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和子孙的气脉之说是祖先祭祀和宗族联合的重要论据。吴与弼对此议题的发挥基本上和主流儒家思想无异。他认为：
祖者，生民之所自；而族者，祖之支。是以祖虽远而气脉贯焉，族虽众而本原同焉，此君子所以贵于尊祖而收族欤！然非藉于谱，则远者有时而或忘，众者有时而或离，谱所以追远而统众也，不其重哉！而世鲜克举之者，弗思耳矣。盖有祖非其祖，族非其族而谱者，弗思之甚也。是故人不可以无谱，为谱贵于无所苟焉耳。[49]
此段出自吴与弼为其从游于种湖且“励志于问学”的郡庠弟子所著的《五峰余氏族谱序》。序文开宗明义就说明了：源自共同祖先的宗族成员无论相隔多少世代，或是人数如何众多，都由祖先的同一气脉而贯通。因此尊祖收族是自然而然之事。由于世代久远和人数繁多，族谱的编撰是达到此目的之核心工具。吴与弼接着指出人们常犯的两个错误：一是没有认真思考修谱以尊祖收族，而更严重的是混淆祖先，紊乱宗族记录。所以人们不仅需要撰修族谱，而且务必认真，不造假。如此则吴与弼的血缘关怀就十分明显了。
因此，吴与弼所撰族谱序文的另一特点便是十分重视一个家族的历史，并特别留心迁徙和分派的记录。如果迁徙记录虽然久远但是清楚，分派情况虽然复杂但是明白，自然有助于保证族谱所应该保持的血缘传承记录之可信。故而一旦有机会，他在序文中都会不厌其烦地将之复述一番。尤其是当相关信息是由求序的家族成员亲口所叙时。例如大塘胡氏一众“奉其族之谱来告曰：始祖讳谅，居成都濯锦桥。二世讳让，仕于抚，因家大塘”，由此可知他们本是成都人，因为纨绔子弟的仕途来到了抚州。不过他们叙述的要点并不是始迁祖。纨绔子弟生七子“德、信、诚、义、居、寂、贵”，后来“其后族繁地逼，各卜其家。于是有厚郭之派焉，则寂其祖也；有田东、上郊之派焉，则德其祖也；萝溪之派，则义之后，而凤仪其胤也；东陂之派，则璋也其胤；薪坪之派，则明也、旸也其胤；昪也、埙也，世居大塘，而同为居之派焉。信、诚、贵，嗣已无续”。换言之，这个家族从纨绔子弟之后本来有可能分成七房，但是到了明初，信、诚、贵三支已经绝后。另外四房共有七派之别，其中列名请序的诸人是胡义和胡居之后，前者分别来自萝溪、东陂、薪坪三派，后者是大塘一派。胡德一支虽是长房，而且有田东、上郊两派，但是和胡寂后人的厚郭派一样，在请序队伍中似乎没有代表。[50]此一记述不只说明了迁徙缘由，也勾勒出了胡氏家族分派现状的大概面貌。
另外一支因为仕途而移民至抚州的家族是丰安程氏，而且迁徙的时代明确标明是两宋之际。“程氏世居洛中，至驻泊公仕宋，为太医令。高宗南渡，改临川令，因家临川之丰安市。”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此地繁衍，从南宋到明初向当时是临川地区的丰安以外区域扩散。后来又因为抚州地区在县级建制上有所改变，使得他们的籍贯更为复杂。据称“绍兴中割颖秀、惠安二乡属崇仁，而丰安属崇仁，即今之西馆市”。又加上“其后讳畿者徙侯原，讳渊者徙刘仙冈，讳平者徙铜山，讳才者徙大岭，讳利者徙金溪。庸之曾祖幼亨教谕徙五峰”，就可谓开枝散叶了。而请谱者程庸的曾祖父迁徙到了五峰，所以他们又成了临川人。反倒是在崇仁“仍丰安居者，仅二三家”。吴与弼不厌其详地叙述家族的迁徙分派，主要还是为了说明族谱修撰的重要性。“夫族分若此，苟无法以联之，不几于汗漫无统，而遂忘其先耶！”吴与弼认为，可以让分派复杂且已分居各地之宗族成员了解彼此亲属关系的系谱，是“大有功于名教”的。[51]
因仕宦入抚州的例子中，述溪方氏也很具典型性。吴与弼说：“方氏，其先安陆人。镇国君文仕元，为江西福建等处征蛮统制都元帅兼招讨使，封镇国公。子明威将军，仕抚州万户府总管，授世袭。五世总管君，伏节大明。洪武初，子孙家临川之述溪与崇仁之郭墟。”[52]如此则方氏虽然分派别居临川与崇仁两地，但是其来历始终很清楚。
分派的复杂也反映了不同房派之间并不一致的兴衰发展。例如张氏从抚州到南昌之后有五塘之名。据说“张之先三十六府君由抚州打鼓岭，徙居清江之官塘。二世熙，三世欣，四世彻。彻三子韬、简、超。简三子，一子徙下塘，一子徙渔塘。超三子，中子载徙西塘，季子建徙吉塘。建而下，亡其世次。今谱自可知而已。昔族分各盛其地，号五塘张氏，而官塘为最韬”。[53]吉塘一支的记载是吴与弼本篇序文之主，但从六世祖以下，记录就已经中断，是谱只能从当事人记忆可及的内容开始叙述。这一方面符合吴与弼关于族谱内容需要真实的要求，也反映了房派发展不均的情况。(www.xing528.com)
由于吉塘一支的成就不如在官塘的张氏，所以吴与弼劝勉吉塘张氏，“乌知他日之吉塘，不犹昔日之官塘乎？”[54]由于分派之后的发展不均，有些小房派在说明自己所属宗族时，就特别避免予人造假作虚的印象，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得到著名学者通过为其族谱写序背书。例如在景泰元年（1450）的冬天，吴与弼“游秋山之头，有立马拱道侧者，问而知为洪生也。后二日游其里，因以访之而识其族焉。明日作朋走风雪来谢。询其世，宋忠宣公之裔云”。这位在道旁有意结识的人，原来是南宋名臣洪皓（1088—1155）之后。洪皓有三子，皆有声名，其中又以洪迈最著。没多久，洪氏便提出了请序的要求。
未几，洪生奉先子伯朋所作族谱谒告，曰：“先世居余干，尝结昬丰城玕溪陈氏。元有陈仲益者，讲授洪都，髙祖伯仲游焉。虞文靖公以女弟归于我，遂因玕溪以居，而仲祖复余干。再世由玕溪析临川之狭源。先君著谱稿具，即物故。小子祯，偕诸父作朋，诸兄祥、重，相与掇拾遗墨，就正有道。愿藉重一词于夫子。九原为不忘矣。”
按照洪祯的说法，高祖那代先人有两兄弟，后来分居于玕溪和余干。其中一支又从玕溪迁徙到临川之狭源，也就是洪祯所属的房派。对此，吴与弼先是感叹洪氏祖德：“呜呼！忠宣父子，文学节义称天下，所谓旷百世而相感者欤。”接下来就劝勉洪氏：“接胤嗣，披珠玉能不勃如敛容哉！虽然，谱轻重系乎人，人贤否征诸德。勗哉！尔父兄子姓，悉其心以像贤焉。”而勤勉向德的最终目的则是：“俾他日临川之谱，与余干相交映而俱重，则足慰作者心，而奚假于予言。”[55]分派别居之后，旁支就更有需要说明自己的从属和来历，对此用心，吴与弼是赞成的。
多数时候，修撰族谱和组织宗族更需要的是毅力。吴与弼就很赞赏彭原李氏在这方面的努力。“按李氏，系出南唐。当南唐之二世，以大弟景达为抚州大都督，封齐王，居郡城曹家巷之庆延坊。则齐王固始迁之祖，而旧谱以宜春王从谦为第一世者，误矣”。首先他赞成李氏子孙一改旧谱的错误，以南唐齐王李景达（924—971）为始迁祖。之后，他叙述了李氏多次修谱的历史。“谱创于六世孙翠萝居士，自是代有谱焉。十二世孙叔权、十四世孙志道、十五世孙义安咸增修之。而叔权谓旧谱往往简略，遂推源寻派，访求悉纪，善矣。志道以书官、书名，寓劝惩为尚史例。时之序引者，同声相和，以为真得史氏法”。可知族谱由六世李翠萝所创，到了十二世李叔权续修时就更留意访求收录更多细节。尤为突出的是十四世李志道再修族谱时，加入了劝善惩恶的史法功能，并得到当时序文作者之赞赏。但另一方面，吴与弼认为不能偏离修撰族谱的本质，毕竟“谱牒不为尊祖、敬宗、收族而作，徒为予夺之书耶”？到了明初，十五世李义安因为“丁元季兵燹，器物图籍无寸遗。偶得先谱于兵士之手，遂加葺理”。因此李氏一族的历史虽经历“干戈抢攘之秋”，却能“拳拳谱牒而先绪赖以不坠”，可谓“义安之功也”。但是改革谱法以及通过祭祀先祖的活动组织族人，其实是最近的事。吴与弼提到：“其义例法欧阳氏，则自子俨二君始。族虽散处而情谊相属者，世守祀田，子俨君岁一举祀而会族之礼行焉。”[56]
家族迁徙历史和族谱谱法改革在吴营桥元氏族谱中同时可见。“元氏，其先河南人字子晳者，唐永泰中由进士令崇仁，子孙世居衙后之米仓巷。今则官易其地，以为县治之公宇，而元氏亦家礼贤乡之吴营桥矣。邑志载：县南五步有令君遗爱碑，刺史颜真卿为之书，久亡”。可知元氏在唐代时便因为祖先的仕宦缘故从北方河南乔迁至崇仁县，而且为官有声，曾经有遗爱碑志之。之后，“令君之十五世孙，宋咸淳进士凯，字仲和，号梅屋，尝续修其世谱，既逸”。则其族谱应该是在宋代首创，可惜也已经佚失了。随后又有了传记资料的补入，“十八世孙玙，字伯禹，母黄氏，读书知史，能记先系以传。自令君之二世至十二世，则益盛矣”。谱法的改革则在明初，由“十九世孙德高，命诸子贵渊、贵沂、贵源依旧系，仿欧阳氏以谱焉”。另一方面，元氏和吴与弼家族也是世交，吴与弼回忆道：“予幼侍亲京师，闻先子每乐道元氏。子孙来谒，必喜曰二元之后。”之所以强调是“二元之后”，是因为他们师从虞集的关系，所谓“盖二元者，伯禹、伯常为邵庵文靖公之高第弟子也”。吴与弼也赞誉元德高“蔼然故家文献之裔”。[57]
另一位江西籍的前辈官员杨士奇，在所撰写的族谱序文中经常发挥对“故家”的讨论和期许。常建华认为这是杨士奇“最重要的宗族观”，而族谱对于杨士奇来说“是世臣巨家的标志”。[58]与之相比较，在吴与弼50多篇族谱序文中，“故家”就只在前述元氏族谱序内出现过1次。元氏虽然也有出仕当官的先祖，但这个“故家”并不是以政治成就或者影响力为指标，而是与“文献”结合，强调了一种文化的传承。总的来说，通过家族迁徙的叙述和分派的情况以说明家族之来历，进而将血缘逻辑置于中心是吴与弼描述家族历史的重点。这一点和薛瑄所撰族谱序文的核心目的也迥然不同。对于薛瑄而言，族谱的功能包括了对祖先宦绩的记述。这些记忆的延续，将成为后世子孙努力通过科举和仕途彰显宗族成就的动力。[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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