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与弼的视野中虽然不强调世臣式的故家,但是在他心目中,有些家族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欣羡的。这些家族的共同点,就是先辈中有人属于理学传统的范畴,或是与理学大师有所往来。吴与弼的情感中有着强烈的对理学传承的向往,其中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和薛瑄的不同宗族观念,也包括了迥然不同的学风。[60]
上面提过先人世居洛中,而在宋高宗南渡时出任临川令的丰安程氏。在赞扬程氏修谱“大有功于名教”之后,吴与弼意犹未尽地发挥道:
虽然又有大者焉。程自得氏以来,莫盛于河南夫子。所谓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者。予年十八九时尝读子朱子《孟子集注》,至《无有乎尔之章》,掩卷太息,以为尽人也。惟夫子接不传之绪于千载之下,每诵其诗,读其书,想象其为人,恨不生于其时。又尝适楚,遥起敬于夫子所生之境,而极其瞻望咨嗟之意。嗟乎!高山仰止,谁无是心?[61]
这笔锋突然之间就转向对北宋理学大师程颢(1032—1085)的崇仰,这和丰安程氏有什么关系呢?吴与弼最后总结道:“(程)庸也,讲夫子之道于予矣。况为之乡人,又同姓,宜何如?”[62]请序者程庸是吴与弼的学生,所以说是“讲夫子之道于予”。更有趣的是,程氏原来世居洛中,是程颢的同姓同乡。他们虽然不敢宣称是程颢后人,但当吴与弼以此作为勉励学生的逻辑时,其对理学传承和家族历史的想象与向往倒是溢于言表了。
相比较之下,吕氏的家族与理学之关系是更能够被证明和宣扬的。但首先需要清楚界别哪一支吕氏。所以吴与弼在《吕氏族谱序》中一开始便说明:“剑池之南曰塘下,有吕族焉。居有先后,而派各不同也。其一曰吕王庙者,唐时派也。其一曰成公之弟祖俭,谪吉州,罢官寓剑池之木瓜林。子世隆由木瓜林而来。”吕王庙一支吕氏既然是唐代就已经迁徙过来,自然就不是两宋期间的望族吕氏之后人。唯有另一支吕氏才是和朱熹一起编撰《近思录》的吕祖谦(1137—1181)之弟吕祖俭(?—1198)的后人。而吕氏长辈与吴与弼是有“先施之辱”的深厚私交的。虽然吕氏先谱遭红巾之变而“幸存于某氏”,无奈“购未得也”。另一方面“故祠有碑勒临江孔氏之文,兵燹残阙无足征。自寺丞而上,据家藏誊录系图而书。自寺丞而下,据家世授受而书”。为了证明世系的可信,吴与弼为其解释道:
盖其族有徳玉翁者,元季寓钟陵。洪武中,来往故里,当此时年八十余。约其生,当在元中叶前。耳目所接去宋未远,凡世代迁徙之由,经履之概,历历能道。而国初乡邻遗老,往往知其世者,亦多传。
因为族中老人的年岁离开宋代不远,加上乡亲邻居的回忆,所以吕氏对族谱中的内容,尤其是可以证明自己先祖为谁的世系就深信不疑。吴与弼也选择了相信,他甚至“在三复之余,掩卷而叹”曰:
呜呼!秦汉而后,继孔孟绝学者,程朱氏而已。而申公父子际程,成公兄弟际朱。千载一时之庆,重萃吕氏一门,何其盛哉!予小子猥以不腆之辞,厕名芳籍之末,又何幸欤!而子孙能不兴起其仰止之心,而激昂其修徳之志也耶![63]
程朱在理学史中的地位不需要在此赘述。令吴与弼兴奋不已的是吕氏家族特殊的历史。在北宋时吕公著(1018—1089)、吕希哲(1036—1114)父子和二程兄弟同时,而吕祖谦、吕祖俭两兄弟在南宋时与朱熹同时。孔孟绝学之继是千秋盛事,而先人分别与程朱同时更是千载难逢的缘分。更令吴与弼雀跃的是,自己的文字能够收录在他所羡慕的这个家族之族谱中。当然,最后还是归结到他作为外人尚且如此,则吕氏后人更应该珍惜家族先人与理学先贤的缘分,奋起修德。
对于先人与理学先贤有所往来的钦羡,有时仿佛到了是非不分的程度。例如丰城于氏,吴与弼提到其“旧谱,既多已逸。彦实氏乃旁求密访,掇拾于残废之余,征诸铭刻之文,复谱之以请序于予”。而从这部复修的族谱中,吴与弼得知“其先山东之益都人,汉廷尉定国之裔曰元素字季友者,宋通判吉安,子孙因家南昌之丰城”的来历。更重要的是,之后有“曰华字去非者,号竹圃,与晦庵朱子同时。朱子尝赠以诗,有‘折节慕前修’之句。及至房州守,尽力兵间,甚有功忠”。易代之后,又有“曰友信字盛卿者,仕元为都昌尹,以赈荒绩进秩集贤提举,再迁龙兴治中兼知路事。子汝能以荫仕广东宣慰使都事。父子俱有存笔,率温厚和平蔼然仁慈孝友之意,是代以善相承者也”。可见仕元的父子二人也有可称赞之处。到了明代:
今其胤散居乡邑及乎旁郡。彦实以其尊府赘诸孙,是居敷山。于分最长,联属其宗,尊卑情文,不异聚居者焉。竹圃墓在邑之兴能坊,为人屋之者数十年。彦实累讼,经岁未决。一日奋然叹曰:“与其理于讼,孰若白于我耶。”于是斋戒沐浴十日,率其族之父兄子弟,躬畚锸者积日而圹以暴志以见。撤诸屋凡若干楹,乃敬修而封之,以复其初。人咸谓于氏谱既微而复著,墓既晦而复显,莫不庆其先君而贤其后人。予亦以验夫福善之机为不爽,又以嘉夫于氏中兴之有兆焉。[64]
无论从什么视角来看,这都是一个乡里的私人暴力故事。于氏繁衍多年,早已散居多处。其中,于彦实的父亲更因为入赘的关系居住于敷山。但是他辈分最长,于是非常积极地联络自己的宗亲,据称凝聚力强烈到好像是聚族而居一样。在于氏的历史中,号竹圃的于华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就是获得朱熹赠诗的那位,而这一层关系正是吴与弼非常看重的一面。据说他的墓在兴能坊,然而该地几十年来早已经是别人的房子了。于彦实先是诉诸法律,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他预期的结果,后来就干脆率领族众强行掘地,宣称找到了墓志铭证明其为先人墓地,然后就把人家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强行拆除。[65]吴与弼接着用庆贺的口吻,正面评述了于氏族谱的重修,以及先人墓地的重建。
于华不是于氏的始迁祖,也不是近世功名最显赫的人物。他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彦实,还是对吴与弼来说,都是基于和朱熹的往来。于是吴与弼最后总结道:
盖耳目一新之时,正激昂蹈厉之日。思昔圣贤不世之遇,而有以劝于学;思昔仕以敬其事,而有以进于行;思昔笃于家,而所厚者不敢以有薄,岂不愈贤矣哉。而将来之庆,吾知其汨汨乎川之方至也。虽然几不可玩志无容贰。彦实既分尊于族而协于其众,盍黾勉其往,以无失诸事会也欤。[66]
将先人和理学先贤的往来视为后人思以勤学的主要动力,无疑是吴与弼情怀中的浪漫想象。相较之于氏,金溪南山傅氏的家族历史在这一方面就更为精彩了。吴与弼首先花了不少篇幅介绍该家族的来历,分派别居的情况,以及在宋代组织社兵建立地方武装的历史。据称:
金溪未县时,为临川之上幕镇。傅氏其先,有伯仲曰行厢、行唐者,由上幕之五冈,析永奉乡之硖口庄。行唐居城上,行厢居东岸。东岸,寻更名曰鳝。行厢生师玙、师琼。师琼徙西山。师玙季子曰某徙掩坑。掩坑之四世曰商佐,徙鹤溪。鹤溪之六世曰公世徙南山。师玙白鳝之五世曰安潜,宋建炎初幕民应诏为社兵,累功荐进秩,授世袭,勅云父子兄弟将权世世之相传。族党比闾军士人人之素习。盖西山之后,曰安道及商佐,安潜子根,皆协力济功者。(www.xing528.com)
更重要的家族历史也是多代先人从学理学先贤的经历:
白鳝之九世曰子云,鹤溪之五世曰陆,俱事陆文安公。南山之四世曰景贤,从陆氏之后俊游。文丞相开府江西,辟玉山令,以率义兵。五世曰徳华,漱陆余润于外氏,即陆废基建学舍堂以事三陆,赎义庄以养士。六世曰筹,师草庐吴文正,仕元中书省检校,使闽浙,革命后归休田里。
傅氏先人有师事陆九渊(1139—1193)的,有参与文天祥(1236—1283)的抗金战争的,也有与陆氏联姻的,最后还有拜于吴澄门下的。此外,其十二世傅芳,是吴与弼的学生。族谱编撰自傅佑始,而“其易欧氏法,则自今日焉”。吴与弼是篇序文,是如此结束的:
予尝客归自浙,经芳里,假宿连洋,是为诸陆之乡,询其遗踪,与其苖裔,瞻盼其山川云物,而迟迟吾行者,非以夫人之贤哉!诚厥心以希贤焉!安知旷百世而相感者,不犹今之视昔也耶。有怀往躅,用策芳云。[67]
虽然他在此处也发出了诚心希贤的寄望,但是陆九渊和吴澄毕竟不是程朱,所以语气相对收敛、感情趋于平淡。这也许从侧面再次反映了吴与弼在理学系统中以程朱为尊的立场。而他所写谱序中,确实也有直接受业于朱熹者的家族。前面提过的吉塘张氏就来自这样的家族。五塘张氏中,官塘张就因为张洽是朱熹门人而最显赫。就连属于吉塘张氏的请序者祖孙三代人也因“咸叹思著作之为人,而笃循等于学”。吴与弼认为:“夫著作之贤,人当企效,况族胤乎?”他还劝勉张氏说:
然流俗滔滔,志绍其世者几,则张氏不其贤矣哉!呜呼!廓是心,用宏于徳,曷量其至耶,张氏勉乎哉!乌知他日之吉塘,不犹昔日之官塘乎?又乌知诸塘,不相观而起乎。张氏勉乎哉![68]
吴与弼希望吉塘张氏能受到先人从学朱熹的德范感召而努力向德,以冀有朝一日可以达到有如昔日官塘张氏的成就。他也同时希望五塘张氏都可以因此奋起。另外,家族历史中的理学渊源,有时是和吴与弼自己的家族有着联系的。例如:
昔临川饶迪功叔旸,受《春秋》于朱子门人张主一氏,遂世业焉。彭原李中山氏婿于饶,得是经以授先子。
饶迪功是跟着朱熹的弟子张主一学习《春秋》的。之后,李中山作为饶氏的女婿亦继承了这一脉络的《春秋》学。李中山又将该学传授吴与弼的父亲吴溥。此外,吴与弼和饶氏的私人情谊也很深厚。他提到:“饶于吾外氏五峰为世契,于不肖子为新好,是以饶君景德命其中子烈、长孙岳之来学也,予不敢以常师弟子例视,而烈情谊日洽。”之后,饶烈“告予以其尊公将刻所续世系于石,作堂于故址后岭而奠焉。于以致孝敬而合族属,愿先生有以发之”。[69]吴与弼于是为之撰写此篇《饶氏世系堂记》。他说:
予观梅边公之序谱也,从论旰抚诸饶,同出五代太守亮,而旰有亮墓。焉知未有亮墓时,旰抚岂皆无饶氏邪。又谓从兄楚林当之旰南象岸饶氏。其老人语以塘坑乃其分派,录谱归而寻毁。谱既无征,老人语未必可据为信,且不闻始派之祖为谁,事寥阔亦无足云也。惟曰:上可知者十一世,而开迹塘坑者不可知,是为的论。又云族盛于建炎,中微,逮族伯仲藏书万卷。谱云讳釜,年十二中神童科。仲讳鐆,即叔赐,年七岁亦中神童科。时大小神童,后之人知先绪者,梅边作谱之功也。小神童公之曾孙熙、寿,俱事草庐吴文正公之门。[70]
饶氏早年的历史不可全信,只有十一世之后的资料方为可信。最重要的是,其盛在南宋以后。他们不仅家藏万卷,还有大小神童之荣。其中小神童之后还成为元儒吴澄的学生。而这一点是吴与弼觉得有必要强调的:
见草庐、邵庵序记及伯宗吴公之志雪崖所续之谱。而熙教韶阳时,刻草庐所勉首尾吟于学之座右以敬勤师命云。夫宁不勃然以起邪?殆必有以蹑吴而企朱,以来侈塘坑之故事,而感此心之同然。于将来者不愈深乎哉![71]
饶熙出任韶阳学官时,将老师所劝勉的诗句刻于座右,可见吴澄对其影响之深。追寻吴澄主程朱之学的脚步而抵朱熹之教,自然如同恢复南宋时承继朱熹学脉之故事。吴与弼深信这对饶氏而言是深具启发意义的。
在吴与弼对宗族的理解和期许中,具有理学背景的家族最令其兴奋不已。有些理学联系是确实存在过的学术传承,有些则只是一些和理学先贤的往来,甚至有想当然尔的浪漫发挥。和吴与弼发生联系的家族中没有故家巨室,这在他看来并无所谓。对他而言,具有理学背景的家族,其先人的理学渊源既是刺激这些家族终将兴起的重要记忆,也是最值得欣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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