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县的学派转移：祁门县的情况与南方地区的学术影响有关

祁门县的情况也与之相似。在5名学生中，地方志只是大略提及谢应熊和谢顾，也没有涉及他们和吕柟的关系。[58]相比之下，方志中的《儒林》和《宦迹》二卷却有5则湛若水和邹守益门人在地方上发挥了更大影响力的传记资料。其中谢芊（生卒年不详）最为引人瞩目，其传记不仅提及“归与东南人士讲道，从者益众”，也提到他去世之后从祀于湛若水讲学其中的新泉书院。[59]

根据上述吕柟学生比较集中的南方5县的讨论，本文对于16世纪中叶河东学派的跨区域学术网络有一些观察。河东学派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比第一次涵盖了更多行政单位，也真的具备跨区域特性。这一跨区域性当然不是一个自觉的策略，而是源于吕柟将其学术生涯中最精彩的10年投入在全国学术中心之一的南京的讲学上。因此若仅从学生原籍分布的比例来看，河东学派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但是河东学派在南方的盛况亦仅仅是就数目而言，或是给予了一些观察者的印象。该学术网络自身并无法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这基本上是由河东学派的跨区域网络的本质所前定的。学生们纷纷前往全国性的学术中心从学于著名的学者，而大多数学生并非来自同一个地方。这无可避免地限制了河东传统之后在学生们的家乡传播的能力，毕竟他们不具备必要的人数基础。

纵使如之前5县的案例，河东学派在某县具备一定之人数时，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些士人多数在地方上名不见经传。有些足以在方志记上一笔者，信息往往非常简略。即便那些拥有传记的人物，又未提及他们的从学经验或师生关系。这不禁令人质疑这些士人也许并未积极从事传播河东学术的工作，或是效果甚微。甚至像吕柟高弟谢少南也不见任何在乡里从事学术传播活动的记录。在诸志中，甚难找到受到吕柟启发的重要地方士人。其次，有较多学生集聚一处而依然不见河东传统的积极传播除了这些士人在地方上影响力甚微之外，还有竞争者势力的因素。吕柟的学术也许和王阳明一样受欢迎，从学吕柟门下的学生也许和湛若水与邹守益一样多，但从本文上举的例子之中可以看到，竞争者的学生在各自的乡里更为活跃与显赫的现象。虽然一些竞争者是吕柟学生的后辈，但是湛若水，尤其是阳明学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明儒学案》载有几位吕柟学生的资料。他们分别是泾阳的吕潜、张节（？—1582）和郭郛，以及咸宁的李挺和建安的杨应诏。[60]这几位第六代的河东学派理学家遭到了来自竞争者更为苛刻的讨论和严厉的批评。

明末清初阳明学传统中的黄宗羲在评价福建杨应诏时的敌意便是一例。黄宗羲指出杨应诏“卒业南雍”时正逢湛若水、吕柟“诸公皆讲学”于南京时，而杨氏“独契泾野，出其门下”，而且“于心斋、龙溪为阳明之学者，皆有微訾”。在简短引述杨应诏为学要旨之后，黄宗羲讥“其言多自夸大，而雌黄过甚。亦非有道气象”[61]。这样的评论本身是一个也许无法证明的主观攻击。黄宗羲接着讨论杨应诏有关“工夫即本体”以及镜与刮磨的比喻，毫不犹豫地认为此“似是而非”的学说“不通也”。[62]

河东学派是15世纪领导北方理学的学派。薛瑄的学生代表了其第一个高峰。作为一个学术网络，它是区域性的。整体而言，该网络集中于一个至今仍然关系紧密的区域。虽分成3个发展脉络，它们既在地方上积极传播，也进行跨越省界的流动。这样的一个具备强烈地方色彩的区域网络允许河东学派一直发展到16世纪。

到了16世纪，中国社会和思想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阳明学派的兴起和其复杂的师生网络。河东学派在1530年代随着其当时的领军人物吕柟在全国中心之一的南京讲学十载而迎来第二个高峰。四方学子，尤其是南方省份的学生，纷至沓来从学其门。河东学派在此一时期也因此发展出一个不同的跨区域网络。吕柟之学因为和王阳明中分其盛，所以是阳明学派的主要挑战者之一。但这一表象之后却是一个无法持续其发展势头和持续兴盛的跨区域学术网络。河东传统在吕柟去世之后便式微了。其衰颓之势有好几个原因，但其不能在南方传播的关键恰恰是因为其跨区域特性，使得河东学派无法在任何一处落地生根。因此这一跨区域模式正是河东学派发展的绊脚石。

河东学派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段经历了两种模式的学术网络。其经验似乎说明一个和地方社会没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的跨区域学术网络将会失败。除非是像阳明学派那样，一个由多个在地方上有效运作的次级网络建构起来的跨区域网络会有不同的表现。

附录：吕柟学生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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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567年更名永宁州，1595年隶属汾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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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柟的同年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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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亦为王艮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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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亦从学王阳明与湛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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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亦为王阳明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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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dong School:Regional and Translocal Intellectual Network”,Ming Qing Studies 2010,pp.121-160.)

[1]Peter Bol，“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A Case Study”，in Paul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41-283.

[2]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第369-416页。

[3]张艺曦：《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6年版，第111-273页。

[4]Koh Khee Heong，“Enshrining the First Ming Confuci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2（Dec.，2007），pp.327-374.

[5]汤斌：《汤子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内联网版，第7卷，第29-30页。

[6]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4卷，第14页。明代思想史的区域划分自然是比北方传统和南方的阳明学的粗略二分来得复杂。例如有学者认为以蔡清（1453—1508）为核心人物的福建程朱理学是自成一个体系，是除了北方传统和以吴与弼为主的南方传统之外的闽学。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内联网版，第59卷，第4页。

[7]杨鹤：《薛文清公年谱》，《薛瑄全集》，第1697-1704、1707-1709、1716-1717、1726-1729页。

[8]王元林：《明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3月第14卷第2期，第187-199页。

[9]沈千鉴：（嘉庆）《河津县志》，第2卷，第6-7页。此外，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2-1753页。

[10]王盛：《薛文清公书院记》，《薛瑄全集》，第1655页。

[11]明代陕西包括今日之宁夏与甘肃，本文依据明代制度均谓之陕西。此外，有关河津县和平原村的描述都是按当时的情况进行书写。今天的平原村隶属于当时尚未建立的万荣县。可参考两县的当代地方志。山西省万荣县志编撰委员会：《万荣县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632-633、709-710页；河津县志编撰委员会：《河津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501-502页。

[12]阎禹锡：《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先生行状》，《薛瑄全集》，第1611-1618页。

[13]薛瑄：《薛瑄全集》，第1717页。

[14]薛瑄：《薛瑄全集》，第1617、1726页。

[15]来自河南府的学生人数不算多，但是最重要的第二代河东学派学者中有两位来自这里。因此虽然来自怀庆府的学生人数和河南府相当，但此三府之地还是河东学派的核心地域。有关薛瑄学生的名录，见Koh Khee Heong，“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A Study of Xue Xuan（1389—1464）and the Hedong School”（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6），pp.231-240.

[16]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17]乔全生：《论晋方言区的形成》，《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7卷第4期，第17-21页。

[18]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第225-226页。

[19]有关河东学派在河南的发展，见Koh Khee Heong，“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A Study of Xue Xuan（1389—1464）and the Hedong School”（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6），pp.193-200。

[20]柴升（1487年进士）：《段太守祠》，李濂：《嘉靖河南通志》，国立北平图书馆珍本缩微胶卷1555年版，第18卷，第58b-59b页。

[21]沈佳：《明儒言行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内联网版，第2卷，第78页；储大文：（雍正）《山西通志》，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卷，第37-38页；费廷珍：《直隶秦州新志》，《中国方志丛书》，第938页。(www.xing528.com)

[22]沈佳：《明儒言行录》，第2卷，第84页；冯从吾（1556—1627）：《周廷芳蕙传》，焦竑：《国朝献征录》，第114卷，第40页。

[23]曹季凤：《新续渭南县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特藏1892年版，第10b、6a、13a、14a、16b页。

[24]曹季凤：《新续渭南县志》，第10b、14a页。可参考吕柟所撰墓志铭的另一版本，文中提及王云凤（1484年进士）同意此观点。朱大韶：《皇明名臣墓铭》，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636-1637页。

[25]曹季凤：《新续渭南县志》，第10b、18a页。

[26]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2卷，第7244页；《雍正山西通志》，第99卷，第30页；张承熊：《解州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特藏1881年版，第5卷，第42b页。

[27]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第36卷，第15-16页；第93卷，第17-18页；第176卷，第29页。

[28]吕柟：《泾野子内篇》，《文渊阁四库全书》，内联网版，第5卷，第1页；薛瑄：《薛瑄全集》，第1650-1653页。河东学派以薛瑄为明代的“许衡”，故将二人相提并论，此本不足为奇。但主张薛瑄超越了许衡就不是常有的态度。当然，薛瑄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在其他例如吴澄那样的元儒之上的。

[29]吕柟：《泾野子内篇》，第2卷，第14-15页；第6卷，第7页。

[30]张承熊：《解州志》，第14卷，第9a-9b页。

[31]沈佳：《明儒言行录》，第4卷，第28页。

[32]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第6b页。

[33]沈佳：《明儒言行录》，第4卷，第24-25页；焦竑：《国朝献征录》，第37卷，第25-27页；吕柟：《高陵县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257页。

[34]张廷玉：《明史》，第282卷，第7244页；沈佳：《明儒言行录》，第4卷，第31页；黄宗羲：《明儒学案》，第8卷，第1b页；焦竑：《国朝献征录》，第37卷，第25页；吕柟：《高陵县志》，第257页。

[35]有关湛若水的英文传记和思想之讨论，见Goodrich，L.Carrington ed.，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36-42；邹守益，见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第1310-1312页。

[36]黄宗羲：《明儒学案》，第8卷，第1b页。

[37]吕柟：《高陵县志》，第255页。

[38]马理：《溪田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5卷，第170-171页。沈佳引述马理的文字略有出入，但基本意思不变：吕柟著作多于许衡，知识广于薛瑄。沈佳：《明儒言行录》，第4卷，第27-28页。考虑到此文献的特殊性质，马理的溢美之词也许并非公论。有关明代关学传统的建构，见Ong Chang Woei，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907—191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pp.167-178。

[39]吕柟学生的名单见本文附录。

[40]唐开陶：《上元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6卷，第54-55页。

[41]朱彝尊：《经义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内联网版，第248卷，第1页。

[42]唐开陶：《上元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9卷，第46页。

[43]陆君弼、张宁：《江都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7卷，第12-13页。

[44]陆君弼、张宁：《江都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5卷，第46、53-54页。

[45]陆君弼、张宁：《江都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7卷，第13页。

[46]陆君弼、张宁：《江都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5卷，第46-47页。

[47]陆君弼、张宁：《江都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7卷，第7-8页。

[48]陆君弼、张宁：《江都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7卷，第19-21、25-26页。

[49]陆君弼、张宁：《江都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7卷，第5页。

[50]石国柱、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4卷，第19a页；第8卷，第10b页。

[51]石国柱、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10卷，第3a页。

[52]石国柱、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10卷，第6a页。

[53]石国柱、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10卷，第2b、4b-6a、8a页。

[54]石国柱、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16卷，第11a页。

[55]石国柱、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15卷，第23a-b页。

[56]石国柱、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14卷，第60a-60b、62a-62b页；第15卷，第22b、23b、30a页。

[57]石国柱、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13卷，第33a-b页。

[58]王让：《祁门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22卷，第6a页。

[59]王让：《祁门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23卷，第8b-11b、15b页；第25卷，第29b-31a、43a页。

[60]黄宗羲：《明儒学案》，第8卷，第10b-12b页。

[61]黄宗羲：《明儒学案》，第8卷，第11a页。

[62]黄宗羲：《明儒学案》，第8卷，第11a-11b页。

[63]名单以《泾野子内篇》资料为主，见吕柟：《泾野子内篇》，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6-299页。这些学生的额外信息，以及《泾野子内篇》所未录的学生名字是从本文所参考的诸部地方志、《泾野先生文集》和《明儒学案》中整理出来的。从这些文献中又得吕柟学生14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