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江西泰和宗族的迁居原因时，常建华提到了有两则从妻而居的例子。[35]吴与弼所撰《潭江潘氏家谱序》是为浙江籍的抚州训导所作，文中也提到其先“世居乌程之潭江”，而潘祥卿在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婿苕溪某庄而家焉”的事例。[36]然而在吴与弼所撰的族谱序文中，比起从妻而居，一个更为明显且重要的议题是有关于“复姓”的讨论。其中除了一个桐城的例子之外，其余的都是江西地区的家族。在这些例子中，修撰族谱的行为和恢复原来姓氏的举措是互为表里的。但也可以说修撰族谱是恢复姓氏的重要合法和合理性宣示。在《康斋集》的9个和入赘或改姓相关的例子中，有关家族改变原来姓氏的原因，主要和妻族或母族有关。[37]而吴与弼对于这些家族恢复姓氏的举指是十分支持的。
《长湖章氏族谱序》提到章文英“奉诸父之命来，告以其族之世”时说：“章氏，世居临川之白城，派分南楼北店，谱牒毁于兵，不可追其代序矣。”而文英自己的直系祖先章震，是“由南楼婿丰城方岳洲之朱，冐厥氏而家焉”。后来章原永又迁徙到南昌的长湖。章氏因为强烈感觉到“长湖一系仅存如线，惟负荷之弗任而无以永其家也”的压力，毅然“修谱复姓”。[38]
《上饶祝氏族谱序》中的家族倒没有迁徙的问题。据称“祝氏世居上饶，其乡灵峰佐溪之凤凰墩”，可谓来历清楚。某代先人祝高，因“赘某乡渭川姜启诜氏，遂冒其姓”。祝氏恢复原姓的故事有一个前提，就是所入赘的姜氏之子嗣问题需要先解决。姜氏年老无子，祝高因此力劝图后。姜氏原本认为：“暮境尚冀息耶？”祝高于是“扳诸姻戚，固以请，遂得妾生子”。在姜氏有子嗣延续血脉之后，入赘者的孩子就没有了传承姜氏香火的责任。所以祝高在临终时，嘱咐两个儿子恢复原姓并修撰族谱：“姜氏似续，幸有人矣。尔其复吾姓，修家乘丐文作者。”于是其季子祝永新“近以诸兄命，从其乡先生娄克贞谒予小陂，致先子之属”。[39]可见上饶祝氏视其复姓和修谱活动为一体，而吴与弼也欣然认同之。祝永新随娄谅访吴与弼于小陂，自然也是为了借重一代名儒的声望。
崇仁县务东周氏和吴与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吴与弼在为其所作谱序中提到：“周，吾母家也，世居务东。有文五府君者，娶裴氏。府君殁，二子皆幼，鞠于舅氏，遂因舅姓而家于裴坊，今四世矣。周君颜仲与其从子元昂，作谱以复其姓。”[40]周氏先祖因为父死子幼，所以投靠了母舅裴氏，甚至因此而改姓裴。虽然到吴与弼作序时，事情已经过了四代，周氏还是十分在意此事，因此到了明初就有了“作谱以复其姓”的努力。再一次证明恢复原姓在明初为人所重视，也清楚呈现出修撰族谱和恢复原姓之间的关系。[41]
临川五峰的朱氏同样也是因居丰城之杭桥的五世祖朱天瑞投亲而改姓龚。由于吴与弼为五峰朱氏作序时，族中的朱邦政和朱邦宪两人在其门下已有一段时日，所以他对于朱氏的历史也比较熟悉。所谓“五峰朱生邦政、邦宪师友于予久，故得其族之详”。但是复姓非轻而易举，不能草率行事，所以朱邦政和朱邦宪二人先是“谋于同门周邦大”，然后还“咨于其尊”。征求家中长辈的同意不难理解，可是为什么需要和同门商量呢？周邦大就是前述到崇仁小陂向吴与弼问学，而当老师寓居临川种湖时又偕郡学生员来学的吴门弟子。但是朱氏兄弟和周邦大商量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周氏本身就有恢复原姓的经历。于是在做了复姓决定之后，他们便“据祖笔宗派事实作谱，以复其姓”。这又一次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朱天瑞是因为在元代出任盐运司都目而“家于抚”，据说《五峰朱氏族谱》内还附上了吴澄（1249—1333）和虞集（1272—1348）等抚州先辈名人所赠诗文。因为朱天瑞“其从政也，所在著声”，所以“草庐称其为有用之器焉”。然而这个家族更为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其先本孙氏而嗣于朱”。对于他们由龚姓恢复朱姓，而不是完全恢复成原来的孙姓，吴与弼是不以为然的。他感慨道：“窃惜其并列二族，而未暇断以大义。”[42]虽然没有直接从祖先祭祀或者明确的血缘传承的角度立论，但是吴与弼对于家族恢复本姓，以及此背后所蕴含的传承关系无疑是十分看重的。
吴与弼在另外4篇族谱序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恢复原姓的事，但是其叙述内容却明确提及这些家族经历过因为入赘而改姓，之后皆已复姓的过程。这也许是因为恢复原姓的举动进行得比较早，不是该次修谱的重点。但是吴与弼笔下毫无回避之意，主要还是因为他既尊重一个家族的历史，也同时认同恢复原姓的正当性。
兵荒马乱的时代，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之际，正是常出现入赘情况之时。例如同安丘氏，原本“世居同安小南门同安坊”，但是到了“元季之变，志原大父济民挈家逃难，流寓同城。考君仲华赘于邑南何家圩周氏，因以为家”。祖父携家避难，到了父亲时便已入赘周氏。但是到了吴与弼写作谱序时，同安丘氏显然已经恢复原姓。[43](www.xing528.com)
宋元之际甚至有同一家族多代入赘的例子。如临川凤栖原周氏，“其先世居建康句容之鄢家巷”，后来出现了第一次迁徙，“号梅窗者，徙南康莲花峰下”；之后“梅窗生定式，宦游建昌之南丰，因家焉”；“而定式生纯仁，赘五峰黄知军氏，遂家郡城之仁孝坊”。所以周氏因为入赘的关系，从南丰迁徙到了抚州临川。他们在元代开始出仕，“纯仁生文明，仕元两淛盐运司提举。文明生立礼，盐运司丞。立礼生彦海、达海。达海主饶之乐平簿，尝修其世谱，虞文靖公为之序”。乐平主簿共有七子，其中“曰伯庄者生仲谦，赘窑前胡氏”，而“曰伯宗者，主南昌进贤簿”；进贤主簿又“生仲彬，由五峰赘凤栖原许伯高氏，遂家于楼前”；入赘的周仲彬有“四子：叔烱、叔焕、叔灿、叔熺”，周叔烱和周叔熺和吴与弼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之，凤栖原周氏虽多代入赘，但从吴与弼序文看来，已恢复原姓有时。[44]
当然，也有些入赘情况并非发生在战火漫天的岁月。例如临川五峰的李氏，原本“世居吉州谷口，讳让者字逊夫，登宋淳化进士第，仕信州贵溪令”。如果这段记录属实，那就是北宋初年的人物。尔后“让生杰，字孟才，赘于抚之临川幕原，因以为家”，[45]可见李氏在北宋初年就已经因为入赘的关系迁徙到了临川，何时恢复原姓则不得而知。到了明初，入赘一事就只是家族历史中的一个遥远记忆。
上面提到朱邦政和朱邦宪在修谱复姓之前，先是“谋于同门周邦大”。周邦大所属的家族又拥有什么样的历史呢？吴与弼在其序中提到周氏“自九一府君由郡城水西门赘于南乡杜家坑杜氏，杜无后而周益繁。今称韩家岭周焉”。[46]虽然具体的细节已经不可还原，但我们知道原来应该入赘以传承杜氏香火的周氏，后来成了当地人口较多的家族，而杜氏却销声匿迹了。周氏何时恢复原姓我们不得而知。但同样地，无论是当事人的子孙或者谱序作者，都将之视为自然的事。
在《康斋集》中，只有一例的改姓行为和入赘或寄居母族等背景无关：崇仁棠溪黄氏是因为逃避祸乱而改姓的。他们“本姓金，其先处州人。当宋高宗南渡时，金氏以武臣镇临川，居城西隅，子孙因家焉。莫详何代，以逃难易今姓”。黄氏先人在宋室南迁之际因为武职来到了临川，并从此落地生根。具体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从金姓改成黄姓，已无从考究，但从上下文的脉络看，改姓一事应该发生在南宋时期。因为到了“孝宗隆兴间，有细二府君者，徙崇仁颖秀乡之棠溪，是为棠溪黄氏”。吴与弼所撰写的序文是为黄克从所修族谱而作。黄克从则是秉承祖父遗志编修族谱的。序文称：“克从之先大父，远山公惧忘其本初也。克从生即名以金，少长且属谱焉，其用心厚矣。”看来黄克从名金，“克从”是其字。最重要的是，吴与弼深信黄克从的祖父不仅仅将编修族谱的重任交托给他，从其命名中还透露出祖父对恢复金姓的期待。但黄克从在编修族谱时，并没有借此进行复姓之举，所以关心姓氏恢复和其背后的传承关系的吴与弼才会进一步强调：“与其表姓于名，孰若复其姓之为愈哉！克从既继作谱之志矣，推命名之意以复姓，惟在一断云尔。”[47]对吴与弼来说，在名字中寄托原姓，远远不如干脆利落地恢复原姓。他呼吁黄克从既然继承了祖父修谱的遗志，就更应该继续思索祖父命名的深意，完成恢复金姓之举。
在《康斋集》所看到的例子中，因为入赘或依附母族而改姓的家族在条件许可下，或早已经恢复原姓，或在明初修谱复姓。唯一清楚知道改姓事迹而未有复姓之举的，是因为避难而改姓的棠溪黄氏。恢复原姓并不是改写一个字的事情而已。除了对自己的家族身份之认知以外，还有现实中的各种户籍、土地注册、生员记录等问题。入赘或依附母族的历史也许对家族认知的挑战比较大，所以此类家族都毅然完成复姓行为。棠溪黄氏在这一方面似乎就没有太大的压力，只要在历史记录中保留对原姓的记忆便觉得已经足够。可是吴与弼不是这样看待这些问题的。他对于修谱复姓的支持不仅反映了宋元以来改姓和复姓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更是他宗族观念的重要折射。虽然吴与弼没有从祖先祭祀、先人子孙同气等礼仪制度和血缘关系的角度立说，但是对于恢复原姓的支持，也就是对于姓氏传承的坚持，这背后自然隐含着深厚的血缘关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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