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经：和谐社会治国纲要

国。

治国。

以正治邦。

虚心实腹的老子治国。

它所引发我们不得不思考的——

问题之一，老子以恒道为治国最高纲领吗？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初始状态，是万物出生的本原，是生化宇宙，统摄世界，具有无限时空和内在精神的最高本体。可以说，老子对“道”的这一发现为和谐世界和治国纲要奠定了哲学基础，充满了精妙深刻，洞察入微的东方智慧。因此，老子治国方略始终不离恒道，他所提出的治国最高纲领也正是“道”。老子在世界哲学史上最早论证了“道”是万物的本原，是认识万物奥秘的根本门径，是细微难辨又无限无际的本体，揭示了恒道至大无比，化生万物，安邦治国的伟大作用。老子之道为人类社会矛盾的化解，描绘出平和纯真的太平世界图，具有现实的政治实用价值和永久的文化价值。他所奠定的这一恒道治国纲领，成为中华和谐治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宝贵文化资源。

因此，我们只有辨析中西古今治国学说，取精弃粗，择正去误，把老子治国观放入老子九大哲学观的价值体系看，才可能弄清老子道论本意及其和谐治国观的逻辑体系，大致如下：“恒道观”作为老子的最高哲学范畴，以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道”贯串于九观之中①，成为老子和谐社会观立论的理论基础。“玄德观”则是恒道观和谐社会化的结果和实践化的准则。它将恒道观引向社会，化为道德规范，圣人楷模，指导作为和谐社会认识论的“真知观”，去认知真理、社会真相和探循正路，最终构成恒道和谐社会的社会论的“清静观”，行为论的“无为观”，生命论的“贵身观”，政治论的“安民观”，“用兵观”，“治国观”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老子和谐社会治国观的价值体系链。总之，老子的治国纲领，是以恒道玄德的“和光同尘”为手段，通过对自然、社会、人心的细致观测和分析，弄清如何遵循恒道，修养玄德，获取真知，认识社会，重视生命，规范行为，治理国家的道理，以指导和谐社会建设，体现出道祖老子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观和治国智慧。

问题之二，老子治国以玄德为道德规范吗？

老子清楚地知道，周代战乱频繁，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要想让各国统治者成为和谐社会的主宰，就要掌握他们希望统治的稳定长久，人民的安分服从的心理，从约束他们自己做起，消除他们过多的贪欲。而他要求统治者应有的玄德境界和人格价值，归根结底，也是由他实现和谐社会治国方略的恒道观所决定的。为此，老子希望圣人能做到“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2］把治国希望寄托在有德之“王”的身上。这虽是他的局限性，却是由当时群众觉悟程度和民主机制欠缺等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不能不是他当时惟一的选择。老子认为：“‘道’是博大无比的，天是高大无边的，地是广大无垠的，统治国家的王也很伟大。国家中有这四‘大’啊，而王就占据了其一。人效法地道的治理，地效法天道的运行，天效法恒道的规律，恒道的法则是自然而然。”［25］②从这段话可见，老子承认代表了人类强大统治力量的君王，把他列为四“大”之一，是与他具有君王能够成圣的信念分不开的。这与佛家主张所有的有情（人类、动物，生命体）和无情（山水，天地，无机物）一律平等，主张人佛平等，众生平等，不跪王侯，彻底抹平人类中心主义，显然是有所区别的。但老子并不因此而认为只要是“王”就可以胡作非为。相反，他认为，再伟大的君王，都要依次通过对效仿遵循天的地、效仿遵循道的天、以及道本体的观察效仿，遵循道法自然的法则。这也正是老子治国纲要所坚持的玄德规范，由此生发出统治者不可违反恒道，而要自然无为，垂拱而治，让人民按照淳朴天性全面发展，过各得其所的自由生活的和谐社会思想。

问题之三，老子主张治国者须修养玄德吗？

老子主张治国者须修养玄德，向那些千古传颂，一向以来都没有贪欲私心，以老百姓的心为天地良心，善意地对待一切良善或不良善的人，信任所有守信或不守信的人们。试想，这样大智大德，能与天地合德，与万物协和，与亿民同心，能大度包容各类人的圣人，不正是创立公正平和，自由发展的和谐社会的理想治国者吗？显然，老子心目中的这样的圣人，不同于西方世界里那唯我独尊，非我教派，必除而后快的所谓上帝信徒，也不同于那些以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政治见解或意识形态划界，不惜刀兵相见，闹得国家四分五裂的狭隘自私，凶残冷酷的政治家。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之所以主张治国者须修养玄德，是因为他对当时儒家建立起来的一套以血缘区别亲疏的道德规范（有如后来文革时期“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具有严正的排斥心理。他认为，“化生万物，畜养万物，让万物滋生而不占有它们，让万物成长而不主宰它们，这就是玄妙的道德。”［10］而他尖锐批评的，正是那些“丧失了恒道才讲仁德，丧失了道德才有仁爱，丧失了仁爱才有义气，丧失了义气才有礼仪。”［38］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却从不实行的伪君子。老子痛斥他们假仁假义所制定的，意在维护统治阶级尊卑等级统治的“所谓礼仪，是忠诚信义的所在，是国家动乱的祸首。”［38］可见，老子作为一个反伪道德主义者，所要追求的是安定和谐的社会，所要保留的是纯真诚实，符合人性，赤子之心的“玄德”。这是他对道德的根源、属性、作用、意义作了全面深刻思考，对道德的产生，道德的标准，道德的建设作了独到阐述的结果，而不是一家学派歧见。

老子以纯真人的玄德化的“古圣化”，区别于弗洛伊德病态人的悲观主义的“去圣化”，而有利于当前健康人的乐观主义的“再圣化”。老子贬斥的是“下德”，主张的是玄德，它与恒道相通，是“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极”之大德。从老子对玄德的重视看，无论是谁，要想建立和谐社会，都必须具有和谐的自然心态，善待人民，珍惜生命，做到在治理天下时，“内聚心性，安祥和合，成为天下人的浑厚爱心。百姓们就像是自己耳目一样，圣人把他们都当成孩子来关爱。”［49］有了如此可敬可爱，道德高尚，如慈祥父母的圣人治理天下，人民怎会不心悦诚服，安居乐业，社会怎么能不和谐幸福呢？

问题之四，老子治国离不开真知卓见吗？

在老子看来，治国者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由正确的途径获得正确的见解，使自己的精神和谐与社会和谐融为一体。前两者与后两者是互为前提，互为联系，互为因果的。老子说：“集营养精神于一体，能让它们永不分离吗？糅合物质精神至最柔顺的境地，能重新变婴儿吗？清除心中的明镜，能让它毫无瑕疵灰尘吗？爱护人民，治理国家，能不用狡诈的权谋知识吗？闭紧耳朵眼睛鼻孔，能雌服而不逞强吗？聪明通达各种事理，能不通过不良知识的灌输吗？”［10］这里边的六大尖锐问题，实际上开辟了一条治国者从内心和谐走向社会和谐的认知道路，一条可以称为老子的“真知观”，与“清静观”、“无为观”和“贵身观”相结合，修养玄德，追寻恒道的心灵健康之路。其要点是让治国者在掌握正确认识论和真理的前提下，集中精力和神思，明白恒道和谐之理，时常清扫有害身心的私心杂念，保持类似禅宗所说的澄明心境，保持谦让而不是好斗的个性，不在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之中消耗精力，不花心思于揣摩玩弄政治权术，避免邪说败德的危害，以返回人的童真最佳生命状态，获得有益身心与治国的真知，爱护人民，激活国家的蓬勃生机，实现社会的和谐幸福。

由此可见，老子所阐明的治国之道和“真知观”，要点在于反对众多的歪门邪说，追求符合恒道的价值标准的真理。他不以意识形态别亲疏，谋私利，推崇具有人民性、人道主义和理想性的“真知”。这就是在和谐国家的思想领域，坚持体悟和贯彻恒道，把它作为所有知识的本始和母体，以识“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正确途径，避免越学越滥，越走越偏，被多余有害的邪说所困。因此，老子力主将不同学说作为借鉴资料，经过批判消化，解构重组，融会在恒道学说之中，达到“玄德大同”那“调和万物争奇斗艳的光芒，使之混同于祥和红尘之中，消弭事物中一切矛盾的敌对锋锐，解决它们的纷争冲突”［56］的认识高度和圆融智慧，不再被类似佛家所说的“我执”所拘囿。在这里，老子的“真知”实际上表明了一种百家争鸣，开放包容的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政策。这就是要在纷争冲突的思想领域，消除门派偏见，一视同仁地吸收各种学说之所长，达到和谐社会的大同境界，实现恒道玄德的治国理想。

问题之五，老子治国需要清静划一吗？

为了替儒家的守成和执政模式提供理论根据，汉代的董仲舒颠覆了道家有关道与天之主次关系的论说，喊出了为历代保守派统治者所津津乐道的名言，那就是所谓的：“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实际上是把日升月落、冬去春来，循环往复的“天”，作为维护上尊下卑、一成不变的封建统治之“道”的根据了。这与老子及其道家学派，时刻注意天时形势，主张随时而变，与时俱进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老子所坚持的代表真理的道，虽看似万代如“一”，却绝非一成不变的“一”，绝非统治者梦想的至尊无上，高度集权，万世不变的“一”。实际上，哪怕某位英明统治者取得了四海归“一”的皇位与极权，也不可能保持世袭永远不变的一统天下，至多只能维持一朝一代。

从《易经》“既济”卦所宣示的那种不停进化的易理看，没有任何事物是会永远停滞不前的，事物的和谐统一的状态，也不可能无条件地永远存在下去。因此，按照老子烛照千古旷宇的清静观，即使“苍天得到和谐统一就会清澄，大地得到和谐统一就会安宁，神灵得到和谐统一就会灵验，河谷得到和谐统一就会盈满，万物得到和谐统一就会生生不息，诸侯国王得到和谐统一，就会以它为天下准则。”［39］也决不可以用钳制思想来求得和谐统一。因为类似于强推西方民主，大搞全球强势文化输出的统一，在老子看来，其实是不察时变，不解世情，有违世势的。它不但不能求得治国稳定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反而因违反恒道，用僵化的单一文化模式与政治制度，束缚了人类多元文化的生命和蓬勃自由的发展，而碰壁失败。

这正如老子所深察：“它一旦发展到统一的极致，天不要太清澄了，否则恐怕将会爆裂；地不要太安宁了，否则恐怕将会爆发；神不要太灵验了，否则恐怕将会停歇；河谷不要太盈满了，否则恐怕将会旱渴；万物不要超生得太多了，否则恐怕将会灭绝；诸侯王公不要太尊贵高傲了，否则恐怕将会被推倒！”［39］这就是说，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观察，从恒道的规律看，治国强求一统，用僵化的规范或制度统一一切，就会天裂地爆，精神停歇，河谷干旱，连最高统治者也难免倒下！这就是老子之后，秦王朝二世而亡，国内所谓“一刀切”政策的失利，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失败，所为我们提示的人类社会的治国规律。也正是基于这一与时俱进的观点，基于对那种“朝廷忙于封官和算计，田地却很荒芜，粮仓更是空虚。贵族们却穿着华丽衣服，佩带长长的利剑，吃饱喝足，家财货物非常富余。”［53］的反恒道、反人道世象的深恶痛绝与强烈批判，老子建立起他向往的治国观。那是在没有贪欲私心的圣人英明领导下，建立起没有巧取豪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生活物资能够公平分享，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要，甘食美服的淳朴自由的和谐社会。

问题之六，老子的治国离不开贵身理念吗？

老子强调贵身的治国观，对于今天希望既注重生产效益，开掘财富源流，又希望合理分配财富，建立社会人身保障，增进身心健康和幸福指数，促成国家和谐社会的现代人说来，确实是令人向往的。在为实现这一治国理想而设想的身心修养方面，老子主张通过著名的“抟气至柔”的功夫，修成和谐万物，无淫欲无妄为，如同赤子般的“婴儿”心身。那时候就能让狂蜂虫蛇都不蛰咬，凶禽猛兽也不来搏杀，骨软筋柔而握物牢固，精诚专一而不气逆嘶哑，内心自然而平和了。老子认为，修成这种精诚专一，思精虑净的身心状态，就达到了天下无敌，即不树敌也无人以其为敌的高超的“贵身”境界。那样的人就“知道和谐万物的就叫做恒常，知道恒常之道的就叫做明达事理。有益于生命的就叫做祥和如意”［55］这就是老子贵身治国观所主张的治国者应有的身心和谐状态，即我们营造和谐社会所必须首先具有的良好心态和道德境界。

结合古人“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佛忘身而济物，道服饵而养生”的说法看，为中国道家奠定理论基础的老子的“贵身观”，确实体现了对人生命的关怀，体现了他对“治国之本”的看法，那就是“本在于治身。”用老子对文子追问的回答就是：“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身乱而国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要而言之，贵身养生，不禁欲伤身；修身护身，不纵欲灭身，将有利于我们洁身自好，修德存身，明哲保身，养生拒腐，自我完善，更好实现和谐社会理想。

回顾历史，那些纵欲伤身的统治者固然可恶，那些迷信“道服饵而养生”，如荒废朝政的明嘉靖帝等也实在昏庸。只有那些“闻鸡起舞”，“胡服骑射”，内外兼修，积极锻炼的有为之士和有为之君，才可能真正对国家的治理和社会和谐作出贡献。而那些以炼内丹外丹和道医施诊的方式，对社会和谐发展也做出过贡献的道教养生家，选择老子作为修身道的经典，总结出自然虚静法、形神抱一法、涤除玄览法、虚心实腹法、冲气玄同法、抟气致柔法等等，以达到养神守精，合气守一的长寿目的，也绝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老子贵身治国观的养生文化创新与千年承传。

问题之七，老子的治国方略主张尚柔吗？

在中国圣人谱系中，老子给人的形象一贯是谦卑、柔弱、贵柔的。《汉书·艺文志》说老子：“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庄子评论老子“以濡弱谦下为表”；《吕氏春秋·不二》也肯定“老聃贵柔”。这些评议对老子处世治国哲学的特点把握是十分准确的，它的尚柔主谦，以反求正，弱小胜强，来自老子的恒道玄德智慧，深融于民族文化血液，形成了与西方刚性、张扬、强权文化不同的尚柔治国方略。应该说，老子的尚柔治国，使他的治国之术具有浓厚的阴柔特征，其治国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措施，都强调顺应自然，合乎时机，不是单凭主观意念率意为之，而是随着情势的发展，而有所调整改变，这是更符合时下热衷的弹性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精义的。它形成了道家因时达变，不僵化固守的“道法自然”思想，与法家主张操弄帝王驭臣权术，强力施行严刑峻法，以及儒家主张不成功便成仁，守成保业的尚刚治国方略，恰好形成为鲜明对比，并在封建统治的稳态结构中，成为三足鼎立的起重要调适作用的一“足”。(www.xing528.com)

老子认为，人类推行和谐治国方略，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好人每天所要面对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内心的各类矛盾。对于受现代西方强力竞争型主流文化控制，矛盾交集，利益冲突，内心烦躁，压力沉重，执着一端，偏向一极，想要摆脱与化解这些矛盾，却又往往无计可施的当代人而言，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是你强大起来压倒别人，就是别人强大后压倒你！老子根据自己对道的本质的反复思考，所得出的尚柔结论却并不如此。他称颂天下最柔的，莫过于水，水的柔性和慈爱体现了自己治国尚柔的真谛！老子坚信：“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8］他认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66］，只有谦柔虚心，甘处人下，尊重任用贤能，才能成就大业，故此他力主“为天下溪，常德不离”［28］，主张“抟气至柔”［10］和“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43］，培养谦和柔慈却又积德无不克的坚毅柔韧的性格。他十分称许水的以柔克刚，却又善容万物，利益万物，还结合对恒道的理解说：“大道虚空冲和而运用极广，它无所不有却永远不会盈满。多么渊深难测啊，它就像是万物的宗主！锉去万物的锋芒，化解万物的纷争，融合万物的光辉，趋同世尘大道的生命飞扬！”［4］这就是老子所向往的“和光同尘”，“渊深明湛”，和谐平静而又活泼光明的社会。它以道的统一实现所有矛盾的化解，就像那些貌似不可一世的强大者，也将被几近于道的柔弱处下却无坚不摧的“水”所征服一样！从而形象而深刻地体现了老子尊崇水的大德兼容与柔和本性，主张无为而治，不以强权欺凌弱小，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观。

此外，从老子关于“柔弱胜强”［36］以及“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78］的一贯观点看，体现出老子治国尚柔精神的，还可见于他坚信“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63］懂得“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64］的道理，重视柔弱细小，从“小”抓起，从小做起，从基础起步，重视“小朴”、“小国”、“小鲜”的一系列治国观点。具体分析，老子治国尚柔之所以重视“小朴”，是因为柔弱的“小朴”具有不可轻视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老子关于“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的治国法，突出了“朴”即“恒道”在和谐社会治国方略中的核心地位。“朴”看似很小，微不足道，却是做人的天性与准则，是统治者治国的根本。老子治国尚柔所主张的“小国”，是因为他认为推行“小国寡民”［67］的治国制度，更有合理性。它把政府管理机构适当划“小”，缩小了庞大行政机器的规模，过多的管理层次，建立了服务大社会的“小政府”，使其成为独立性强，管理人员少，幅员适度的行政区域“小国”——在周朝一统之下并非地方割据之“国”，大大减少了层级别类的行政开支，以及各种对人民生活的不必要干预，属于精兵简政的正确方略，确是构建当今中国和谐社会时乃至未来大同和谐世界所要思考的。老子治国尚柔所主张的“小鲜”，是因为那“治大国若烹小鲜”［60］的柔性治国手段，最突出地表明了他对治理国家的谨慎乐观和高度重视。因为肉嫩骨细的美味“小鱼”，在煎炒时是极易弄碎的，治理国家同样如此，它需要高超的技巧与耐心和爱心，需要执重守静，谦柔无为，小心翼翼，才能获得国泰民安的理想结果。

问题之八，老子的治国妙义是无为而治吗？

老子的治国法崇尚和谐之道与道法自然，主张实行无为而治。从“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79］的天道运行规律看，自然会减损有余的补益不足的。人类所谓的“民主的平等的博爱的”社会规则，却反而减损不足的供奉有余的，造成社会不公，穷的愈穷，富的愈富，极为反常，自然也就不可能和谐了。因此，老子明确反对过度膨胀的野心、好大喜功的胃口，以及豪华奢侈的生活，并借其圣人口说：“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57］在老子看来，“上善若水”。水为什么会成为上善？不就是由于它安静无为，不好争利，具有择居善地，心情恬静，施予宽厚，信守诺言，公正平和，求实能干，顺应时机等美德吗？如果社会上层能保有无为心态和水的美德，人民就将自化而使社会和谐了。

所以老子所制定的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自然包括了无为而治的妙义。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所以能经历春秋战乱，七雄角逐，秦朝暴虐，楚汉之争期间的六百年苦难后，实现汉初人民减负，国库充盈的“文景之治”，正是因为有学士陆贾向刘邦建言：“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最终得到酷爱老子的窦皇后支持，老丞相陈平、曹参襄助，才使刘邦之子孝文帝得以老子为师，无为顺道，令天下从贪欲躁动复归于恬静休息，国势转强的。

问题之九，老子的治国安民举措有哪些？

“安民”是要建立在治国的统治者与被治理的人民的和谐关系上的。虽然美国《独立宣言》作者托马斯·杰弗逊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根据西方的“契约论”，即使是渴望平等的人，也需要选举和委托国家统治者对众人实行治理。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3］的老子，尽管反对人为抬高“贤人”而使民不争高位，心中还是始终把治国安民的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落实在实实在在的安民举措上的。这点可见于他的安民观，重点之一便是虚心实腹，弱志强骨，绝智弃偏，见素抱朴的“育民法”。正是在回顾人类政治起源并探讨社会治乱规律的过程中，老子根据“政治初创昏昧怜悯时，人民生活虽艰难而淳朴浑厚。政治过于明察苛刻时，人民会缺少自由和衣食。”［58］的历史，得出了重视物质文化，反对空谈误国的“育民法”结论。

其次是“抚民法”。要点是反对隔离人民、压制人民，对违背人民意愿，强制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惜以流血恐怖相威胁的强权统治者，老子严正警告说：“人民一旦不再害怕恐怖和威胁，那非常恐怖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所以不要限制人民栖息的居所，不要压榨人民使其了无生趣。只有不做人民所厌恶的限制民生的事情，人民才不会厌恶你。”［74］在某种意义上，国际恐怖主义与一些国家内社会的不和谐甚至流血冲突，都是恐怖组织和黑恶势力等，利用社会贫富悬殊、种族冲突的不合理现象造成的。而要借鉴和切实落实好老子的一系列安民措施，包括育民法、治民法、抚民法，等等，就要把他所倡导的恒道观贯串于他由玄德、清静、真知、无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诸观构建的治国战略体系之中，以恒道宇宙观、玄德人生观为治国大纲，将施政安民和和谐社会紧密结合起来，通过道法自然，无为贵身，积德休兵，实现天人合一，国泰民安的治国理想。

问题之十，老子基本的治国用兵原则是什么？

老子学说被誉为是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老子道学文化正愈来愈被誉为一种有着警世、醒世、医世功能的普世文化。这从他发明的如何卫国友邦，休兵息战的“君人南面之术”可以看出来。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定繁荣与和谐社会，老子明确反对统治者为私利挑起战争，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31］明确反对涂炭生灵、耗费国库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老子对战争决策者和指挥用兵者明确提出：“要以恒道辅佐治国者，不以武力逞强称霸于天下。天下事情都将会周而复还。”［30］如果统治者脱离了人类的恒道，一味恃仗武力强大先发制人，或只懂得以暴易暴，穷兵黩武，今天的侵略者，明天就会被人反攻和惩罚；今天的占领者明天就会被人民赶走。从战争的反复性和严重后果看，好战和贪得是兵家大忌，越是炫耀武力强大就会越早衰亡。所以，老子治国用兵，从不炫耀武力，主动侵略。他在用兵之道上，一是主张“不战而善胜”［75］，贵柔守雌，不战制战，以退制进，以退为进，以弱制强，以柔克刚，哀兵必胜，后发制人；二是主张凡事因势利导，无为不争，始终坚持“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57］的“道法自然”的和平反战原则。

从恒道和平主义的战争观出发，老子坚持“君子重于道德，不重用兵”（文子转引）主张积德克敌的战略观，主张大国与小国的平等互助，各得其利，并坚持“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以慈卫之。”［69］明确把珍惜生命关爱生灵的人道主义的“慈”，把不在战争中毁灭人类宝贵财富的“俭”，把不冒天下之大不讳主动挑起战争的“不敢为天下先”，作为胜敌固守，成事保国的三大宝贝，以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高明手段和姿态，取得和平共处，达到“天下将自定”的目的。

问题之十一，老子的治国理想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吗？

老子哲学的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治国之道和修身之本等等的阐述中。特别是老子的治国观如一条红线，贯串于他由恒道、玄德、清静、真知、无为、贵身、安民、用兵诸观构建的哲学观体系之中。它不仅形成了老子哲学的独特价值体系和深刻思想，而且奠定了老子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为源远流长，根深花艳的中华和谐传统文化的辉煌成就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我们总结和创新中华民族和谐治国的基本理论时，除了可以从儒家“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从佛教重视觉悟，普度众人的大乘教义和禅宗的人生智慧中，吸取其所倡导的“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的新“六和”思想营养外，还应该从道教的精神源头老子思想中，领略其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思想。

如我们参照有的学者的提法，强化老子学说的“六和”治国理念，其“生和”，就是重视民生，充分体现对人民生命权的重视，保护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建设和谐社会的民心基础工程。其“整和”，就是充分调动、发挥政府的协调整和之功能，逐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诸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增大、就业机会不均等诸矛盾，保持社会和谐与发展态势。其“谦和”，即为国家在舆论导向与为人处世方面都推崇“谦和”风尚，宏扬中华传统美德，力戒奢侈、浮夸之风，使“八荣八耻”深入人心。其“中和”，就是恪守“中和之道”，不要忽左忽右，坚持对理想和信念的秉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实于实处。其“协和”，即协和并调动一切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积极力量，维护世界与人类和平。其“顺和”，就是顺应道家视野中的人之天性，使“经济人”、“政治人”、“法律人”，逐步回归到赤子之心的“文化人”的淳朴德性上来，理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心灵之关系，保护自然环境，使社会更为和谐健康和富足快乐。

问题之十二，老子的和谐治国方略的主旨是什么？

总结老子九观哲学体系与和谐治国方略的主旨，一是主张谦虚豁达，得民爱戴的圣人要坚持清静守中，人际和谐，不妄为的“清静观”与“无为观”，以达到思虑清静与舍轻持重，无为与有为的辨证统一；二是主张人们要坚持珍惜生命，明哲保身，养生拒腐的“贵身观”，要寄希望于爱自身并愿意为实现恒道理想而奋斗的人，从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摆正了身体和事业的和谐关系，成为世界上最体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并促进人类身心和谐健康的先进观念；三是主张回到和谐公产社会理想境界的“安民观”，使人民淳朴浑厚，安闲自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没有苛察监控，勾心斗角，保留小国寡民的民俗文化个性；四是反对满足人类贪欲的战争，主张无为不争，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哀兵必胜，后发制人，积德克敌的“用兵观”，为和谐世界奠定和平主义的基石；五是提倡遵循恒道，修养玄德，谦柔无为，睦邻通好的“治国观”，强调国家的和谐久安，而不是用美言尊行堆砌起来的虚假道德、虚假政绩！由此可见，老子的和谐社会观，是他恒道观的社会实践化产物，最终以建设人类和谐社会为远大目标和最高价值。

问题之十三，老子道学是中华治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吗？

老子以恒道、玄德、清静、真知、无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诸观构建的哲学观体系，奠定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政治理论基础。自汉初实行黄老之术和老子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以来，在哲学高度、政治实践、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以儒、道、释三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学术界大都公认，历史上封建王朝大都沿袭的“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以佛治心”的治国模式和民族核心价值理念。

其中的所谓“以儒守成”的统治模式，要义是通过由儒家制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等“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和等级制度，建立起君君臣臣，层级分明，高度集权的皇权制度，进而以政权、族权、夫权等政治手段贯彻施行于封建帝国的每个角落，保守住祖宗留下的社稷江山，支撑庞大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所谓“以道达变”的统治模式，要义是根据《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政治智慧，参照老子道家学派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和“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79］的施政原则，不时分析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利益分配的多寡变化，通过民间或明或暗的各类道教组织的平和或暴力的活动，配合统治者自觉或被动的上下呼应，进而在王庭和民间此消彼长、永无休止的对立或磨合的政治力量博弈中，对儒家主流文化影响下，中国社会长达几千年所形成的日趋保守的稳态政治结构加以调整，维护或创制因破损落伍而需要更新的国家机器。

所谓“以佛治心”的辅政教化，要义是通过由佛学基本教义的创立者佛祖，佛教各流派包括禅宗、净土宗等传播的“四大皆空”、“明心见性”、“普度众生”、“人间净土”的佛法说教，以及佛祖、佛法、佛教僧侣组织等号称佛家“三宝”的宗教文化力量，对统治者自身贪欲与恐惧，以及陷民众于困境所造成的人心痛苦，进行心灵的抚慰和轮回法疗治，用行善拜佛与三世说抹平社会的矛盾冲突，减少国家机器运转时产生的摩擦与震动。

而我们若从善行道者，因地制宜，该变就变，以及“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以佛治心”这三者的内在关系看，“守成”是妥协，是稳定，是维持现状；“达变”是鼎新，是改良，是和谐社会；“治心”是减震，是向善，是净化人心。其三者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达变”和“静作得时，天地与之”的“鼎新”，可谓是统治者能否妥协守成，治心减震，维持统治，江山永固的成败关键。

由此可见，正是“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以佛治心”的统治模式，各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维持与延续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长期以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地位。也正是建基在中华易学之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社会、宗教等领域，以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为代表的道学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促成了以孔子、孟子、程子、朱子为代表的儒学文化，以及以惠能为代表的中国化佛学即禅宗文化的与时俱进，它与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一道，不断改良了中华治国范式，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根基，孕育了中国五千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法自然”的民族精神，至今仍然有以道立国，应势明变的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注释】

①柯可．老子哲学观体系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②本文引用的老子原文或译文，一律用［］号与数字表示老子通行本的各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