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组记文中的记叙性文字，到第二组记文的议论性内容，我们不难得出晚年薛瑄对于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相结合的立场是他后期思想成熟后之产物的结论。虽然在其《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中有不少批评士子只关注登科入仕或沉溺词章的文字；[47]但是这反映了他和朱熹等理学家一样，并不反对科举考试，或是无视国家取才的需要。在薛瑄的思想中，对于理学圣人之道的学习和掌握，以及应试入仕是不矛盾的。批评汲汲追求科第者，恰恰正是因为他们割离了理学理想与政治责任。
到目前为止，薛瑄的议论只是反映了其将国家的政治目的和程朱一派的理学之道的传承发扬结合起来的立场。对于这一套和国家政治目的相结合的理学思想，他是否有提出更为精确的描述或者详细的内容呢？答案是肯定的。
薛瑄理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复性”二字。[48]“复性”之于薛瑄，就如“良知”之于王守仁。[49]在薛瑄的理学思想中，“道”是“圣人性之而无不尽，贤者复之而求其至，凡民则日用而不知也”；换言之，“性之者圣人也，复之者贤人也，百姓则日用而不知矣”。[50]“复性”就是后儒的成圣之道，亦即理学家共同的追求。毕竟“尽性者圣人，复性者贤人，至于圣人。圣人相传之道，不过于此”。[51]总之“千古圣贤教人之法，只欲人复其性而已”[52]，而“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53]。最终“求复仁义礼智之性，即是道学”[54]。据载薛瑄临终前有诗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此正是他一身理学修为的明证。[55]
那么，薛瑄的“复性”思想和他的教育理念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本文人为地划分的第一组记文和第二组记文的框架中，其实还有进一步细分的余地。即薛瑄3篇致仕里居时所撰写的记文在第二组中其实还可以，也必须另外处理。这3篇撰写于15世纪60年代的记文，确实是薛瑄一生中所作的最后几篇文字。它们异于第二组中其他篇章之处就在于薛瑄正式在其中提出“复性”思想和官学教育的关系。也就是说，到了薛瑄一生中的最后几篇文字中，他认为国家的政治目的必须和薛瑄自己的哲学思想之核心结合。
所以薛瑄指出“余惟爰自隆古，神圣御极，未尝不以学政为先”。但是这个学政是有哲学理据的，意即它是建立在理学家所认识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而且是三代盛治时的产物。之后当然就体现在圣贤相传的思想之中。薛瑄说：
盖以人之性出于天，而性即理，理无不善。其气质则有清浊之异，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复其初。圣神君师亿兆必施治教，俾气质清浊不齐者，皆有以变化之而复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乐；夏、商、周之庠序学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当时治化，人才极其隆盛。时至东周，学政不修，有若孔子之大圣，虽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与天道”之类，则皆本于复性。故颜、曾、思、孟者，宗其教而与乎。斯道之传，及孟子没，性学不明。
那么，孟子没后，中国千年来的学政应该如何评价呢？薛瑄坚持“汉唐间，虽或建学立师，而教人之法则异乎古矣”。那么对他而言，重新掌握和发挥圣人之道的自然是宋代理学家了。他认为“至宋，周、程、张、朱，真儒继出，大有以发挥尧、舜、三代、洙泗教人之法。虽亦不得施之学政，而性理以之大明”。那么要将圣贤教人之法贯通于学政，恐怕要等到明代吧？薛瑄认为“我皇明统一寰区，大兴文治，内自国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学立师。其学政则纯用圣贤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聿追隆古。夫岂汉唐所能仿佛其万一哉！列圣相承，咸重斯道，数申敕天下，以时修举学政，勿禆废弛”。那么读书其间的士子们，只要依据国家学政的课程就能够穷理复性，自可为忠臣孝子。薛瑄说：
为生徒者，其深体圣朝隆古教法，究濓洛关闽之学，以上遡洙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经以穷理，穷理以复性。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与凡职分之所当为者无不尽。[56](www.xing528.com)
薛瑄前后为蒲州庙学的重修活动写过2篇记文。第一篇是一般的记述性文字，第二篇的主要内容简直就是薛瑄的教育宣言。而贯穿后者的，就是坚持明代学政足以和三代盛治媲美，而明代学政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明代儒学“以复性为教”，官学教育和科举都以之为本。所以他不厌其烦地详细发挥道：
余惟古之学政，考之载籍，可见已。盖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可以复人性之善。孟子所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者是也。汉唐历代，虽或建学，而道学不传，又为异端杂术所淆，而知以复性为教者，鲜矣。至宋，道学复明。朱子序《大学》有曰：“治而教之，以复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职、典乐之官，以及三代小学、大学教人之次第节目，皆所以复其性。故又曰：“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内外建学，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复性为教。故凡《五经》、《四书》、《小学》、性理书，自周、张、程、朱之说，以达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曾、思、孟之道。学校之讲学者既一于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于是；推之礼乐政治者，莫不一于是。是以学政粹然一出于正，而异端杂术不得以淆乎其间。岂汉唐历代之学而鲜知以复性为教者之可拟哉！[57]
又或者当他说“我皇明建学，纯法隆古。既正圣贤之祀典；教人之方，则自周子、张、程、朱子，以上遡孔、颜、曾、思、孟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以复性为先，明伦为本。而异端杂学皆不得以淆乎其间。是其学政又非汉唐历代可拟”时，也是这层意思。[58]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说薛瑄晚年进一步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之核心的传播（即其教育理想），寄托于国家的官学和科举制度（两者为政治目的服务）之中了。除了这几篇记文的分析外，关于薛瑄结合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于官学与科举的重要证据就是前面提到的《会试录序》。薛瑄谓：
臣切惟为治莫先于得贤，养士必本于正学。而正学者，复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复则明体适用，大而负经济之任，细而厘百司之务，焉往而不得其当哉。[59]
可见对于薛瑄而言，无论是科举，还是官学，都是为了国家育才和取才，而国家要有效地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就必须以“复性”为学政教育之根本。“复性”既是薛瑄哲学思想之核心，自然也是他积极希望推广的理学思想之呈现。[60]所以即使有同考官请他更易这些内容，薛瑄也以“某平生所学，惟此数字而已”拒绝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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