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东：河东学派的区域传统

河东学派由明代主要北方理学家薛瑄（1389—1464）所创。薛瑄是有明三百年间首位从祀全国性系统的孔庙的明儒。作为朱熹（1130—1200）学术的忠实支持者，薛瑄自然被理解为处在王阳明（1472—1529）的对立面。明儒在讨论孔庙从祀问题时就已经清楚地如此理解。[4]明末清初学者汤斌（1627—1687）也视二人为明代最为重要的理学家。[5]也有人将薛瑄和王阳明视为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但全祖望（1705—1755）认为这是无稽之谈。[6]他拒绝将理学和心学决然二分与黄宗羲（1610—1695）反对在《明史》中单独设立道学列传如出一辙。道学列传首见于《宋史》，是理学家推崇和界定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手段。在黄氏和其门人处，判别明代理学和心学，并将程朱学者归入《明史》道学列传，自然无助于为王阳明树立其在明代理学中之正统性的努力。

河东者，黄河之东也。在分析了前去求学于薛瑄门下的四方学子的背景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河东学派的涵盖范围远远超过了黄河东岸的地理界线。薛瑄虽出生于位于今日河北省境内的真定府元氏县，并且在河南省诸县之间度过其童年和少年时期，他和河津县的联系从未断绝。薛瑄不仅送其父归葬河津，全家也在其继母于1433年去世后迁回河津定居。不仅仅是葬其父母于河津并在此丁忧守丧，薛瑄在被除籍和年老致仕时都是回到了河津。河津是他教导四方学子的地方，也是他最终长眠之处。[7]

明代河津县隶属蒲州。黄河中段在接近潼关处转而向东，即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会之处。这最后一段向南流的黄河被称为小北干流。[8]其大致位置是从龙门到潼关。龙门在河津县，潼关则在对岸的陕西。三省交会处的州级行政单位为山西蒲州、陕西同州、河南陕州。府级单位则为山西省平阳府、陕西省西安府、河南省河南府。

有两条河流对河津县至关重要。在县西，黄河向南流去；而县城往南八里，汾河穿过河津县向西汇入黄河。[9]县城虽在汾河之北，薛瑄故里平原村则在汾河之南。平原村位处河津县东南角。薛瑄父母均葬于汾河之南，其后人应该也集中在平原村，且薛瑄祠堂建于村中。但是薛瑄里居时教授学生的地点则在县城。按将薛瑄故居重建为专祠并重新将之命名为文清书院的王盛（1475年进士）的说法：“河津县城内大街西有文清薛先生旧宅一区，乃先生退休讲学明理之处。”[10]

河津县北、东、南三面为平阳府其他属县，西面黄河对岸即西安府的韩城县。薛瑄虽在统称河东的地方，尤其是汾河与黄河交汇处教授学生，从学者却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当然，其中又以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为主。[11]按阎禹锡（1426—1476）为薛瑄所撰《行状》，称其“家居七年，闭门不出，虽邻里罕得窥其面。江西、陕西诸省弟子来学者百有余人”[12]。另外，薛瑄的《年谱》谓秦（陕西）、楚（湖广）、吴（南直隶）及越（浙江）间来学者以数百。[13]再者，其退休居家的最后8年间，“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14]。

王盛留有一份从学于薛瑄的学生名录。名录不是完整的，也不包含个别学生的重要信息。因此在从诸多地方志和薛瑄作品中的进一步整理中，笔者也找到更多学生的资料。本文共掌握了88名学生的资料，其中13人是笔者搜索所得。当然，这份名录也不是完整的。如果我们按这些学生的地理分布分析，那么，薛瑄的学生无疑主要来自秦、晋、豫三省，即山西（49％）、陕西（23％）、河南（13％）。若往细里探究，则其学生主要是来自平阳、西安、河南三府之地。[15]

薛瑄的学生主要来自三府之地，自然和它们与河津在地理上的距离相关。在平阳府内，来自蒲州的学生又占多数。西面黄河对岸的韩城县则是西安府地区的主要学生来源地。显而易见的是，河东学派因为河津县的位置而得名，它却无疑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思想运动。它其实是一个以黄河小北干流附近为最初的中心的区域性学术网络。(www.xing528.com)

与河东地区相应的另一个现代地名是晋南。这个地区是西安和其东面的中原地区联系的门户，所以此地区和西安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从战国时代以降，渡过黄河入蒲州是从西安进出的重要路线之一。稍北一点，便是由陕西这边的韩城过河进山西那边的河津。入河津之后，又可北上太原。虽然蒲州路线在明朝时期因为黄河的多次改道而不再重要，河津路线却始终是重要的途径之一。[16]实际上，河津之名便有黄河要津的意思。

从此处我们再次看到行政区域的划分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实际的社会活动的区域。至少在学术活动的领域，蒲州和韩城的关系，比其和省会太原的关系更为密切。实际上，这段黄河的两岸的人们在许多其他社会生活的层面也是紧密联系着的。虽然这些议题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也许还是值得稍微谈论一下地方方言在我们了解地方史时扮演的重要角色。

按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晋南二十余县是汾语区。这个地区的很多地方志都提及他们的在地方言和长安话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实中，包括韩城在内的关中地区东面的地方方言，和汾语区的方言是高度相似的。[17]这个当代的语言现象是可以反映黄河两岸诸县在历史上的密切联系的。

与此相关的证据还包括地方戏曲的传播。山西梆子便是在明代由西秦腔发展而来。两地的地方戏曲关系紧密，甚至有山陕梆子的统称。黄河两岸的演员是可以同台合演的。梆子也向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传播，尤其是通过黄河南岸的河南府地区。[18]

薛瑄的多数学生来自黄河三面的不同府县。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由于范围跨越了省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学术网络定义为地方性的。这个扩大了的河东区域涵盖了运输和人流都紧密相连的地区，甚至是同一方言区。河东学派的起点是一个主导该地区的学术活动的区域性学术网络，尤以平阳与西安为中心。实际上，联系较弱的河南府就是三府中最早出现河东学派的发展断裂现象的地方。[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