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懋之学由自得而来。他未尝拜于名师门下，也不属于任何学派。但是他无疑是以程朱之学为宗的。按其同僚罗钦顺的说法，章懋之学上承金华四位著名的程朱学派学者“何王金许”，进而上接二程与朱熹。[43]罗钦顺本身是程朱学派的支持者，也是阳明学派的挑战者。[44]他为章懋所作的《章枫山先生祠记》中直接将章懋笃信朱熹之学，与朱熹服膺周敦颐与二程夫子之学，和周程笃信孔孟作了类比。[45]
本文现在将进而关注章懋之学与思想，但必须声明的是本文主旨不在于讨论章懋的哲学。本文比较感兴趣的是章懋对于他所处的思想世界的评价，他对程朱正统学术的立场，他对一个新兴理学潮流的先锋们的看法，他对于为学之道以及学者和学生的角色的一般意见，以进而窥探他在明代思想史中的位置。本文将不会尝试和章懋“对话”讨论其哲学观点，而是希望从现有的资料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章懋的想法、焦虑、期望。
章懋认为为学不应该偏重居敬或穷理。此一态度左右了他对其他学术传统的评价。例如他认为浙中的陈同甫（1143—1194）、陈君举（1137—1203）和薛士龙（1134—1173）“只去理会天下国家”，所以只是“有末而无本”。另一方面，江西传统又只强调“主静”，如陆九渊（1139—1193）和其兄长陆九龄（1132—1180）仅溺于“存心”而忽略讲学，所以其学“有本而无末”。章懋只服膺朱熹之学，因为“惟朱子之学，知行本末兼尽，至正而无弊也”。[46]章懋对这些学术传统的评价并不仅仅是对宋代思想的历史反思，因为他相信这些传统在各自的区域还发挥着影响。所谓“今江西之学，还有陆氏遗风；浙中之学，还是事功史鉴上重”[47]。
和许多南方理学家一样，章懋接受道学传承的谱系。他强调道学在孟子之后便已中断，汉儒只是寻求经典和注疏的文字，却于心中无所得。因为这样的流弊，宋代二程兄弟才将“敬”字提出以作为教授学生的修身方式。但是在这个框架下，下愚者又迷失在禅学中。朱熹因此才强调了以致知格物为修身功夫。朱熹门下的下愚者，又流入支离，过度重视书本而专以“著书为事”。陈白沙目睹了后朱熹时代的为学的支离，便主张放弃读书也遗弃了“圣贤成法”，专在“求静”上图自得。章懋担心这会致使学者再次陷入禅学。因此章懋强调为学者应该“持敬致知，两下工夫方可”。[48]
章懋尝感慨：“学术自程朱沦谢，又大坏矣。”他认为“必须真圣贤出，方能救得”。[49]虽然两人私下相处得不错，但是由于哲学上的巨大差别，章懋心目中的“真圣贤”自然不会是像陈白沙那样的学者。[50]章懋曾经问陈白沙：“人来就学者，如何开发之？”陈白沙认为“今人沉溺于名利污浊之中”，所以会“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胸”。章懋回应说：“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如何合？杀怕流入老庄去。”但陈白沙坚持“使摆脱得开，方好向进”。因此“此亦救一时之弊也”。[51]
在章懋的理解中，陈白沙是“欲捐书册，不用圣贤成法”，但是白沙自己又“不免流于作诗写字之间”。[52]显然章懋认为这样的矛盾会妨碍陈白沙的学问，但是章懋还是欣赏陈白沙的个人涵养的。章懋指出“天下学者，致诚未至，动不得人”，而只有陈白沙“动得人”。[53]章懋因此认为“当时人物，以陈白沙为天下第一流”。[54](www.xing528.com)
但是谈到个别人物的“出处”时，章懋是以吴与弼为“第一着”，陈白沙为“第二着”，罗伦为“第三着”，又谦虚地认为“我辈又是第四五着了”[55]。这引起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的注意，觉得章懋“推尊吴与弼太过，则颇有所不可解者耳”[56]。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章懋品评人物的标准不仅仅在于论其学，而同时主张“论人物，当推心术”[57]。《提要》作者也提到章懋在《枫山语录》中“评陟人物，于陈献章独有微词”。但《提要》作者其实并未考虑章懋对陈白沙的整体态度。我怀疑作为清朝中叶的学者，他们对心学先锋陈白沙是有偏见的。
对于学者出处，章懋是有所保留的。他首先强调“学者须耐辛苦，不要有富贵相”。基本上，“圣贤作用，与随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58]章懋本身的生活经历显示了他是一个可以承受贫困生活的人。对他来说，如果为坚守斯道，物质财富甚至是生命的放弃都是值得的。章懋自己是“居常处困”，但每次当他读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而“民到于今称之之语”时，便不禁“觉自警拔”。[59]章懋相信伯夷、叔齐的行为一定会被后世传颂，而他也从中找到安贫乐道的道德勇气。
然而理学系统中有关守困安贫乐道的基本理想来自颜回之乐的讨论。《论语》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60]此外，上文也提及陈白沙会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论语》中孔子赞赏曾点的“浴沂”以激发他们。对于曾点而言，一种平和心境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是最高的追求。陈白沙正是被这种心的能力以及最终和道的一致性所吸引。
章懋在答复郑纪（1460年进士）和贺钦（1437—1511）的书信中，讨论了孔颜乐处和曾点，也谈及邵雍（1011—1077）和庄昶是否得其真乐。章懋认为“谓天理人人有之则可，谓真乐为人人有之则不可”。要得斯乐，还是需要博文约礼，先由学问之功。此外“处顺境而乐之者易，处逆境而乐之者难”，故颜回之乐比较难。章懋也不同意陈白沙以为庄昶已经得此真乐。他希望陈白沙、庄昶和贺钦等人不要自满并继续以颜回为学习榜样，则“其所得之乐又有大于今日者”，并且到那时候，“道统之传不在兹乎？”[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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