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理学家与官学系统的关系及影响

在这科举、官学、书院和理学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科举和官学在明代自然是紧密相连的。由于理学的高尚人文情怀和学术传统，理学家们普遍对科举所带来的弊端颇有微词。例如薛瑄就认为“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24]诚然，书院从宋代开始就是理学家进行其教育活动的主要舞台，因此书院和理学在这个意义上是互为表里的，并在某一个程度上同时成为官学和科举的对立面、竞争者或者替代选择。[25]这样的情况在明初还是存在的，诸如吴与弼（1391—1469）、胡居仁（1434—1484）和陈献章（1428—1500）等南方理学大师便充分利用了书院讲学这一平台广招门徒。其中的明显例子包括吴与弼的小陂书院，即后来的康斋书院。或者又如吴与弼的弟子胡居仁在礼吾书院、南谷书院、碧峰书院所扮演的主导角色，以及对棠溪书院和丽泽堂，甚至是白鹿洞书院的影响。抑或如吴与弼的另一位学生陈献章对兴建书院的积极参与，以及他和其他书院兴建者的紧密联系。[26]

但是从南宋朱熹一直到明初南方理学大师虽然都利用书院作为传播其理学思想的舞台，并对于官学有所回避，这是不是理学在教育体系或机构中传播的唯一形式和选项呢？对于明初的理学大师而言，国家育才和选才的政治目的以及理学家传播理学的教育理想是必然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吗？国家的政治目的和理学家的教育理想可以合二为一吗？

由于无论是在明代书院研究或者理学研究中，学界长期将视角和焦点锁定在南方的文化圈子和活跃于南方的理学大师上，所以上述官学/科举和书院/理学的二元法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的。本文的主旨就在于指出，北方儒者，至少是明初北方理学之翘楚——薛瑄，对这个问题其实有着非常不同的主张和立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薛瑄的思想，也将深化我们对于南北理学传统的差异之认识，并且允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南北教育和学术的发展史。(www.xing528.com)

薛瑄，字敬轩，谥文清，山西蒲州河津人，是有明三百年间第一位从祀孔庙的明朝人，也是明代北方最重要的理学系统河东学派的奠基人。[27]薛瑄在天顺元年（1457）由大理卿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并入文渊阁参预机务。同年二月，薛瑄便参与了主持该届的会试。在《会试录》完成后，薛瑄负责写了一篇序。可是有同考官批评他的《序》中“‘正学复性’数字，久不言，恐非时文。请易之。”[28]薛瑄到底在该篇《会试录序》中写了些什么？这和本文希望理清的官学和理学家之关系的目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地说，在薛瑄的观念中，国家育才和取才的政治目的和他作为一位理学家希望传播圣人之道的教育理想是可以结合的。而且他主张政府的政治目的和理学家的教育理想是应该在官学教育，乃至科举制度中相结合的。抽象地说，在理学的传统中，“体”和“用”的统一，“内圣”和“外王”的结合，都是理学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29]但是最高境界的理论追求是一回事，理学家具体的教育主张和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薛瑄这样的一种寻求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在国家体制中的官学结合统一的立场，不仅和朱熹以来理学传统中对于书院的重视不同，和同时期南方儒者的事业也迥异。书院，从来就不曾出现在薛瑄的教育蓝图之中。后来在薛瑄里居时虽然也有不少人慕名前来从学，但是薛瑄未尝将自己教授学生的住所提升为“书院”，或是另谋一处地方兴建书院来授徒。换言之，在薛瑄有限的教授活动中，他一直没有将其活动“机构化”或者“体制化”。薛瑄本身允许自己有私人教授的活动，却始终不愿意在国家官学系统之外另辟机构。在他的诸多有往来的士人中，也不见他为任何其他人创建或重修书院的事迹作记。因为作记本身就是一种认可和支持，所以在薛瑄的思想世界里，“书院”彻底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