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族与地方社会的海外回响》

上文提及薛瑄的许多学生来自黄河对岸的陕西西安。到了16世纪，河东学派的几位领袖人物即是陕西的学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学术活动仅局限于陕西，因为跨省份的学术活动和交流仍在进行，只是如同改道的黄河，河东学派的中心逐渐转移到黄河对岸。

在陕西的河东学派之长时段的有效传播的关键人物是兰州的段坚（1419—1484）。段坚的弟子柴升（1487年进士）在为老师建立祠堂并撰写的记文中称其历官有声迹是因为“公少尝师河东薛文清公，得伊洛之传”[20]。而这一脉传承中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偶会被误写成“周桂”的周蕙（生卒年不详）。来自秦州的周蕙是军籍，即其始也是自学成才的。后来听说段坚居家讲学，所以便前去聆听。一开始，他只是个站着的听众，但后来诸儒让他坐听，之后还让他加入讨论。

然而段氏不是周氏得河东学派之传的唯一来源。周蕙也曾师事安邑李昶（1456年举人）。李昶是薛瑄门下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当时在秦州清水县县学任教谕。学使视学时，因自叹自己不及而向朝廷上奏推荐李昶取代己位，但是朝廷尚未授命，李昶便已去世。[21]由于受过段坚和李昶的启发，周蕙之学因此是属于河东学派的传统的。[22]李昶对师门的最大贡献也许就是将其学传授周蕙。

陕西河东学派的第四代成员中，薛敬之（1435—1508）的角色举足轻重。薛敬之师从周蕙，1466年以贡生身份入国子监读书。[23]陈献章（1428—1500）当时也在监，据说二人在京师时是齐名的。[24]薛敬之在1500年左右致仕，之后到了长安。吕柟（1479—1542）刚好在开元寺（亦称正学书院）读书。因为薛敬之来到了长安，吕柟才有了从学门下的机会。吕氏不仅从薛敬之那里得到河东学派之传，同时也从其师处听闻有关周蕙的事迹。[25]

吕柟是16世纪第五代河东学者中最有力的阳明学派挑战者。传自薛敬之门下的吕柟是薛瑄学说的继承人为人们的共识。[26]虽然四库馆臣因为对李梦阳（1473—1530）的偏见而批评受其风格影响的吕柟的文学作品，却也承认吕柟的哲学体系传自薛瑄。[27]吕柟曾将薛瑄与元代理学家相比较时认为其不如许衡（1209—1281）却胜吴澄（1249—1333），也曾将薛、许并称。[28]对于吕氏而言，薛瑄是明代士人中无人可出其右的理学大家。[29]

吕柟是1508年的状元，授翰林修撰。之后因为在1522年为大礼议进谏而贬为平阳府解州判官。时值知州去世，故吕柟代摄州事。他在解州德政众多，最为人称道者为其对教育的重视。在巡按御史为他兴建解梁书院后，其弟子的人数愈增。1527吕柟升调南京吏部。其解州弟子称：“续朱子者鲁斋一人而已，继鲁斋者敬轩一人而已，继敬轩者先生（吕柟）一人而已。”[30]

虽然吕柟在解州留下了为民感怀的烙印，但其在教育上的最大成就是在南京。在理学的世界中，吕柟并不掩饰他不认同王阳明的立场，也颇为轻视陈献章。[31]吕柟对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批评广为人知。黄宗羲甚至需要在《明儒学案》中为之辩护。刘宗周（1578—1645）也不得不承认：

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观其出处言动，无一不规于道，极之心术隐微无毫发可疑，卓然闵、冉之徒无疑也。当时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以重躬行，而学者误之，反遗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一发千钧。时先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32]

身为阳明学中人的刘宗周不认为阳明哲学有误，而是后学误入歧途。他甚至认为吕柟之学可以救阳明后学之弊端，也承认吕氏的影响力和王阳明一样大。而当时“笃行自好”的学子其实多投在吕柟门下。

离开解州之后，吕柟大概在南京的不同闲职上度过了五六年的时间。他在1535年升任北京国子监祭酒，当时在北京的学术影响引人注目。但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长，之后又升调南京礼部侍郎，所以再次回到了南方。此为他3年之后致仕前的最后一个任官。[33]除了北京国子监的短暂任命之外，吕柟于1527到1539年之间在南京度过了10年。(www.xing528.com)

当时同样活跃于南京的两位理学大师为湛若水（1466—1560）和邹守益（1491—1562）。[34]湛若水虽曾经从学于章懋（1437—1522），却无疑是陈献章学术的主要传承者。而邹守益则为阳明高弟。[35]除在1529到1533年之间任职北京之外，湛若水从1524到1540年之间主要都在南京。他先后出任过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和礼部、吏部、兵部尚书等职。邹守益的经验也相似，除了1538到1540年之间在北京，他从1527到1541年之间在南京担任过好些不同职务，其最后的任命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吕柟、湛若水、邹守益3人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但都在殿试上一举成名。湛若水是1505年的榜眼，吕柟是1508年的状元，而邹守益则为1511年的探花。更为巧合的是，3人都曾出任国子监祭酒，虽然具体地点不同。在16世纪20年代末，以及16世纪30年代，3人都在南京任职，并且积极推广各自的学术。有一个说法称吕柟在南京9年“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36]。

对一些人而言，吕柟既属于历史，也属于区域。他是薛瑄的河东学派在明中叶最重要的成员，在激烈的学术思想的角逐中代表河东传统。但他也是最重要的关中子弟，复兴了关中地区的学术。一篇关于他的传记宣称：“真醇道学在关中，可继张横渠者泾野一人而已；在我朝，可继薛文清者亦泾野一人而已。”[37]

传记作者称吕柟继承张载是着眼于地方认同之上。而吕柟对薛瑄的继承则是立足于明代河东学派传承的论述之中。在整体的理学传统中，吕柟的地位也是崇高的。其来自三原的友人马理（1514年进士）甚至将他抬到一个超过许衡与薛瑄的高度。马理在吕柟的墓志铭中提到：“自元以来及今，见道而能守者，唯鲁斋许氏及我明薛文清公数人而已……（吕柟）如文清而知新之业则广。”[38]

虽然在晚明关中学者的建构中，吕柟是关中传统的传人，但其学术成就显然代表了河东传统的第二个高峰。和区域性色彩浓厚的早期河东学派相比较，该学派在16世纪中的领军人物吕柟则是在南京讲学时期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当刘宗周承认“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时，主要是指在南京讲学时期。

若将吕柟学生和薛瑄学生做一比较的话，其最为明显的差异便是地理分布的中心转向了南方。吕柟31％的学生来自南直隶地区，13％源自江西，另外8％和4％分别来自湖广和浙江。加上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的7％，则其南方学生共占总数的63％。北方学生的比例下降到34％。其中15％来自吕柟家乡陕西，11％属邻近的山西，4％从河南来，剩余的1％和2％分别来自直隶和山东。[39]河东学派在北方三省区域的影响范围还在，可是吕柟学术散播的中心显然在南方。大都会南京不仅在政治上仍保有首都的象征地位，也是南方城市中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当然，其实际政治地位早已式微，但各部所聘文官和国子监的太学生保障了其文化与学术中心的地位。无数官宦、文人、商贾、监生、僧道等往来进出南京。有些像吕柟一样，流寓多年。这些人所形成的网络是跨区域的。南京当然也会有其地方的网络、在地的宗族。但那些跨区域网络是建立在人群的流动上，而不是对一地的桑梓情怀或认同感。

吕柟的跨区域影响范围源于其学生来自明朝的广袤地区，所覆盖的省份远远超过了薛瑄。但是此一河东学派的第二高峰却是其消沉的前奏。尽管吕柟的影响力是跨区域的，河东学派却在吕柟去世之后开始式微。这个跨区域的网络为什么没有将河东学派转型成一个拥有更广的基础而在17世纪继续发展呢？为什么吕柟在南京的十年努力并没有衍生出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网络呢？

笔者认为薛瑄门下的学生网络之所以在北方的思想世界中有更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实为一个跨越省界的共同文化与语言地区。这个区域的学生人数也足够众多以保证老师的学术可以流传更久。相比之下，吕柟学术的传承情况不佳有几个可能的因素。首先是阳明学说在直隶、山东、河南的传播削弱了河东学派在北方的影响。此外，之后像冯从吾（1556—1627）这样的新一代陕西学者有了别的关怀或许也是原因之一。这两点可以解释河东传统在16世纪后半叶的北方为何疲弱不振。但另一方面的疑团始终费解：吕柟在南方学生众多，何以河东学派在南方没有生根发展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吕柟学术网络的性质。其跨区域的网络在全国范围撒开时无可避免地过于单薄，无法在任何一处，尤其在南方，形成任何一个有效的聚集点。吕柟学生所属的南方诸县又远离河东学派在北方的传统基地的现实，只会让形势更严峻。

换言之，吕柟跨区域的学术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看似辉煌，实际上是一个无法持续的网络。为更好地理解这一跨区域网络为何无法持续，本文将以5个南方府县为例，讨论吕柟的学生。选择它们是因为各县都有最少5个属于此网络的成员。它们分别是应天府的上元县（即南京城），扬州府的江都县，徽州府的歙县、休宁、祁门。诸府在明代均隶属于南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