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理学家薛瑄及其影响力

1571年农历九月，即大明隆庆五年的秋天，在言官的反复要求以及廷议上的压倒性胜利后，礼部在上呈给明穆宗的奏疏中说道：“逮于我朝治化休明，德教沦浃，名贤辈出，辉映后先。乃其力任斯道，卓然为一代理学之冠者，则惟故礼部侍郎薛瑄为最焉。”[1]礼部最后要求穆宗皇帝批准薛瑄从祀孔子庙廷，而穆宗也应允了。薛瑄（1389—1464），字敬轩，谥文清，山西蒲州河津人，是有明三百年间第一位从祀孔庙的明朝人，也是明代北方最重要的理学系统河东学派的奠基人。当然争取薛瑄从祀是一项跨越五代人且历经百年的努力，其中涉及种种明代的思想、政治、地域势力和家族历史的复杂问题。笔者于他处已有详论，在此无法赘言。[2]

薛瑄作为明代第一位从祀孔庙的明儒，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在明代儒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后世学者却往往因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于薛瑄“恪守宋人矩矱”的批评而对他多有微词，也不甚重视。[3]这自然使得学界错失了了解明代北方儒学异于南方儒学之特殊性的机会。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致力于弥补这一部分缺失。

必须指出的是，薛瑄的地位和评价虽然在明代程朱学者和薛瑄门人中是崇高的，他却不是一开始就获得政治权力的认可。在隆庆年间，穆宗同意了礼部官员对于薛瑄是“一代理学之冠”的评价。但是在嘉靖年间，穆宗的父亲明世宗对于薛瑄的认识却略有不同。

嘉靖十八年（1539），御史杨瞻（1491—1555）上疏请世宗皇帝从祀薛瑄。世宗命诸儒臣讨论此事。到了次年，虽然大多数上疏表态的儒臣们都支持薛瑄从祀，但是世宗最后还是没有应允。不过，世宗的批文却值得玩味。他说：“圣贤道学不明，士趋流俗，朕深有感。薛瑄能自振起，诚可嘉尚。但公论久而后定，宜候将来。”[4]世宗以“公论”并未一致为理由拒绝了薛瑄的从祀，但是他还是认为薛瑄“诚可嘉尚”，因为薛瑄能够“自振起”。(www.xing528.com)

那么，到底明世宗所讲的“自振起”是指什么？薛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自振起”？什么样的背景迫使当时的儒者需要“自振起”？而薛瑄的“自振起”又如何影响他个人对于理学的传承之体认，进而左右了以他为宗的河东学派之发展？这一切又向我们反映了明初理学，尤其是明初北方理学的什么问题？

本文首先将重构薛瑄的求学背景，因为对于判断是不是“自振起”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薛瑄对理学的学习和体认之全过程是通过自己的勤勉而掌握之，还是依据任何师承家法的授受。换言之，他是通过一己的努力自得自任于理学系统中的圣人之道，抑或是隶属于某学术宗派。在重构了薛瑄个人的理学背景后，本文接着将探讨薛瑄个人的经验如何左右他对于师承家法或学术宗派的态度。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对于河东学派的发展和性质是起着深远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