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礼部初奏
礼部在给穆宗皇帝的第一份回奏中首先提及赵輄和周弘祖隆庆元年之请，并将韩辑等人，雒遵和马三乐等人的上奏巧妙地包装为对之前请奏的回应。[62]礼部如此回复主要是为自己开脱，否则不容易解释何以隆庆元年上谕翰林院等讨论后便无下文。观韩辑等三疏之内容，不难看出这些都不是对前次请祀者的回应和讨论。因此三疏是韩辑等人的请祀奏疏，有别于嘉靖十九年诸儒臣的讨论奏疏。[63]
礼部在回奏中接着指出“以我明兴二百余年，道久化成，名贤辈出，乃至今未有一人沾俎豆之辉者，岂真无其人哉？”其实是因为“公论必持久而后定，旷典必待时而后行。诚慎之也”。那么有关薛瑄从祀问题的公论到底如何？礼部的立场其实是倾向请祀者的。回奏表示“稽之我朝，理学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师传，独契正学，上接孔门不绝之续，以为百世后学之依归，则实薛瑄为之首倡矣”。说到嘉靖十九年的讨论，礼部在回奏谓“其与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协者，亦以礼宜慎重，姑俟将来。至于瑄之人品，未有或訾之者也”。
在此回奏中，薛瑄无疑是公论所允的理学第一人了。唯一需要的只是时间的积累。那么如今是否是时候了呢？回奏没有直接说明。但是礼部仿佛和韩辑等人有着同样的焦虑与急迫，认为对此问题的讨论不可拖延下去，回奏说：“若复仍拘往例，再行各衙门撰议，诚恐作舍道旁，久延岁月；至使一朝盛典，又徒托诸空言矣。”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发生，礼部支持诸臣“廷集会议”。
更重要的是，礼部志在有一一致之决定。回奏指出在此廷议上“如有意见未同者，不妨面相质难，评列是非。务求至当之归，俾成画一之议”。然后才“会疏上请，恭惟圣明裁断，敕下施行”。穆宗皇帝批准召开廷议。[64]
从对薛瑄的评价和对嘉靖十九年的记述，到支持廷议的召开以避免此事又再次无疾而终，到在廷议前先声明要求有统一的结论；仿佛廷议未开，而礼部已经作好将薛瑄神主奉入孔庙的决定了。可是礼部也不一定真能左右廷议上的讨论。是哪些有利的因素使得廷议结果如韩辑等人与礼部之所愿呢？
2.廷议报告
从穆宗皇帝准许廷议的召开到礼部上呈有关廷议的报告，前后不超过5日。可见此廷议在得到批准后很快即召开了。什么人出席了廷议呢？当时撰写廷议报告的礼部尚书是潘晟（1541年进士），他自然在场。可是史料中没有其余出席官员的名单，除了知道“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国子监、科道等官”外，级别最高、地位最崇、威望最隆者，为廷议报告中直接提到的唯一一个人，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管理兵部事，杨博”。
如前所述，蒲州人杨博之父杨瞻，即引起嘉靖十九年儒臣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奏疏作者；杨博亦即配食于河津县薛瑄专祠的薛瑄弟子杨谌之曾孙。杨博原已谢病归里，但以知边事而为朝廷所重的他，在大学士高拱（1513—1578）的推荐下再起。虽复归里时所任之吏部尚书，但以其掌兵部事。杨博大概于1571年7月还朝，故出席了9月的廷议。[65]
杨博虽然以其对边防等问题的精炼而留名史册。但进士出身的他自然对理学也是熟悉的，而且还可能有一定的家学背景。这一家学又无疑是河东一脉的。杨博对于那些活跃于讲学活动的官员是很有意见的。在主持1567年的京察时，杨博大黜活跃于讲学活动之官员，尤以浙籍为多。另一方面，晋籍官员则无列下考者。攻击者弹劾他“挟私愤，庇乡人”，但不为穆宗皇帝所接受。杨博更曾直接讥讽阳明学派的耿定向和罗汝芳（1515—1588）为伪。杨博甚至主张无论内外官员，若还是“倡说妙悟，流归禅寂”，吏部一概署其为下考，而此意见为穆宗所采纳。[66]
在杨博乡人、姻亲、同事张四维（1526—1585）的理解中，杨博在1567年主持京察时，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重整士风。据张四维说，当时“士习稍颇以禅解谈性命”，而这种轻视世务的士人之风“几东晋清谈风”，而且已经是“奔趋邪径，公相标榜，肆不知耻”。因此杨博利用京察“痛裁正之。凡诪张者，无得售其术。其风渐熄”。[67]
我们现在需要再仔细看看潘晟主笔的廷议报告。他首先呼应了嘉靖十九年诸儒臣讨论从祀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对从祀标准因时而异之新范式的同感。报告接着明确以薛瑄为“一代理学之冠”，进而叙述其学行，并及其“行履之大略”“著述之大旨”“树立之大节”。至于廷议的举行，是因为“前后建议及此者，盖累十余疏。而盛典久虚，群情日切。今言官有交章之陈，而礼臣有会议之请，及时举行，诚有所不容后者”。
那么廷议之上有无反对意见呢？礼部报告指出“查得先年间有异同之论，或以瑄少著述。不知学贵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书且十余万言，不为不多，诚未可以是而少之”。另一个反对的意见是基于“宋时如罗从彦、李侗诸儒，尚未遍祀；即我朝理学诸臣，亦多有应祀者”。但是礼部反驳道：“不知讲求于大明之后者为功易，兴起于绝学之后者为力难。而国朝倡明此学者，则惟瑄为首，是又未可因是而泥之也。”[68](www.xing528.com)
我们不难想象，此二条反对意见极有可能是在廷议上为反对者所提。但礼部报告以“查得”冠句首，则此二条反对意见顿时成了礼部研究此课题之档案后，总结得来，且轻易便能将其一一驳倒。如此一来，礼部在请允举行廷议的回奏中所希望的“务求至当之归，俾成画一之议”即完美实现了。但如此是不是欲盖弥彰呢？廷议上真的没有出现“面相质难，评列是非”的现象？
3.家族、地缘、政治
史料中并无廷议的全程会议记录。我们只能旁敲侧击，窥斑见豹。如上所述，杨博是廷议中地位最崇高者。他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从其家族历史和家学来看，为完成先人之愿，杨博必然会鼎力支持；从其对主要属于阳明学派的讲学者之厌恶，为压制阳明学派，杨博也必然会极力促成。于公于私，杨博均无保持沉默之可能。因此，杨博之《年谱》载“公首倡宜许，众遂无异辞”，良有以也。《年谱》还提醒读者，当年杨瞻“初入台，即请从祀真儒瑄”。可见，此事和家族历史渊源息息相关。《年谱》作者也似乎认为嘉靖年间从祀失败之责，或在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1480—1567）和首辅夏言（1482—1548）。
更有趣的是，《年谱》记载了隆庆初，王阳明从祀之请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杨博。据载，当时的礼部尚书高仪（1541年进士）就此事和诸大臣商议。杨博指出：
文清，晋人；文成，越人；皆乡先正。敢轩轾？文清理学从祀孔庙，文成武功配享武庙。此定论也。
高仪是浙江籍钱塘人，自然是王阳明的乡人；而杨博与薛瑄同为蒲州人，就更是山西老乡。杨博主动指出这一层地缘关系，是为了说明自己在高仪面前自然没有徇私的问题。故当他将薛瑄应该从祀孔庙，而王阳明之功绩在军事上所以应该配享武庙说成是定论时，《年谱》说高仪因此“深服”，而王阳明从祀一事因此“寻寝”。而当《年谱》作者在最末补上“至是乃定”时[69]，是将杨瞻之请祀、杨博之阻王阳明从祀和杨博最终的临门一脚之功，视为一个整体的事件。则杨氏父子在薛瑄从祀问题上的角色就愈为清楚了。
隆庆初，在阳明学派的成员中，或许有人真的强调其事功之成就。[70]这原本用以提高王阳明之地位的策略，在杨博处成了阻止其从祀的有利说辞，何尝不是一大反讽。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杨博“首倡宜许”后，全场便鸦雀无声。那是一个十分滑稽的场面。实际上，除了上疏请祀的韩辑和廷议上的杨博之外，另一位极有可能在廷议现场表态支持薛瑄从祀的蒲州人，是张四维。他同样认为“迩者性学渐晦，士失所从。卑者溺词章、徇功利；高者则假借禅幻，乱性与天道之真。有识者虑焉”；所以需要从祀薛瑄以“表彰正学，晓然示天下知所当趋”。这位自称薛瑄的“州里小子”的张四维，当时任吏部侍郎、翰林学士。[71]从地缘政治，他和杨博的紧密关系，以及他本人对薛瑄从祀的理学意义的认识等角度考虑，我们都可以想象张四维加入了支持之列。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考虑地缘和家族关系的作用。蒲州人当时在朝廷上有数人均身居要职。除上述3人外，尚有名臣王崇古（1515—1588）。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姻亲。如杨博第四子为王崇古长女之夫，王崇古为张四维之母舅。在张四维后来为杨博撰写行状时，杨博的一位孙女已嫁张四维之子，且尚有一孙女已许配张四维另一子，而杨博另外2个孙女也许配韩辑的2个儿子，其中一个即后来的大学士韩爌（1564—1644）。不过韩爌的第一位原配是张四维之女。[72]
如此紧密的姻亲关系无疑使得家族历史和地缘政治构成薛瑄最终得以从祀的重要条件。此外，当时的高层政治氛围对薛瑄从祀也是有利的。上面提到耿定向在隆庆元年请祀王阳明，这也许和当时的首辅为徐阶有关。而在从祀问题搬上廷议时，当时的首辅已经是高拱。他虽然不是河东学派的成员，可是高拱肯定是徐阶的政敌。而韩辑正是高拱的“第一心腹门生”，也曾经在高拱和另一位阳明学派成员赵贞吉（1508—1576）的政治斗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73]如此，高拱纵然没有直接支持薛瑄之从祀，但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毕竟，薛瑄之从祀被许多人理解为对阳明学派的压制；而高拱不少政敌原来也是阳明学派中人，他乐见薛瑄从祀之成也是情理中事。
礼部之廷议报告上呈后二日，穆宗皇帝决定“薛瑄公论既定，准从祀。钦此”。是日为公元1571年9月27日。次月，以薛瑄神主“序于先儒吕祖谦之下”，并命祭酒马自强（1513—1578）“以从祀告于先师孔子，行释菜礼”，同时“仍通行天下学校一体从祀”。[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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