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要求薛瑄从祀的官方记录，首见于《英宗实录》中天顺八年（1464）十月中的一则。该则资料记录了薛瑄的逝世，简述其事迹和谕祭谥号等事。其中还提到其“卒后，往往有建请从祀者”。同时也记录了侍讲学士刘定之（1409—1469）的反对意见，并表示刘定之的见解为“公论谓所议允当”。[3]但实际上，首请薛瑄从祀发生在成化元年（1465）。时序上的“偏差”主要是因为实录在编写大臣逝世一类事件时，往往会补充编写时已知的细节。而《英宗实录》成于1467年，所以在编写时将1465年才发生的事写在1464年某则之下是可以理解的。
有关首请薛瑄从祀的记录在成化元年的记述中是比较详细的。据载，首请薛瑄从祀的是济南知府陈铨（1442年进士）。陈铨是薛瑄的学生，即河东学派第一代弟子。陈家与薛家可谓世交，他们的私人情谊可以追溯到薛瑄之父和陈铨之父那一代。[4]可惜我们并不知道陈铨在奏章中如何辨析其老师应该从祀的原因。实录该则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一名叫李伸（生卒年不详）的国子助教之意见。李伸的奏章旨在要求元儒刘因（1249—1293）和本朝薛瑄的从祀。提到后者时，李伸指出其“潜心体道，笃志力行。所著《读书录》《河汾集》诸书足以发明往圣，垂惠后学”。当时的大学士，即与薛瑄有准师生关系的李贤（1408—1467），提议将此事交由“儒臣公议”。
针对薛瑄的评价问题，学士刘定之指出他得谥“文清”已经足够。他说薛瑄：“直躬慕古，谈道淑徒；进无附丽，退不慕恋。勤学好问，可谓文矣。归洁其身，可谓清矣。是以荐蒙圣知，殁赐美谥。其为一代名臣。夫何间然。”可是就从祀问题而言，刘定之心目中的理想儒者还是必须和朱熹有着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他指出：“然论其于道所得以与朱子诸徒相比，并若黄干、辅广之亲承微言，金履祥、许谦之推衍诸说，尚未知可伯仲其间否也。”所以刘定之认为对于薛瑄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5](www.xing528.com)
朱熹得意弟子兼女婿黄干（1152—1221）是程朱学派在金华地区的重要开启人。此金华学派在宋、元两代历经何（何基，1188—1268）、王（王柏，1197—1274）、金（金履祥，1232—1303）、许（许谦，1270—1337）四大儒，至明初则有宋濂（1310—1381）和方孝孺（1357—1402）为代表。这一学派的正当性和权威性，除代有出色学者外，主要就是通过标示他们是自朱熹一脉相承而建立的。然而学者已经指出，自靖难事起，方氏十族牺牲以来，这种强调宗谱式结构的学派就已经式微了。[6]可是在刘定之的心目中，对此类能够亲承朱熹微言的儒者和他们的传人是比较贴近道统的地位的。这原来就和薛瑄对道统的认识，以及对明初理学和宋元两代理学的关系的理解大相径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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