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序的书写与私人网络：海外回响

笔者在处理薛瑄所撰族谱序文时指出，向薛瑄请序的9人都曾经出仕，并且“多数可能是在任官期间认识薛瑄”的。[13]换言之，就族谱序文的撰写一事言之，薛瑄的例子呈现出的是一个官员之间的网络。他们不一定是在职务上有关系，而是说他们明确都属于仕宦阶层。如果一个作者是收取润笔费的职业笔手，基本上就会来者不拒，那他所撰写过的族谱序文或者其他纪念式文章的对象就会非常多元。又或者一个名满天下的士人是许多人求取序文的对象，而他本身又交游广阔，经常慷慨应允，那他所撰写过的序文对象应该也是很多元的。分析士人同意为之撰写序文的对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士人的交际网络，进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士人在某些事情上持有的立场。薛瑄所撰族谱序文的对象之单一性，以及序文中所表达的内容有着内外呼应的关系。和他同时期的南方理学大师吴与弼，其序作所呈现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若将前来向吴与弼请序的人们加以统计，就不难发现一些十分明显的特质。

表2　吴与弼所著族谱序之统计

如表2所示，曾蒙吴与弼撰写族谱序文的家族，有一半以上和他的学生有关，总共占了53％，而且地域的分布特征十分明显：47％集中在江西，而单单是抚州就高达总数的30％；细致到县一级的话，则可发现临川地区的学生在请老师撰写谱序一事上特别用心。但是这也是有地理之便的缘故。临川是抚州府的附郭县，而吴与弼曾经“近以省墓之故，侨寓种湖”[14]。这次在临川种湖拜省祖墓的时间大概在正统五年（1440）到六年（1441）之间。[15]因为临近府学，所以这段时间有许多郡学生员来向吴与弼学习。其中就有关系比较亲近的学生向他请序。吴与弼提到：“郡庠生李章游于寓馆之二载，以交之厚也。承乃父祖之命，请题其家乘焉。”[16]开始时吴与弼只是说“自予居种湖，郡庠生来游寓馆者十数士。予为题其家乘者三人，余忠氏亦继来请”[17]，但到了后来，请吴与弼撰写族谱序文的学生应该是越来越多了，他因此在另一篇序文中回忆道：“自予居种湖，郡庠来游之士，各修其谱。予皆不辞而序焉。”[18]所以诸篇族谱序中，有好几篇属于临川五峰和种湖的家族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从族谱序文的内容上判断，吴与弼侨居种湖期间的学生并不都是因为此一地理之便才与之有所接触的。例如他在《韩家岭周氏族谱序》中提到的周邦大：

曩承府主命，聘予小陂。已而，予徙种湖，裒然与其朋十数士来讲学于寓馆，而邦大桑梓尤近。故游从之好，问学之功，为尤笃。[19]

可见这位家居临川种湖的学生，早在吴与弼于崇仁小陂讲学时，就已经从游门下了。当老师侨居种湖时，他更是勤勉，还相约友朋一起前来求学。请吴与弼为其家族族谱撰写序文的学生自然不只来自抚州地区，另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区就是南昌，除此之外便是广信府的上饶县，吴与弼的著名弟子娄谅即出身当地。

江西之外，兴国州的汪鸿、汪潜两兄弟是因为州牧樊继的推荐来学。吴与弼谦虚地回忆道：“兴国汪氏鸿、潜二子之学于予也，其州牧樊侯，不知予之无似，徒以虚声误其辱。”之后“鸿归之九年，潜复领其合族之欢心，以诸兄从魁等所著世谱，请于不徳之文”。[20]

至于桐城的孤例也应该稍做解释。其实这个例子既可以归类为学生，也可以置于故交一类。吴与弼回忆自己在永乐丙申年间（1416）到南京太学省亲时途经同安，为李思诚“招致南庄之上，以教其二子性之、宜之，而季子尚在孩提也”。所以李性之和李宜之两兄弟是他早年的学生。再一次见面时已经物换星移。吴与弼说：“后三十有七年，重访旧游，则思诚与冡嗣久物故。”李宜之和当年尚在孩提的李崇之向吴与弼请序，他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21]

浙江乌程的潘氏家谱序也是一则可列为学生或者友人请序的例子。对于请序者潘宏道，吴与弼如此记述两人之间的渊源：“训导临川郡庠，访予种湖之上，而遣子学焉。再访予小陂风雪中，又联镳石井先陇，而登金石之台。”潘宏道因为出任训导而有机会和吴与弼接触，之后还往崇仁小陂访之。拜于吴与弼门下受业的是潘宏道之子。[22]

在了解兴国州、桐城、乌程3个学生例子的特殊背景之后，我们便不难发现，这将近半数的族谱序文对象，一方面既是吴与弼学生之家族，另一方面也可算是具备桑梓之谊。吴与弼名满天下，其学生来源自然也超出了江西的范围，但是就族谱序文一事而言，请序的学生却是高度集中在江西籍学子中。当我们考虑到有近另外4成的族谱序文对象也是江西地区的家族时，地域因素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了。(www.xing528.com)

一个颇为有趣却较难解释的现象是：吴与弼在崇仁的青云乡、移风里、四十二都、小陂村居住授徒多年，族谱序文中标明是崇仁籍的学生却无一人。然而在26篇因师生关系以外的私谊而撰写的族谱序文中，崇仁地区的家族谱序就有10篇之多。

在这26篇因私谊而撰写的族谱谱序中，有些是基于很直接的亲属关系。例如《临川陈氏家谱序》是为其姐夫的家族撰写，《务东周氏家谱序》《裴氏族谱序》则是因为母族的关系，而《孙坊孙氏族谱序》既有“忘年之交”的“友朋之谊”，还有基于祖母关系的“亲戚之好”。[23]另有一些家族属于和吴氏有着特殊渊源的世交，例如崇仁县四十六都的戴氏，其先人戴懋纯在“洪武初教谕邑庠。先子所事也”。[24]既然是先父吴溥（1363—1426）当年在崇仁县官学的老师之家族，而且还是同乡，吴与弼在面对如此特殊的关系时，自是会欣然应允为之题序的。和吴溥有师生情谊，并且跨代相知的世交，还包括了抚州郡城的彭原李氏。吴与弼回忆道：

昔先子学邑庠时，受《诗》于困学李先生，继受《春秋》于先生尊府中山君。予小子与弼于闻。孙子俨、族孙公迪，皆辱爱焉。而公迪数来讲于学。[25]

在叙述世代交往的情况时尚且自称小子的吴与弼，想必是十分重视这段渊源的。朋友的情谊也可以有多种复杂的交往方式和深浅的差异。所以吴与弼也会为“虽未识而问遗尝相及，情固通也”的丰城胡氏写序。[26]那对于交往更深的友人，他自然无法拒绝。他在出游时所结识的宋代著名士人洪迈（1123—1202）的后人便是一例：

景泰庚午孟冬，予游秋山之头，有立马拱道侧者，问而知为洪生也。后二日游其里，因以访之而识其族焉。明日作朋走风雪来谢。询其世，宋忠宣公之裔云。[27]

景泰庚午即是1450年，吴与弼60岁。洪作朋应该是慕名而有意结交的。又如同安黄氏和同安丘氏则是吴与弼“寻医问药之故，息肩桐城何家圩”时结识的朋友。[28]还有些朋友的情谊是更为深厚的，例如“予往旴江，两经其地，皆假宿”其家的临川凤栖原周氏。[29]

在诸篇族谱序文中，只有一位友人的乡里不明。吴与弼在该篇序文中就开宗明义说是“友人胡子贞，执其族谱一通见示”。[30]在江西以外地区，桐城友人的渊源上面已经述及。而在诸友人关系中，只有一位家在浙江余姚的杨文琳是吴与弼应聘北京时所认识。后来杨文琳出任江西参政时，因军务来到抚州，所以吴与弼才有了此篇应酬之作。[31]在这50多篇文章中，无甚情谊的应酬之作只有一篇：《丰城曲江熊氏族谱序》是托了吴与弼的朋友张循、戴禄来请，吴与弼原“以病辞”，但最终因为友人“婉恳请之，必欲得而后已”，才勉强为之撰写。但是吴与弼紧接着就马上指出“先正云：人之所以与天地日月相为长久者，元不在此”。此句出自南宋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朱熹曾经抱怨过：“道间人多来求诗与跋，某以为人之所以与天地日月相为长久者，元不在此。”[32]看来吴与弼和朱熹一样，因盛名所累，经常会面对各种诗文请求。而在他现存的族谱序文中，就有一篇自己不太乐意的请托之文，所以他在该篇族谱序中竟以“流俗滔滔，知德者鲜。安得起云谷于九泉以咨所谓长久者哉”为结语，既是推崇朱熹，也是揄扬族谱主人。[33]

基本上，抚州境内的各种亲属、世交、朋友占了此类关系中的绝大多数。加上丰城的例子，整个江西地区的私人情谊类别就几近族谱序文总数的四成。如果再考虑到学生关系中的江西籍占了另外的47％，则吴与弼撰写此类序文的地域性特征就愈加突显了。这样的特性和薛瑄对比时就更能呈现同时代的南北两位理学大师的选择差异。薛瑄虽然能够急流勇退，家居多年，但是毕竟也游宦有年，甚至一度入阁。他所撰写的族谱序文数量很少，且无一为乡里亲属或友人而作。其写序对象都是官场上认识的异乡士大夫，内容强调先祖的记忆对后世的启发，尤其是对家族通过科举获取荣耀并且出仕的重要性。[34]

吴与弼所撰的相关文章，则与之完全不同。《康斋集》中的族谱序文是《薛瑄全集》的6倍多，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乡里的学生、亲属、世交、友人而作。除了1位浙江籍的江西参政可以算是中层官员，其他族谱主人多只是生员身份或是布衣。两者的差异自然是和薛、吴二人的人生经历和社交网络有关。但是或许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在选择为谁撰写族谱序文时，除了偶尔拗不过死缠烂打的朋友外，仍有自主决定和选择的权力。至于吴与弼所撰族谱序文的主要内容，则是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