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名上疏：三位领头人发起的上疏

前两个阶段的请祀活动是个别的，独立上疏的，笔者从中并没有发现任何组织力量或者商量策略的迹象。如前所述，面对隆庆年间的新局面，支持薛瑄的儒者愈发强烈地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出现了多人联名的请祀奏疏。在1570到1571年之间的三道请祀奏疏中，最少有两道是联名的。具体联名有几人不得而知，除领头人之外，余者姓名亦已湮没。

第一道联名上疏的领头人是蒲州籍的韩辑（1565年进士），第二道联名上疏的领头人是曾任河津县附近的闻喜县县令的马三乐（生卒年不详），第三道请祀奏疏为陕西泾阳籍的雒遵（1565年进士）。而从他们的升迁记录和奏疏的署名，以及礼部后来的回应来判断，这三道奏疏上呈的时间在1570年末和1571年9月20日之间。[58]

1.韩辑领头的奏疏

从此奏疏的行文口吻和逻辑看，请祀者的急迫心理溢于言表。他们首先指出隆庆初年的请祀犹如石沉大海：“皇上登极之初，适当中兴文明之会，故言官有连疏之请，而该部有集议之章。”他们同意“名儒必孚众而后真，公论必积年而后定”。而对于薛瑄，“直请从祀者不下累十余奏，献议从祀者亦有累十余扎”。故薛瑄自然是“论定之儒”。与之前奏疏不同的是，他们不再要求皇帝命诸衙门讨论，而是直接要求“刻期廷议”。[59]

2.雒遵之疏(www.xing528.com)

虽然针对韩辑等的上疏，穆宗批示给了礼部。可是也许因为没有下文，所以韩辑的同年友雒遵，再次上疏催促此“诚不容久缺而不举”之典。雒遵提出：“自汉及唐及宋下至元，每代必有其人，庸显文教之盛。况我皇明政治教化远过汉、唐、宋，至从祀孔庙不令一人与之，是示后世以我朝果无真儒也。”而对雒遵而言，若将薛瑄“儗诸孔门，沉潜似颜子，笃实似曾子，与周、程、张、朱可相伯仲，其视许衡则诚过焉”[60]。

3.马三乐领头的奏疏

在此奏疏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请祀者之所以接连上奏，不仅仅是因为薛瑄“知行兼全，表里无间”，而“使在孔门当不在四科下”，且其著作也可以“羽翼六经，舆卫四子”；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阳明学派所带来的学风转变。奏疏指出“矧今士习渐流，道真日晦。讲良知者以顿悟为妙，而略居敬穷理之功；论道体者以幻空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实。”面对此一“非惟不足以卫道，而实所以病道也”的学术风气，请祀者们认为“兹欲挽之于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向。庶乎昭懿行于将来，振儒宗于百代，诚计之得也”。[61]而此一能够为所有儒者所学习的真儒，此一能够令那些误入歧途的儒者知道正途所在的真儒，即河东薛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