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的理学背景与宋代理学密切相关

“自振起”和薛瑄个人的学习经验息息相关。据薛瑄后来的得意弟子阎禹锡（1426—1476）为其所撰的《行状》载：薛瑄的祖父名仲义（？—1419），“通经史，值元乱，教授乡里，不求仕进。”而薛瑄在大概六七岁时，是由祖父“教以小学、《四书》”。[5]所以薛仲义可以说是孙子薛瑄的启蒙老师。但是薛仲义本人只是一个教授乡里的乡先生，也没有任何线索显示他属于哪一个知名的理学宗派。

薛瑄的父亲，薛贞（1355—1425）长期担任地方县学的教谕，其家人也经常都伴随着他到不同的任所。永乐七年（1409），薛贞转调玉田县。于是21岁的薛瑄也来到了玉田，史称“玉田多贤豪长者，济南王素亨、大梁范汝舟、东莱魏希文、永嘉徐蕴夫、安阳范仲仁、海昌李大亨诸公，皆年德老成”。而这些人和薛瑄又是什么关系呢？据载：“先生礼延之家，讲论经书子史，涉及天文、地理、二氏之谈。”薛瑄将众人请到家中一起钻研学问后，他们对薛瑄的印象和看法如何？薛瑄的《年谱》记录道“诸老退谓人曰：此子聪明，特异力行可畏，圣门有人矣”。他们甚至“皆避师席，结为友，与习宋诸儒性理诸书”。而在薛瑄个人，“久之，先生叹曰：此道学正脉也”。于是他进而“尽焚诗赋草，专精性命，至忘寝食”[6]。

虽然这些当时都身在玉田的长者不敢担任薛瑄的老师，而只是退居一种学友的位置，但是薛瑄对于宋代理学的接触，又无疑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甚至是薛瑄最后放弃了对文学诗赋的追求，而将身心完全投入到对于理学性命的探讨中，以致废寝忘食的地步，也自然是因为受到了他们的感染或启发。但是他们彼此间毕竟没有正式的师徒名分，遑论形成任何学派了。

到了黄宗羲（1610—1695）编撰《明儒学案》时，关于薛瑄早年求学活动的认识就显然已经模糊。黄宗羲谓薛瑄“闻魏、范二先生深于理学（魏纯字希文，山东高密人。范，俟考）。俾先生与之游处，讲习濂洛诸书。叹曰：‘此问学正路也。’因尽弃其旧学”[7]。单单从这段更为简略的叙述来看，似乎完全就是魏和范两人向薛瑄开启了理学殿堂的大门。但是对于这些早年和薛瑄一起论学的几个人具体是谁，则已经不尽知之了。

而全祖望（1705—1755）后来不只是以为魏纯和薛瑄有直接的师生传承关系，甚至还认为黄宗羲误读史料。他说：“文清受理学于高密魏范。盖魏姓而范名，故字希文。诸书皆同。先生以为魏纯字希文，别有一范姓者，恐误也。纯字与范字，其形相近而讹。此虽偶失考据，亦不可不改正也。”[8]清初大儒的误会已是如此，后人对于薛瑄早年求学的历史之了解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要了解薛瑄的“自振起”首先就必须整理清楚其师承渊源之面貌，甚至是有无任何师承可言。那几位和他论学的人究竟是谁？我们又能够知道多少有关他们本身的师承历史？据阎禹锡载，他们“皆元耆儒，为御史等官，谪戍玉田”[9]。薛瑄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这几位元代耆儒的弟子，而只是从他与他们的论学活动中受益。如前所述，“自振起”的其中一层意义是指薛瑄在理学上的自得自任，而不是受教于某位老师。另一方面，明代还是有特别强调师承或学脉的理学社群，如南方的金华学派就是显例。那么，启发薛瑄的元代耆儒如果同样属于某一支特定的理学宗派的话，则薛瑄理学的“自振起”就会受人质疑，至少其思想会无可避免地留下某一宗派的烙印。所以本文就不得不先尽可能地辨识和介绍这几个人。可是遗憾的是，六人中，王素亨与范仲仁在现存史料中已经湮没无迹。

在经过多手引述后，关于这六人的讯息自然开始出现混乱。上引薛瑄的《年谱》以范汝舟为大梁人，而阎禹锡在薛瑄的《行状》中却以范汝舟为海宁人。[10]而《明史》亦以为范汝舟是海宁籍。[11]此外，最早将六人的姓名简化的应该是李贤（1409—1467）。他在为薛瑄撰写的神道碑中称“公闻魏、范二先生深于理学”[12]。(www.xing528.com)

对于范汝舟究竟何许人也，就连海宁人也搞不清楚。康熙版的《海宁县志》引谈迁语谓：“永嘉徐怀玉，高密魏希文，济南王泰亨，海宁李大亨、范汝舟皆元旧儒，谪戍玉田。贞礼为瑄师，从讲伊洛之学。文清为一代大儒，亦吾宁有以启之。第不知范汝舟者，果何人也。贤者声名不传，诚可深惜。”[13]明代原始资料显示是薛瑄自己前往拜访这几位前辈学者，而《海宁县志》则说是薛贞礼聘为薛瑄的老师，恐不可信。《海宁县志》也因为海宁人李大亨和范汝舟都曾经予以一代大儒薛瑄启发而感到自豪。可是《海宁县志》也为启发过薛瑄的前辈海宁人范汝舟的默默无闻感叹。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范汝舟根本不是海宁人。在这一点上，薛瑄《年谱》是而《行状》非。范济，字汝舟，是开封祥符人。他是众人中唯一的一位元代进士。他在元至正甲午年（1354）及第后便闲居不仕。直到洪武年间才以儒士起用，任江西广信府知府。之后坐累而谪戍兴州。兴州左屯卫置于洪武中，且在永乐元年（1403）徙治玉田县。范济在宣德年间因为有机会谒阙言事而出为儒学训导。[14]

以下本文再分别通过各种资料，尤其是方志方面的证据，重构我们对魏希文、徐怀玉和李大亨的认识。魏纯，字希文，高密人。其父为绩溪令，魏纯就学于其任所。后来他到了南京，为某达官延入府中为子弟之师。后来在别人的斗争中被语及，因而谪戍蓟州。史料对于魏纯到底因为何人何事而遭受池鱼之殃语焉不详，本文也无从推断。当薛瑄来到玉田时，魏纯在玉田学宫旁训导将官子弟。后来有人举荐其至吏部，可是魏纯因为同膺荐者有所不和所以没有成功，并回到了玉田。到了宣德元年（1426），魏纯再次被举荐并试于吏部。虽然其文合格而当吏部正准备将其名字上报朝廷并委任以官职时，魏纯却暴卒于旅舍。[15]

永嘉徐怀玉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庚午举人。原任兴国教谕，调沛县，以言事升调山东都司断事，再改湖广都司经历，后以诖误谪戍玉田数十年。洪熙改元（1424）诏求贤。徐怀玉愿就教职，于是授建宁训导。5年后丁内艰归，遂致仕。[16]而李贞，字大亨，海宁人，为洪武年间生员。建文初因为揣知国家必有内难，于是赴南京上用兵方略。建文帝义之，赐宴光禄，并授其湖广道监察御史。靖难事起，李贞归隐临平山，后谪戍玉田。到了宣宗时，起为扬州知府，3年乞归并获皇帝勅谕，卒后祀乡贤祠。[17]

就薛瑄的学习经历而言，予以启蒙的祖父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学派；就薛瑄的理学背景来说，和他论学（而我们能够掌握其资料）的几位学友同样不具备任何师承明确或家法严谨的学脉成员之身份。明初北方理学纵使在个别地方还可以偶见元儒许衡（1209—1281）和刘因（1249—1293）的影响，但是北方无疑没有诸如浙东金华学派似的理学宗派或脉络。因此世宗皇帝承认薛瑄“自振起”的难得正反映了明人对于明初北方学术相对寂寥的认识。而这认识并不是来自世宗一人的睿智，因为他的评价是建立在嘉靖十九年（1540）诸多上疏讨论薛瑄从祀孔庙问题，尤其是多数表态支持的儒臣对于明初理学的陈述。因此说“自振起”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是明代中叶明人对于明初“理学之冠”薛瑄的共同认识，甚至说是他们对于明初北方理学的特质之掌握也未为不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