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薛瑄的我朝真儒：从祀孔庙到思想史的多个侧面

河东学派的领袖人物薛瑄（1389—1464），是有明300年历史中第一位获准从祀孔庙的明朝儒者。纵观明朝历史中，仅有4位明儒从祀。所以薛瑄的殊荣自然是明代思想史，乃至明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从祀孔庙的重要性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祀之典是全国性的，除了两京孔庙之外，举国府、州、县的文庙亦须奉入新从祀儒者的神主。而我们都清楚两京太学与孔庙，以及全国各地的庙学是明代官方教育制度中，尤其是文人祀典制度中的主干。此制度虽滥觞于唐，发展于宋，进一步推广于元，却是在明代臻至成熟，且由清代所继承。至1919年北洋政府最后一次批准儒者从祀时，大成殿上除孔子外，从祀者有“四配”和“十二哲”，东西两庑则共有79名先贤和76名先儒。毋庸置疑的是，在明代儒生的学习生涯和思想世界中，得以从祀孔庙是最高的荣耀。从另个一角度而言，什么样的儒者得以从祀孔庙自然也是在传达朝廷对学术正统的态度和立场。[1]我们不难想象这又进一步影响了儒生的学术方向和学派的兴盛衰亡。至少，关注从祀问题的明代儒者会如是理解。[2]

薛瑄的从祀发生在隆庆五年（1571），其时已经距薛瑄逝世107年，距明代开国203年。从本文的历史重构，我们将发现有明一代儒者在讨论从祀标准，尤其是涉及本朝儒者的从祀问题上的范式演变。此一演变是应对早期反对薛瑄从祀者所持的理由而发生的。更有趣的是，此一范式的演变为薛瑄所属的程朱传统中的儒者，以及新近兴起的阳明学派所共同推动。两个阵营也曾经携手支持薛瑄从祀一案。可是他们的统一阵线只是表面而短暂的。阳明一派儒者有其进一步之盘算，即为王阳明（1472—1529）之从祀铺路。而随着阳明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程朱学者加紧推动薛瑄的从祀正是为了抗衡乃至压制阳明学派。两个阵营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而薛瑄得以从祀的最后原因，除上述范式演变的因素外，还包括超越了思想史范围的有利条件，如受到了中央政治、地缘关系和家族渊源等的影响。(www.xing528.com)

薛瑄弟子、各时代的程朱学者和薛瑄弟子后人是在经历过1个世纪、5代人的努力之后，才最终完成将其神主奉入孔庙的心愿。在这100年中，明代思想史自有其发展和变化，支持薛瑄从祀的儒者所关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将这100年历程分为3个阶段进行研究，以求更深一层地了解薛瑄与河东学派在明代的地位，道统认识的转变，从祀范式的演变，和地缘与政治对思想史发展的影响等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