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传承与薛瑄的关注-从二程到朱熹的学术秩序

道统问题是薛瑄关心的课题。早在《读书录》中，他便开始考虑和讨论宋儒的道统问题。下面数段引言全来自《读书录》中的同一则，也是薛瑄在《读书录》中对“道统”问题最长的一次发挥。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邵雍（1011—1077）不在朱熹所重构的道统系统中，并借此发表他个人对主要的宋儒和元儒的评价。因此他问道：“尝观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皆与斯道之传者也。而朱子作《大学》《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继孟氏之统，而不及三子，何邪？”[9]对于这个问题，薛瑄其实自己有答案。他紧接着表示自己的看法，推测道：

盖三子各自为书，或详于性命、道德、象数之微，有非后学造次所能窥测。二程则表彰《大学》《中庸》《语》《孟》，述孔门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进。自“洒扫应对”“孝弟忠信”之常，以渐及乎“精义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据。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继孔孟之统，而不及三子欤？[10]

在薛瑄的理解中，其实朱熹对这3位宋儒与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两兄弟是等量齐观的。只不过他们在理学传统中扮演分工的角色。他指出：“然朱子于《太极图》《通书》，则尊周子；于《西铭》《正蒙》，则述张子；于《易》，则主邵子。又岂不以进修之序，当谨守二程之法；博学之功，又当兼考三子之书邪？”[11]

实际上，明儒在讨论道统问题时是必须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的。首先，孟子之后得道统之传者为谁？在这个部分上，薛瑄的立场自然是依循朱熹的重构，虽然他坚信其他宋儒同样重要。而对他来说，在二程之后则无疑是朱熹。所以他认为“及朱子又集《小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是则继二程之统者，朱子也”[12]。

其次，从明儒所处的时代和立场出发，由孟子而二程，由二程而朱熹的公式是普遍可以接受的，问题的真正棘手之处在于朱熹之后又如何？而解决这个由理学家所重构的道统问题之第二阶段，即后朱熹时代的问题，对明儒如何定位和理解自己在理学传统中所居位置是直接相关的。尤其对明初北方儒者来说，在不可能像金华学派一样宣称是朱熹嫡传师承的背景下，他们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乃至地位？在北方儒者的心目中，许衡（1209—1281）自然是关键角色。薛瑄认为：“至许鲁斋专以《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辞，务敦实行。是则继朱子之统者，鲁斋也。”[13]

那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许衡是通过什么途径来继承朱熹之统的呢？从薛瑄的整段论述，不难发现，二程和朱熹均是有所发微，而许衡只需要掌握和推广宋儒之文献。对薛瑄而言，二程继孔、孟之统是因为他们表彰“四书”并且确立了学者进学的秩序。而朱熹继二程之统表现在他分别编辑和注释《小学》《四书》上。可是到了后朱熹时代的第二阶段，许衡只需要确立和推广朱熹的《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必须强调的是，于此，许衡继承朱熹之统已经可以通过对具体的文献的掌握而完成。那么，许衡之后的儒者呢？没有任何师承可言的明初北方儒者呢？

对中年薛瑄而言，道统的传承是有所依据的。这依据虽然不是什么具体信物的相传，而是指宋儒的理学著作，但是正因为是特定人物的著作，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继承这个道统，无论他与宋儒有多少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中年薛瑄坚信“《四书》《五经》，周、程、张、朱之书，道统正传。舍此而他学，非学也”[14]。

使用通过文献以继承道统来解释许衡的理学地位有其逻辑性。虽然说跨越时空的道统传承是理学家道统论述中的老传统（毕竟孟子而二程，二程而朱熹，就是跨越时空的）；将其途径具体化为宋儒的著作，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宋儒在明初许多儒者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鉴于明初儒者自我定位的心理需要。中年薛瑄深信通过文字（文献）是可以传承道统的。就许衡继承朱熹一事，他还指出“自朱子没，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辞之间。能因文辞而得朱子之心学者，许鲁斋一人而已”[15]。

薛瑄的理学思想和学术活动均透露出对所谓师承关系的强烈怀疑。[16]甚至对于他十分推崇的许衡，薛瑄也不认为其弟子中有可以继承者。他说：“鲁斋学徒，在当时为名臣则有之；得其传者，则未之闻也。”[17]

如前所述，《读书续录》是薛瑄晚年之作。是时，他已经远离政治，里居讲学。所以《续录》所记无疑是其成熟之思想。和《读书录》比较，《续录》中关于道统问题的讨论明显增多。这反映了该问题对晚年薛瑄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总的来说，《续录》对于道统断于孟子而由北宋诸儒，尤其是二程所重新继承；之后又跳越至朱熹，而后又跳越至许衡的宏观论述并没有改变。[18]不过在深度上却增添了两个层面。首先，薛瑄在《读书录》中只是直接谈到道统的继承，于绝续问题并未涉及。在《续录》中，他明显认识到有一客观的最高原则是生生不息的，但人们对于这原则的把握则没有必然性。所谓“道体于穆而不已，道统有绝有续。”[19]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和《读书录》中简单地将道统的传承视为对某些文献的掌握比较，《续录》中的侧重点转移到对“人”的因素之关注。薛瑄先以程子之问发端：(www.xing528.com)

春秋之时有孔子，斯道大明；战国之时有孟子，斯道有寄。自秦汉以降，世儒以知谋功利相高，不知道为何物。故韩子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程子曰：“退之必有所见，不知所传者为何事？”

他答道：

窃谓天命之性，道也。圣贤明此道，行此道，是以道得其传。不明，不行，则天命之性虽未尝不具于人心；然人既不明，不行，则道失其传矣。[20]

薛瑄所理解之道的相传显然不是通过任何具体的物体或信物的传承，而必须是通过不同人之间对道体或天命之性的了解和参与。所以他还说：

道学相传，非有物以相授也。盖“性者万物之一原”，而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谓道也。但先觉者能明是道，行是道；得其人而有以觉之，使之明是道，行是道，则道得其传。无其人，则道失其传矣。[21]

薛瑄此处所描绘的“道学相传”是一个理想典型。毕竟，从上引论述中自然可以看出薛瑄和其他程朱理学家一样，不得不承认道统在历史上的断绝和二程、朱熹的跳跃式继承。所以他在其他地方经常发出诸如“游程、朱之门，得其传者，有其人与？”和“程、朱在当时，知者甚少”，甚至“程、朱之书，得其门者鲜矣”的感慨。[22]薛瑄也在多处反复提及自二程兄弟从周敦颐处得太极之传后，不以语人；须待朱熹出方能得之之事。[23]而且二程弟子非但未能得其真传，且有流入佛家者。总而言之，得二程之传者为朱熹，其中无须人与人的直接师承。[24]而能够“尊程、朱之学者，许文正也”。而且“朱子之后，诸儒有失朱子之本义者。至鲁斋许氏，尊朱子之学至矣”[25]。

虽然对于许衡的评价在历史上和当代学界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薛瑄无疑以许衡为遥继朱熹之统者。薛瑄本身虽然没有直言自己则是继承许衡者，其弟子中持此意见者大有人在。例如陕西韩城的王盛（1475年进士）就认为“道学之真，许公继之。我朝百余年来，应天斯文之寄，接朱、许道统之传，其宗师文清（薛瑄谥）先生者乎！”[26]

在对金华地区的“地方性转变”和“地方认同”的研究中，包弼德指出是吴师道（1283—1344）在元代推广了金华地区拥有朱熹嫡传的道学之概念。而需要如此建构并向外人如此推销金华的原因是为了和其他地区的道学正脉竞争。这其中就包括了北方的许衡和江右的吴澄（1249—1333）。[27]

薛瑄对许衡继朱熹之统的论述是不是也有一个泛北方关怀呢？纵观薛瑄文字，他确实对于金华学派从未发过一言。我想他对许衡的推崇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许衡和薛瑄都是北方人。更重要的是，薛瑄所要重构的道统传承之框架，受到其自身的为学经验影响，以及明初北方不存在任何师承学派的客观环境所左右。因此，他所理解的道统传承，虽然也需要由人去掌握天命之性；但是对天命之性的掌握是可以得之于宋儒，乃至元儒的文辞之中。这种跳跃式的传承不仅比诸金华学派的师承更接近朱熹所重构的模式，也吻合明初北方学界的现实环境。与此同时，薛瑄对道统问题的讨论是年岁愈晚愈臻于成熟。这点可以从上文中将《读书录》与《读书续录》分别论述而正可以完整重构其道统观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