补充。所以，随着成员的死亡，人数下降和活动减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以活动的频密状况将霞中社加以分期，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尤其是张燮本身应该更能体会这其中的改变。张燮的同社友人中，除汪有询和陈翼飞卒年不详之外，张燮都为其他人撰写了行状或祭文。[17]
学者还指出：霞中社的意义在于它是在漳州“地区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有影响的诗社”，更重要的是诗社的成立乃“晚明漳州诗人文学群体意识的觉醒”。学者也感叹在明清易鼎的战火之中，霞中社文献的散失导致“后人很难去认知当年霞中诗社的盛事，也很难去评价这个漳州史上第一个诗社了”。[18]
若以霞中社为明末漳州地区最为人瞩目的诗社团体，那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要赠予霞中社“漳州史上第一个诗社”的称谓则有待进一步的商榷与研究。在张燮为同乡、同年举人黄鳌伯（1565—1596）所撰墓志铭中提到他们在甲午年（1594）同举省试，后来“北上罢归，与同年诸君及不佞燮，结社芝山之岫，君益务为奇”。[19]黄鳌伯在1596年去世，唯一的春闱机会就是乙未年（1595）的那一科。笔者并不清楚张燮所谓的“同年诸君”到底包括了谁。在1594年的秋闱中，漳州府共有30人中举，除黄鳌伯与张燮之外，还有后来霞中社的吴寀、徐銮、郑怀魁。[20]但如果张燮的记述没有错误的话，黄鳌伯就曾经在1595年和一群同年举人在芝山结社。而且张燮是参与其中的。
除此之外，高克正在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和万历二十年（1592）成进士之间，“曾与蒋宫谕孟育，家先辈时泰，及诸时名订‘喈声社’”。[21]虽然同样不知道“诸时名”指的是哪些人，但是结社时间无疑早在霞中社之前。两个诗社的存在让笔者觉得“霞中诗社的成立，万历中期涌现出一群水平比较整齐的诗人，是一个契机；在这之前，诗人数量较少，很难成为气候”的论断就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22]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将霞中社视为漳州地区“文学群体意识觉醒”的产品有其学科上的道理。在同一文学研究的脉络之下，王振汉在其对霞中社另一位主要成员蒋孟育的研究中就认为“文社也作诗，诗社也着文，作诗著文不是诗文社之间的根本差别，差别在于，一为纯粹的意趣结合；一为实际的功名之图的结合”。他进一步主张“诗社之中，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纯粹的诗社和养老、怡老性质的诗社的分别”。[23](www.xing528.com)
王振汉心目中所谓“纯粹的诗社”应该也就是“纯粹的意趣结合”。除此之外，王振汉也强调“文学风貌往往脱胎于某种诗社。易言之，诗社是文学流派的外在构成形式，而诗社对文学流派的产生具有主动的推波助澜作用”。更重要的是“明代文学流派往往有鲜明的宗传意识，在文学风格、文学创作上寻宗溯源，高自位置，更是一时风气”。[24]
诗社和文学流派的关系确实适用于对不少著名的明代诗社，甚至文社的讨论。然而霞中社成员并没有明确的共同文学主张，严格说起来也形不成流派。所以当学者认为霞中社成员“通过广交贤朋诗友推动了漳州区域文化的交流范围，大大将漳州文学推展到各地”时，所谓的“漳州文学”是什么就不清楚了。[25]想来并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诗歌风格或者文学主张，而仅仅是漳州士人的作品为一个更大的文人圈子所知晓。如果说霞中社的文学成就并无可观者，那它的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在晚明的漳州地区，霞中社的出现就只是一群意趣相同的人刚好相聚在一起？或者就只是模仿晚明其他地区的结社活动，是时代风气使然？
在重视诗社的文学性的大框架下，王振汉却又提及“漳州的士人，或在朝为官，或居乡结社，上下通气，十分活跃。最有名的当数‘玄云诗社’，‘玄云诗社’虽名为‘诗社’，但主要不在切磋‘诗艺’，而是关心时政，关注民生”。[26]玄云诗社就是霞中社。因为诗社设在玄云居，故亦有此名。在这样的描述中，霞中社就不是纯粹的文学诗社，更不是怡老团体。所谈到的时政、民生又具体是指什么？可惜学者并没有进一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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