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懋生平简述及其对时政的担忧与复出

章懋字德懋，号闇然子，于1436年6月28日出生于金华府兰溪县（今为兰溪市）。金华在理学传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亦是何基（1188—1268）、王柏（1197—1274）、金履祥（1232—1303）、许谦（1270—1337）的家乡。“何王金许”四先生将朱熹的学术从南宋传承到元代。元朝末年和明朝初期的浙东理学家便是他们的直接传人。

然而，自从方孝孺（1357—1402）因为勇敢地拒绝接受永乐皇帝的篡位，而导致包括其弟子在内的十族被株连之后，浙东学派的传承便中断了。但是在浙东士人，尤其是金华学者的心目中，“何王金许”的传统依然重要。他们仍然是朱熹正统学术的继承人，这也是金华被誉为“小邹鲁”的原因。这样的情结在章懋处特别明显。[6]

据载，章懋在1451年开始向一位叫凌宗政（生卒年不详）的人学习《易》。[7]我们对此人知之甚少，章懋之后也罕言及。我们只知道此人来自姑苏，并于1447年起开始担任县学教谕。[8]地方志中的章懋传记也仅提及他入县学，并无证据显示他们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特定的师生关系。传记称章懋1451年入县学时是15岁，和《年谱》中的记录相吻合。在其侄儿章拯（1479—1548）为章懋所撰的《行状》中述及了章懋15岁入县学时的积极求学态度，尤其是在《易》的探究上。[9]《行状》也谈到人们给章懋的劝告，说《易》过于抽象，不利于科举的准备。但是章懋越发自信，也越发努力钻研《易》。[10]

1466年，章懋会试第一，之后任翰林院庶吉士。[11]他有一封题为《登第后寄乡先生》的书信。章懋在信中提到自己“区区从事于呻吟占毕者十余年”，而“今者奉亲命就试春官”。如今登第之后，他想“释去举业之累，得以专志于学耳”。他认为自己“所言者不过蹈袭腐儒常谈，何能有裨于君德，有益于时政哉！”章懋还说自己“幸科举之就手，慕荣利而动心，则愚岂敢？”所以“先生素知某者，故敢布其所怀”。[12]

为何语气如此谦虚呢？章懋弟子姜麟（1487年进士）所撰传记称，章懋在翰林院期间所作诗歌全为述志之内容，而所撰文章尽以言道为事。[13]翰林庶吉士是一个清贵之职，据汉学家Charles Hucker的描述，那是新科进士中被视为具备文学才华的潜能者才能入院读书的新职位。[14]章懋在其作品中似乎并无太多展示文学才华的潜能的兴趣，而更多的是报国之志、忧国之心。[15]这些作品偏离了人们所认为“具备文学才华的潜能”者该创作出的鸿文，大学士中甚至有极其厌恶章懋而几乎欲将之逐出翰林院者。[16]

另一方面，在章懋入翰林院那年的中秋节，大学士们测试庶吉士的文采。章懋所赋毫无意外地充满对时政的担忧。据说当时的太史读之不禁为其所动，称章懋为真正视天下为己任者。[17]其他大学士如刘定之（1409—1469）和柯潜（1423—1473）也极为赞赏章懋，鲜少改正其作品。[18]

后来章懋循例升任编修。入翰林院本是新科进士事业上的好开端。但章懋仕途很快便出现危机。当时，皇帝下旨命令为即将到来的元宵张灯赋诗。章懋非但不从命，还认为皇帝不应该耽溺于享乐。他和同僚庄昶（1437—1499）与黄仲昭（1435—1508）商量之后，非但没写元宵灯火的诗歌，反而联名上呈了《谏元宵灯火疏》。皇帝为之动怒，下令廷杖贬官。章懋原被贬到临武出任知县，在其他官员的求情下，改任南京大理寺评事。[19]

有学者误以为章懋等是因为元宵赋诗被杖责。其实，他们非但不是因为写了灯火诗受罚，相反地，是因为拒绝写灯火诗，还上书进谏，因而被处置。[20]他们同年的状元罗伦（1431—1478）之前已经因为其他事被贬斥，所以此四人被时人称为“翰林四谏”。虽其举多为后人所推崇，但也有人认为章懋、庄昶、黄仲昭失之鲁莽且不谙朝廷的惯例。[21]

沈德符（1578—1642）便认为成化年间太平繁华，元宵张灯根本算不上奢靡。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翰林本就是文学陪臣。沈德符还指出就连宋代的欧阳修（1007—1072）和苏轼（1037—1101）那样的君子也会为节令创作并且上呈，而他们的美名并没有因此而受损。[22]

章懋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对清明政治秩序的关注和对上呈皇帝的玩好之物、鄙亵之词的不满。身为理学家，他在翰林院所作均为忧国忧民的内容。即使在这份受到争议的奏疏中，他提醒皇帝当年宣宗的《御制翰林院箴》有“启沃之言，惟义与仁。尧舜之道，邹孟以陈”之句。[23]如果章懋能够有机会回应沈德符的话，就一定会提起苏东坡在柳公权（778—865）作品上的补充。(www.xing528.com)

话说唐文宗（809—840）有诗句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联句云：“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苏东坡后来又补上4句：“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24]章懋评论道：

唐之叔末，宦寺柄国，藩镇弄兵，赋役繁重，民不堪命极矣。文宗君臣，正当焦心劳思，相与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为意。方且从容联句“爱夏日之长，而乐熏风之凉”。呜呼！此日此风，特文宗君臣乐之耳！彼夏畦之农夫，边城之戍卒，宁得而共之耶？文宗生于深宫，其不知稼穑之艰难，未足多让。为公权者，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规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咏美之。难乎免于容悦之罪矣！君臣上下，无志于民如此。唐室所以不竞也！[25]

从此处可见章懋心目中有关文学与君主之关系的大概。章懋贬官之后便没有机会向皇帝进言。他到南京上任，也很胜任。[26]当他在大理寺的任期于1471年任满时，他请假回家省亲。[27]1年之后，章懋升任福建按察佥事。[28]在3年任期上，他处理了好些事涉海外贸易、银矿、赈灾、镇压盗匪、复查刑案等工作。[29]章懋有一封写给罗伦讨论乡约的信函正是在福建任上所写，本文之后会再讨论。[30]

1477年，章懋以多病和不堪任为理由上书要求致仕。吏部尚书本来不同意，但因为章懋的坚持，所以奏疏便送达御前。[31]当章懋回到家乡时，有提学建议为他兴建书院，却被章懋拒绝了。[32]于是章懋开始在枫木山教授学生，人们称其为枫山。[33]

1488年为弘治元年。从新皇登基到1503年之间，诸臣交章荐举章懋复出，但一直为其所拒。[34]除了直接去函吏部尚书之外，章懋也多次写信拜托旧同事和朋友，希望他们阻止对自己的任命。其中包括自己在北京的学生们，嘱咐他们向有关官员代为转达不愿复出的要求。[35]章懋所持理由基本上是自己多病、父亲难老、才不堪任这三条。[36]

但是到了1501年，65岁的章懋被命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一职。朝廷此次非常坚持，而任命是章懋父亲去世之后6个月下达的。章懋的侄子章拯当时在京考试，章懋令他为自己上疏辞免任命。章拯成进士之后再次为之上疏。然而章懋以体衰和父丧为由以避免赴任的请求被拒绝了。朝廷虚位以待之，并命另一位著名学者罗钦顺（1465—1547）为司业以暂摄章懋祭酒之职。[37]之后章懋又连上二疏乞免，可是吏部和皇帝都坚持要他复出。[38]

章懋在1503年上任。南京国子监的太学生们庆幸章懋终于到任，深以为得师。[39]许多学生敬佩章懋早年的激流勇退，折服于其学问。例如将成为下一代理学大师的湛若水（1466—1560）当时已经从太学还乡，但得知章懋上任，便回到国子监继续学习。[40]

1年之后章懋上疏乞休，被拒。又次年，章懋再上疏，结果仍是一样。章懋到任的第三年为正德元年，章懋第三疏乞休。这次，章懋上疏之后便停止履行职务，诸生为此还前往南京吏部要求章懋留任。1个月之后，章懋第四疏乞休。又过5个月，连同自己的述职奏疏，章懋再次提及致仕。是年秋天，章懋第六疏乞休。在多次为皇帝拒绝之后，章懋径自挂冠还乡。他在1507年第七疏乞休时，实已经回到故里方接到恩准养病的消息。[41]他改变了策略，是乞恩养病而不是要求休致。一直到1508年章懋第八疏乞休时，他才正式被准致仕。

从第二次致仕到去世之间，章懋接到正德皇帝先后命其升任南京太常寺卿、南京礼部右侍郎，和嘉靖皇帝命其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的旨意。但是章懋的第二次致仕是其最后一次，祭酒之职是他最后实际出任的职务。[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