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经：解读老子的真知观

知。

真知。

绝圣弃知。

信言不美的老子真知。

它所引发我们要深入思考的——

问题多多，老子彻底否定知识吗？实际上，老子并不一般地否认知识。他的“真知观”是打开老子的智慧宝库，深入了解其恒道、玄德以及清静、无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诸观精髓的钥匙。不言而喻，对于老子这样一位在世界文化轴心时代创立了见解深刻独到的道学系统理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两千多年的伟大哲学家，必定有自己完整而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以实现其认识恒道与玄德的奥秘，掌握清静、无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的方法和规律，建设自然美好的恒道社会的超远理想。

问题之一，老子的真知以什么为标准？

绝智弃偏，信言不美的老子真知观。它所引发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很多，如：老子彻底否定知识吗，如果不是，他的真知又以什么为标准？实际上，老子并不一般地否认知识。他的“真知观”是打开老子的智慧宝库，深入了解其恒道、玄德以及清静、无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诸观精髓的钥匙。不言而喻，对于老子这样一位在世界文化轴心时代创立了见解深刻独到的道学系统理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两千多年的伟大哲学家，必定有自己完整而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以实现其认识恒道与玄德的奥秘，掌握清静、无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的方法和规律，建设自然美好的恒道社会的超远理想。

毫无疑问，老子的真知标准，以他“一以贯之”的道家学说看，从他对玄德的论述和整个哲学观系统看，只能以人对“恒道”的了解程度，对玄德的修养程度，对贵身的养生护身程度，对清静的深广度，对无为的领悟度，对安民、用兵一套治国方略与恒道的依存的理解深度所决定。

问题之二，老子是反对真知的反智论者吗？

智慧超绝的老子，为什么会是一个反对真知，主张愚民的反智论者，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十分矛盾的现象。古代汉语里的知兼有认知与知识的意思，两者都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真知”——真正的知识——“道”和“德”以及与获取它的方法有关。事实上，老子绝对没有忽视真知、认知的价值和作用的意思。据电脑统计，《老子》全书里的“知”字共有69字，出现于总共34章里，占了老子总章数的44%以上，可见频率之高，分量之重。特别是在老子有关“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不以智治国，国之德也。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此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65］的说教中，“知（智）”竟然反复出现了5次之多，而且老子还把“以智治国”斥为“国之贼”，把“不以智治国”赞为“国之德”，并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观和治国术根本对立起来，强调“知此两者”，就掌握了“稽式”——自然的法则，它既是恒道的规律，也是恒道社会的模式和实现恒道理想的途径。而只有长久地知晓并运用这一“稽式”，才算真正弄懂了深广，远大，精微的“玄德”，才可能“与物反矣，乃至大顺。”达到自然美好的恒道理想境界。可见，老子对“知”的认知、宣教、贯彻、“稽式”作用的极端重视。然而，也正是出于对老子这句话的理解的巨大歧义，使老子蒙受了极大羞辱，让他不恰当地获得了反知识、反智论的愚民政策主张者的不雅称号——如余英时先生就在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将《老子》归入“反智论”的阵营，认为“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事实上他的重点却在‘无不为’，不过托之于‘无为’的外貌而已。故道家的反智论影响及于政治，必须以老子为始作俑者。”（见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9月初版，1979年7月第5次印行，第10-11页。）这就需要我们很好地去辨识老子真知真意了。

问题之三、老子认为“真知”需要学习吗？

实际上，老子之所以被误解为否定真知的反智论者，主要是由于他独特的学习方法和主张所造成的。如前所述，老子谈“知”之处很多，却又歧义纷繁，为求真解，我们可以先从最简便的角度和方法切入，那就是看老子是如何论“学”获“知”的。因为“学”是“知”的前提，“学”与“知”的关系最为密切，弄清了他的“学”也就明白他所要的“知”了。在老子的《道德经》一书中，谈“学”之处只有4章5次，其意较易领悟。这就是“绝学无忧。”［19］“故强良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42］“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48］以及“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等四处。其大意是，从学恒道修玄德的角度看，甘愿学习别人所不愿学习的似乎是无用的真知识（“学不学”），善于从反面教材中得到深刻的教训与启迪（“强良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时时减损对学道识德有害的杂乱知识（“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甚至弃绝那些无用无益的知识，就可以无忧无虑了（“绝学无忧”）。所以说，老子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学习知识，他所主张的是通过正确有效的途径，获得最高最善最大的真知识——恒道而已。

问题之四，老子的“真知之士”以什么为标准？

从学习必须服从恒道，增长玄德的目的出发，老子为“真知之士”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这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40］从学有所成的角度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对待“道”的态度和取舍，来划分上士、中士与下士。那些闻道勤行的，是最聪明的真知之士；那些闻道似懂非懂的，是中等才智的学士；那些闻道之后大笑不顾，毫不理解，自以为是的所谓“聪明人”，才是下等学士。由此可见，那些自以为学得多，见得广的高明人士，并不是老子所要肯定的有道之士，真知之才，他对真正人才的学与知的标准是以道为准，与众不同的，因此才招致了不少学者的误解。(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以“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篇）为乐的孔子，也曾经把“学”与“知”和是否人才的标准做了仔细划分，这就是“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篇）由此可见，类似于孔子以及他所请教过的老子这样的大学问家，以及先秦时期的不少学者都认为，就知识的获得而论，有快慢先后之分，有不学而知，有学而后知，有困学而后知，有困而不学不知的四类人。而不学而知，或“生而知之者”，是普遍的，本能的，上等的，也是最简捷的，最有实效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生而知之者”与“唯上智下愚不移”联系起来，做阶级论的理解。其实，“生而知之者”与“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并没有截然不同的阶级的鸿沟，“生而知之者”一方面可以作为“聪明人物”解释，一方面还可以理解为这是他伴随着自己生命和生活的过程，在社会大环境和社会总关系的综合作用下，自然而然地了解了他所应接受的知识，所应尽的义务，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子弟对其身份、地位与职责、特权有无的了解和认同等。即使就前一意义而言，统治阶级里固然有“生而知之者”，但也有许多“学而后知”，“困学而后知”，“困而不学”的人；而许多好学有知之人，甚至似乎是有奇技巧智的“生而知之者”，也往往出自民间百工百业之间。所以，对先秦诸子尤其是道家学派与儒家学派的创立者来说，“学”只是一种手段、形式、过程、渠道，而“知”才是目的、内容、要求、归宿。

问题之五，老子认为获得真知要以何种态度？

如上所述，老子对“学”之方法的探讨，包括众说纷纭，我们还可细加研讨的“玄监”法，“稽式”法，“执一”法，“减损”法，“母子”法，“塞兑闭门”法，“大器晚成”法，等等，只是他对认识“道”的一种手段、方式、形式、过程、渠道的探讨，而最终如何“知”——“道”，才是他的真知观的目的、内容、要求与归宿。明乎此，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老子所说的许多正言若反的话，如“绝学无忧。”［19］如“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48］如“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是谓习常。”［52］从学习与认知的途径的角度应如何理解。事实上，老子关于“绝学无忧”，“得其母以知其子，知其子复守其母”的说法的原意，都是一种对求道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与途径的探讨，都是为闻道、得道即获得“真知”——对恒道的真正了解并付诸实践服务的，而不可能是一种欺众惑国的愚民政策。因为在老子看来，对“道”的理解应该是也极可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性，本能，本知，是“生而知之者”所自然而然就可领悟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知识精华，故用不着过多地花费心思，去做违反自然获知规律的事情，从外部强制性地灌输给人们。特别是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下士”，强制的灌输只能是适得其反，招来笑骂与强烈的抵触情绪，反不利恒道的宣教施行。老子的这一特殊的学道悟道方法，影响深远，尤其是与中国化佛学，反对死读经书，认为人心中本有佛性，坚持“明心见性”的顿悟法是相通的。

此外，从真知的主体差异与接受知识所要经受的考验看，也往往会出现孔子所说的情况——“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由于“恒道”与“玄德”本身的神秘幽深，高远超绝，不见头尾，我们需要根据不同接受对象的标准去衡量学习与获取“真知”的效果，还要考虑闻道者与教育者本身对道的理解是否深透，等等。若不分资质，一味由水平见地高低不同的灌输者用歧义语言去描绘“道”，用各种学说去宣讲“道”理，效果不但有限，可疑，恐怕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弄得人人不知所措了。这也正是老子所担心的情况——“蠢蠢呵！鬻人昭昭！”［20］它与孔子所担忧的，由于“知德者鲜矣”的现实存在，其不当宣讲反而会造成“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的不良后果也如出一辙。一向认为“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十分熟悉学习规律的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老子所认为的获得真知的传道学习方法而论，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即他们都认为获得真知的正确态度，甚至于是否获得真知的标志，不是为“知”而去“学”，而是爱此而不疲的“乐”。这种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对“道”与“德”的由衷喜爱，欣然接受和乐于施行，也正是老子所肯定的获取真知的态度，也只有具备这种态度的人，才是“闻道，勤能行之”的“上士”——具有真知与高尚玄德的恒道人才！

问题之六，怎样才是获得真知的途径？

如上所述，老子的真知以明道为标准，以“闻道，勤能行之”的上士的态度为上品。然而，“道”是大象无形和不可言说的真实存在，具有老子所说的：“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14］的特性。按照庄子后来的理解，这样的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所以具有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至上性和超越性的一面。因此，老子所要真知的“道”就统摄了人的学问的全部意义，真知的最高原则，以及人的生命精神的最高境界。而人们要获得真知的第一步，就是要掌握适当的方法，遵循正确的途径，以避免南辕北辙的失败。其具体方法是——

1．天人合一，超越是非

“天人合一”从真知观角度看，是一种心灵境界和认识途径。由于“道”是自然无为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14］，是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的，所以人们不可能直接直观地把握“道”，或通过语言把对它的认识传达给别人，这就是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因此，必须通过自己在解除了世俗规范的系缚，打破了世俗价值观的障碍，使人从有限的世俗经验世界中超拔出来，进而获致天空海阔的精神自由，与天合一后，才可以从“人法地”，深入了解厚德载物的大地开始，进而通过对“天法道”的观察体悟，了解其效法的“道”本体的最高价值，获得全面的发展与最大的自由。因此，根据老子的真知观，如果我们今天还仅仅局限于有限的社会经验和普通知识的积累堆砌，就会被这些知识爆炸所产生的垃圾信息淹没，非但不能真正认识“地”，也不可真正了解“天”，更无法把握“道”，从而自然而然的平和生活。这也正是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18］的原因。因此，要使人复归于道而臻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要从“天人合一”的学道过程中，超越现实的境界和是非观念，以“天法道”的超越的智慧去认识和实现恒道。

所谓要“天人合一”而超越人本位的是非观念，就是要从人的诈智巧饰中超脱出来，不是把知识和技术作为牟取人类一族私利的工具，而是按照“天人合一”的恒道逻辑，来判定人类向自然大肆求索的活动的是与非，重新判断人类在主客二分时所确立的价值观，以及在这一价值观控制下的是非之辩所带来的负向价值。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善之与恶，相去若何？”［20］在老子看来，“少则得，多则惑。”［23］相对于“独立而不改”的永恒无限的恒道来说，学道者只有把自己的精神状态与道的本然状态合二为一，紧紧“执一”即抓住“道”的核心，站在“执一以为天下牧”，即“天人合一”的法地法天法道的立场上，与“道”同一，与玄德同一，根据恒道与玄德的标准去观察和检验世间的是非，按照“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23］。才能知道什么是绝对的价值，解析是非、善恶、美丑等相对性的因素。

2．虚极守静，观复察变。

在老子的真知观看来，要达到识“道”的超越境界，就要在对道观照的时候，保持宁静虚已、淡泊无欲的澄明空灵之心境，从而提升学道者的精神人格力量。众所周知，善于察时观变的《易经》，专门辟有复卦，以“一阳来复”，周而复始，来了解和解释世界运行的规律和现象。老子在精研易理的基础上，也有所谓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方作，吾以观复”［16］的见解。其要义正是通过“涤除玄鉴，能无疵乎”［10］，达到一种内心的高度虚静的状态，使主体与客体在道中自观其复，自察其变，达到超然物外，心清洞明的悟道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同道合德，专气抱一”的直觉式的内心体验的思维方法，是返朴归真的审美观照，是用全身心来把握道本体对象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和审美过程的统一。其目的是通过“载营魄抱一”、“抟气至柔”等方法，以合道合德的自身与心灵，透过世间万象去认识其本质，再“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54］最终求得对“道”的体验和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人生和社会创设一整套活动原理和规则。

3．正言若反，逆向思维。

老子的哲学智慧具有“正言若反”［78］的否定性特点。这可以从他关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68］的真知观里，清楚地看出来。这也是他善于通过否定而实现肯定，通过否定性思维、反向思维、逆向思维达到肯定的结果。如他所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以及“常无，欲以观其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1］等，就是通过对“无”的否定和观察，从反面呈现出“道”的本性的。而他所说的恒道与玄德的表现，无论是“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45］的特性，还是“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45］，以及他所论证的“曲则全，枉则定，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22］的学习方法等，都具有“正言若反”的同一特性。从事物的反面、否定的方面了解其应该肯定的方面，往往比仅仅从肯定方面了解它更为深刻，这是老子典型的以反为正，以反求正的哲学智慧。

事实上，不仅在“道”的建构和对“道”本体的认识与描述上，老子都是通过对现存事物的否定来实现的，就是他所讲的“自然”与“无为”，也是对世上人为的反自然的行为的批判，是否定君主专制主义和文明发展所导致的文化价值失落和各种异化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