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廉上疏，提请国家设立专祠和推广《读书录》

在几经失败后，心仪薛瑄的程朱学者应该已经意识到，首要之务其实在于提升薛瑄的理学声望和推广其影响力。于是杨廉（1452—1525）上疏提出了在薛瑄家乡河津县设立专祠，和印发薛瑄的理学代表作《读书录》的要求。他在疏中先赞许薛瑄之学术造诣，接着指出其为明朝开国后理学第一人。他说：“国朝自瑄以前，知经学古及以文章名家固有其人。求其一于理学，识者谓瑄一人而已。”杨廉进一步指出薛瑄在世时即为学者所重，故有“薛夫子”之称；不过在其身后“求其人者，不过止于词藻，固已厌其枯淡。至于《读书录》，见者甚少。而所以求瑄者，又不知在乎此，岂不为可惜哉！”[11]

针对这一令人觉得可惜的局面，杨廉提出两个建议。其一，他说：“臣闻其乡亦尝建祠祀之，然非出于朝命。自今乞敕有司改创一祠，于每岁春秋丁祭之。”更重要的是：“然立祠祀瑄各有意义，不许推及本处人物，若乡贤祠然。惟后有为瑄之学者，举以配食可也。”[12]此意见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要为薛瑄请得一个由国家认可和出资兴建的祠堂，还包括这将产生一间为薛瑄学派所立的专祠之有利条件。在一定意义上，河东学派在发展初期就已经获得定义其学派和成员的权力与威望，而且这是国家认可与资助的。在河东学派的发展过程中，不少有功于该学派的成员最终确实得以配食其中。这一专祠的存在对于凝聚河东学派的意识，尤其是对山西学者而言，自然发挥过一定的作用。[13]

其二，杨廉针对《读书录》的传播提出：“臣闻其《读书录》尝锓梓于山东章丘县，乞敕有司取其版本于（与）国子监，俾六馆诸生皆得摹印观览。盖自京师而达之天下尤易……此外仍以印本发下福建书坊，翻刻市鬻，务使天下之士皆得见之。”他认为如果两件事都应允的话，“则人皆知本朝亦有为此学者，岂不有所兴起者乎！又安知不有由瑄上溯宋儒者乎！”[14]在被咨询后，礼部支持杨廉所请，而孝宗皇帝也批准了。[15](www.xing528.com)

杨廉此举有如以退为进，在提升薛瑄和河东学派的威望，以及《读书录》的传播上无疑都有不小之贡献。第一阶段的从祀努力始于薛瑄逝世后其弟子首请，几经不同人的数次失败，最终有杨廉专祠专祀以及推广《读书录》之请。而个别从祀的请求显然都没有共谋的迹象。同时，礼部的立场保留了刘定之的反对意见，并将其简约为“明道著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