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经：东方文化中的重要影响

老子思想源于中华易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并通过道教的传播，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影响深远，甚至远及欧美。而在东方道教和佛教的创立者老子与如来之间，至今还存在著名的“老子化胡”公案难断，不知究竟有无师生关系的故事。千百年来两派教徒为此而争论不休，甚至惊动过魏孝文帝、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元世祖等五朝皇帝出面调解，当庭辩论，也终不得其解。

幸运的是，新世纪之初，这个曾引发东方圣坛唇枪舌剑的史实之争，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大胆而新奇的解释，这就是罗尚贤教授爬梳史料并赴新疆实地考察后，所给出的答案。原来，老子当年出函谷关，经秦国后所到的西流沙，正是穆天子当年和西王母会面之处——位于莽莽昆仑和天山环抱下的塔里木盆地。那时塔里木河汇聚雪山溪流由盆地中流过，河下游是比洞庭湖还大两倍的罗布泊，许多一望无际且水源充足的绿洲，就散布于湖边和盆地周边。而位于连接东西方著名的玉石之路交通要道上的三教圣地，邻近如来故乡尼泊尔的和田古城，就是镶嵌在这片绿洲上的宝玉。据罗教授考证，道教圣地“西仙源”，老子当年出关西游，建立起藏文献所说的“李耳国”的故址，正是在这里。在唐朝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所著的《天地宫府图》典籍里，名列道教118处洞天福地中的“十大洞天”之三，当年就已不知确处的“西城山洞”，也恰是这和田“西城”之外“约特干”近郊的山洞遗址！附近洛甫县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热瓦那”陵园中，那下方上圆的土塔，也很可能是代表了中国天圆地方宇宙观的道家老君公墓。

罗教授认为，正是在这片至今充满活力的和田河畔的古老土地上，老子曾和他的三个最重要的弟子——文子、鬼谷子、冠子一起“立政施教”，创立起由道教弟子、逃亡奴隶共建的人间乐园。它后来被庄子称为道家理想国的“建德之乡”，受到西方古希腊诗人品达尔热情的吟诗歌颂，并为西去取经路上在此留驻七个多月的唐僧赞不绝口。而它也正是令当年离宫出走的释迦牟尼，一到之后，永记难忘的佛家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原形。在当时和田位居中印、西域各国与大秦——西方交通中枢，经济文化均很繁荣的历史背景下，这两位东方思想的巨人，完全有可能走到一起，共同探讨人生的哲理和佛道真义。从唐僧在《大唐西域记》中详述的佛祖如来在和田的行迹介绍，从后来西渐的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佛老并称，儒释道兼容，不少地方同庙共祭，佛德与玄德、仁德、易德共为东方文化增光的史实看，老学和佛学在善德、正道，空无、戒律等教义哲理方面的相似，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儒家的援佛入儒等，均非偶然。

当然，老子既受益于中华文化源，又以其开创的道学，成为日后东方文化的源头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中华易文化、古代母系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文化方面，所受到的深刻影响。

首先，就老子所受的中华文化影响而论，主要是比他所处的时代更为久远的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体系——总道术文化，即易文化。晚于老子，精研老子，对老子十分仰慕的老庄学派的掌门人庄周，在认真研究了道法儒墨兵名阴阳各派学说后认为，天下学问本出于一家，这就是“无所不在”的道术。他在《天下》篇中指出，古之所谓道术者，是完备的学问，足以“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因而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的圣人所要研修推行的真学问。所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正说明了道术的博大精深和统一性。在庄周看来，只有像老子这样的智者，才配称“古之博大真人”，只有他的恒道学说，才是最接近古代完备统一的真道术的。

由于古代文化传播手段原始古朴，先秦经典散失损毁，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庄子当年所说的古代总道术文化的丰神全貌，只能从《尚书》之类的古奥珍稀的先秦残存典籍中的零碎记载，从相传早于老子的诸子言论，如鬻子所说的“故君子之谋，必能用道”等，去清晰我们的模糊印象。而古代幸存至今唯一能将所有这些零碎记载的古代总道术合为一体的，只有古老的《易经》。

《易经》的源头可追溯至远古“人头蛇身”（纹身），创制八卦的伏羲，它集中了庄子所说的天下总道术文化的精华，由古代巫史医不分的全能型知识分子，以“卜者”的身份，以占辞卜告的神秘形式记录下来，继而通过夏朝的《连山》、商朝的《归藏》，周文王再加工的《周易》等经典的修定，得以在历经五千年演变甚至更久远的时间后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化最古老最伟大的百科全书，为熟读古书通晓人文的老子和今人所了解。

从老子全书及其“九观”看，无不与《易经》有着密切的承传关系。如前所述，恒道观与至大至久变化无穷的“乾”卦有关，玄德观与厚德载物孕育众生的“坤”卦有关，清静观与净水清凉造福民众的“井”卦有关，真知观与因人设教启蒙愚昧的“蒙”卦有关，无为观与反对妄为坚守正道的“无妄”卦有关，贵身观与讲究养生饮食的“颐”卦有关，安民观与力主上下交融和谐安泰的“泰”卦有关，用兵观与兴师动众出兵讨伐的“师”卦有关，治国观与君临天下保民无疆的“临”卦有关，等等。至于老子全书其他论述得益于易经的地方，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说，正如儒家可以从“乾”卦、“家人”卦中得到启示，法家可以从“噬嗑”、“讼”卦中得到启示，兵家可以从“师”卦中得到启示，道家可以从“坤”、“泰”卦中得到启示，农牧家可以从“大畜”卦中得到启示，医家可以从“剥”卦中得到启示，气功家可以从“艮”卦中得到启示，旅行家可以从“旅”卦中得到启示，当今各流派各学科也均可以从易经诸卦中得到启示一样，老子也从易经诸卦中得到了许多宝贵启示，其中最根本的，应数从以“坤”“谦”“泰”“损”“益”“坎”“井”卦所得到的宽厚、谦让、天人损益之道、水善利万物的教益。而从易经演化今已失传的各版本看，老子最推崇的，当为以“坤德”为首的商代《归藏》版，而不是夏代以“山德”（艮）为首的《连山》版，或周代以“乾德”为首的《周易》版。《归藏》以坤为首，就是老子发挥的以阴柔，无为、朴实为首，它更体现出古代总道术的原始状态及其从母系社会带来的尚柔文化取向，具有女性独尊社会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意蕴。它与更为古老的，标志着人类还没有从深山老林走向广阔平原的大山崇拜——《连山》版易经比较，已有着质的飞跃！

从老子的精神取向看，他的思想轨迹，与相传由孔子通过“十翼”加以阐释，于周朝定型的周易和夏易等很不一致。老子所强调的不是周易自强不息的乾刚奋进，也不是夏易封闭深邃的的艮止坚守，而是商易无为守静的坤柔和谐，其时代精神更像是原始公产主义的母性社会的谦让美德，而不是私有制父系社会的强取豪夺。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找到老子思想所受影响的又一中华文化源头，原始母系社会的美好回忆和传说——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永远哺育和启迪人类良知的天之道。此即老子念念不忘，设喻宣讲，谆谆诲人的恒道理想！

至于老子这一思想源头的确切的地理因素，则难以作绝对的定论。一般认为，老子生于楚国，属于楚文化的代表。但具体方位则说法不一。除了前述根据《史记》而来的河南鹿邑说外，还有其它许多说法。如安徽省涡阳县的学者，历尽艰辛，在对典籍记载、历史沿革、地理方位、河流水系、出生年代、姓氏源流、独特景观、文物考证、道教经典、名人专著等逐一研究，互为参证后，确认老子是春秋时期被楚国吞并的宋国相人，出生在今涡阳县闸北镇太清宫的流星园址。但也有人认为他出生在今属河南杞县，曾有杞人忧天的周朝杞国，属于夏文化的代表的。此外，还有人考证出他的出生地就在三次被楚国吞并的陈国，故他还是楚文化代表的。笔者认为，涡水源于河南而流入安徽，老子当年故乡所在，当在涡水通连两省的河畔之李花盛开处，故鹿邑说与涡阳说，看似抵牾却范围极近，故如暂无实证非二者择一不可，则可并存。至于老子一书，充满了与北方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相对的南方的楚文化特色，如水乡丛林，神鬼虎兕等，则是确切的。据此说他是楚文化的代表，也较为妥切。不过，河南除南阳外多属中原的黄河流域，夏文化的影响很深，和楚文化的交融也已久远，而老子在周室博览群书，其思想早已经涵盖了整个华夏文化，故再执着于用夏文化、周文化之框框来分解硬套，已没有多少意义了。

其次，深刻影响老子思想的，是他在书中一再提到的具有古代母系社会文化特色的圣人之教。中华广袤神奇的国土上，至今还有一处地方留有古代母系文化的遗存，这就是云南的泸沽湖！在那人迹罕至景色绝美的湖畔，摩梭女依然是家族的主宰，其支配权与其对家庭的奉献度成正比，而男子则充当过客和配角。那里没有父系社会特有的紧张和争斗，充满了母系社会特有的祥和与柔情，美艳不刺，风情万种，温馨谦朴，真可谓老子“贵食母”的小国寡民理想国的绝妙注解。真希望当地政权不要拿新婚姻法作武器，将其作为非先进文化而一举铲除，而继续允许其平静生活，以为男性主导的现代社会树立一面永恒的明镜，从中吸取人类智慧源头的甘甜乳汁。

对于古代那些来自母系远古社会，却在老子笔下活灵活现，言之凿凿的圣人，我们在导论第一节中已有详细介绍，其思想对老子的影响可谓深矣！然而老子却没有像同时代儒家那样，给他们罩上黄帝、尧、舜、禹、周文王等赫赫有名的光环，而是一概笼统以圣人称之。这并不是身为周朝图书馆长的老子的疏忽或无知，而是另有原由。一是儒家所抬出的这些知名圣人的有些作为，特别是适应了父系私有制社会需要的标榜仁义道德的一些言行，并不符合老子的恒道精神，因而受到他有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的尖锐批评。二是原始母系社会年代更久远，其杰出人物除了炼石补天的女娲，后人配以东王公以成对的西王母，许多都没留下具体人名，而这却是老子所极为称赞的成事而不扬名的圣人所为。因此，就像我们今天研究2500多年前的老子，已经所知不详一样，要老子称名叙述比他更早数千年的圣人，也只能是一种苛求了。

不过，老子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升华儒家正统男权思想，保留了母系社会人们的善良本真，发展了古代易经总道术柔韧精神的道家哲学，其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是无人可及的。大致说来，它包括了政治文化、国民性、道教文化、哲学文化等几个重要方面。

由此让我们关注到，促成老子道学思想萌发并影响后世至远的第三个文化源头，正是积累了夏商周政权更替的历史教训，席卷着春秋时代诡谲变幻风云的中华政治文化。这方面，老子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执政鲁国的政坛经历，但却有据国都守周室的对周天下的更为宏观的文化视野，而闪烁着他政治智慧光芒的恒道治国观，也通过《道德经》的流传和历朝有识之士的进言献策，始终像一条坚韧雪亮的银线，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牵制着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头脑，影响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命运，为中国政治文化积累了可贵的经验。特别是在让全世界惊讶赞叹的汉唐盛世，老子治国观确功不可没。当暴秦灭亡，汉朝初建之时，文景两帝正是采用了黄老之道，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才很快恢复国力的。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四处扩边，滥用国力后，汉朝才由盛转衰。

到了唐朝，统治者尊李姓老子为皇祖，由唐高宗的“太上玄元皇帝”，直至唐玄宗的“我烈祖玄元皇帝”，代代加封，同时设立“崇玄学”，研析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尊道、用儒、容佛，令黄老之道继续大行其世，国势才又强盛起来，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的深切体会道：“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可惜的是，生于安乐，长于温柔乡的帝王子孙，又有多少人能有唐太宗这样的开国明君的清醒头脑？因此，大都贪欲妄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拓边开疆，弄得民怨鼎沸，最终以王朝腐朽灰飞烟灭了事。

在塑造国民性方面，老子思想贯注给国民的主要是顺应自然，修德悟道，和平清静，虚涵谨慎，柔韧无为，谦让不争，宽厚兼容的精神，这与儒家的有些观点如人定胜天，礼义廉耻，仁恕孝悌，忠信守节，舍身取义等，不很一致，有些则相融相和，如尊天道，重美德，戒骄傲，反暴政，慎用兵等。批判老子的人，往往将国民性的一些弱点，如阴柔软弱，逆来顺受，消极无为，归之于老子的消极影响，虽不无道理，但也有片面之处。那就是中国人的正面性格，除了受到儒家自强不息，忠义爱国，仁爱宽恕，推己及人等主张的积极影响外，在坚韧不拔，谦虚平和，沉静深思，豁达包容，天人和谐等方面，受益于老子学说的也很多。从相辅相成的辩证法看，老子的尊道贵德，尊重对方，尚柔贵谦，积德清静，顺应自然，更符合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现代人张中行，是著名文史专家，所著谈人生之路的《顺生论》，就颇受时人欢迎。在“道术”一节中，他在简要分析了儒、道、释三教不同的人生态度，指出了儒家主张克己复礼，节制自己，道家主张任情自然，释家主张出世灭苦的不同主张后，并不妄分高下，而是指出三教“都是有系统理论支持的道术，所以也都值得重视。”至于读者应该以哪个为标准，则应该根据自己各方面的条件，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可以说，他这一儒、道、释兼容并包，由人们根据形势和自身情况灵活变通的处世态度，本身就是老子贵身无为顺道而行的思想的表现，充满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生命智慧。(www.xing528.com)

可以说，儒家智慧比较符合登高位、抱雄心、力欲大展宏图的掌权者及建功立业人士的心态，佛家智慧比较对苦闷厌世、看破红尘、寄望来世的受难之人的胃口，老子智慧则比较适合超脱自由、无拘无束、热爱自然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对至德至善，清静守中，无为而治的最高领袖也有指导意义。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一旦人生命运发生逆转，如高官失势，小吏升迁，小康落难，平民发达，往往都会根据自己的新处境，以三教之一的人生观作为新支点来调整自己，注塑人性，自觉或不自觉的顺应人生安排。如果此言不谬，那以老子思想为主导的道家人生观，在多数中国人的国民性塑造的主导作用，确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甘食美俗，乐业安居，看淡名利，柔顺无争，合则留，不合则去，自由任性，无拘无束，自然和谐的人生态度和乐天性格，有利于导致世界文化的大和谐大繁荣。

在道教文化方面，汉代立教以来，老子神秘博大的“道”，成为道教解释一切（即“合道”与否），衡量一切（即“得道”与否）的最高依据和价值标准。供奉老子的老君庙遍布九州，大小不一，与民亲近。一些山中小观，甚至成了樵夫旅人遮风避雨，歇脚观景之处，与孔庙的肃穆严正，只准入官府士人，与佛庙的庄严雄伟，怒目金刚，很不一样。而老子关于修德悟道、赤子之心、长生久视和善执生者的学说，也启示了道教各派创立者的宗教灵感，其被尊为道教始祖绝非偶然。

作为中国土产的最大宗教，道教文化神秘而博大，深刻的影响了国民精神生活。一方面，道教的有神论实际上与老子推重恒道，认为圣人修德可以神鬼不伤的学说，已有很大出入，不无迷信和消极成分；另一方面，道教文化通过炼丹，气功等修炼实践，也为儒家、佛家所远远不及地发展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化学、中医学，养生学，并通过武当派与佛门少林派等共同发展了武术文化，并最广泛的将历朝历代，官府民间的善人侠士，良将清官，如关公、包公、李冰、八仙等，都一一请进了神庙，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正义化身，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扬善抑恶，纯化道德，丰富和延续了民俗文化生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之魂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全集》第11卷353页）点明了老子源于易经所创立的道家思想，对作为中华文化根柢的道教和中国国民性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哲学文化方面，老子是中国最早说明道物体用关系的哲学家。他阐析的以退为进，以弱胜强，见微知著，幽眇恒远，丰富精深的辩证法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其恒道玄德观和治国观对儒家、法家、佛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所形成的儒形道魂，道法结合，儒道释合流互融的哲学神学现象，国人已有多部专著详述。如儒家始祖孔子有关“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八佾》）的说法，所受老子关于“人之道损不足奉有余”的社会批判思想的影响；如专门写有《解老》《喻老》之章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学道后关于有道之君要善于明察、立法、行法，“君有道，则臣尽死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韩非子·难一》）的阐述，儒家荀子关于“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道观（《荀子·天论》），所受老子恒道无为思想的影响；如汉初黄老之学道法合流，成为“君人南面之术”的成功实践，董仲舒关于“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之天道无成者”（《董仲舒·天道无二》）的天道观，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哲学观的“太极”、“无极”、“道器”、“有无”、“理气”、“无欲”、“主静”等范畴，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关于“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的区别，在于前者“法愈疏而乱愈不作”而后者恰相反的进步政治思想（《原法》），所受老子关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思想的影响，等等。

实际上，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流变中，经历了由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造成总道术的第一次分裂后，已经从汉代黄老之道的第一次整合，魏晋玄学的第二次整合，唐代儒释道兼容的第三次整合，宋明理学的第四次整合，逐渐发展成为经过清代以来儒释道三教合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五次大整合，在更高层次上复归并升华总道术的中华学术体系。本书限于篇幅不拟全面展开论述，故这里只从与老子九观有直接关系的道家流派诸子言论中，摘取有关观点略加引述，以见一斑。

对于老子的恒道观，与之同时或较晚的列子，关尹子，文子等，都作过意义相近的表述。约与老子同时的关尹子，对道的说法是：“唯不可为，不可致，不可测，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玄，曰道”，“一道能作万物，终无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道本至无，以事而归道者，得之一息。”强调了道的无穷无尽，无所不能和统一。相传为战国时期人的列御寇，即列子的说法是：“无所由而长生者，道也。”它无用而生，化生万物，“自生自化，自行自色，自消自息”。而据传曾受业于老子，所言最接近老子原意的文子的转述是：“夫道者，陶冶万物，终始无形，寂然不动，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毫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总名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门。万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其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在宇宙观上是完全与老子相合的。

在玄德观方面，列子的说法是“以德分人谓之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关尹子的说法是“圆尔道，方尔德，平尔行，锐尔事。”文子则把性作为得德循道的根本，他转引老子的话指出：“循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纯朴散而礼乐饰。”“人失其性，法与义相背，行与利相反。”这是符合老子重视赤子天性和贵道重德思想的。古书有载，鹖羽为冠，文辞博辩，约为秦汉间隐士的鹖冠子，其主张是“圣人者，德之正也”，他强调道与德对君主的重要性，认为“道有稽，德有据。”要求处理好悟道修德与己与人的关系，即“所谓道者，无己者也；所谓德者，能得人者也。”但与老子“法物兹章，盗贼多有”的提法不同，鹖冠子把法律作为成就玄德的必要条件，认为：“用法不正，玄德不成。”表现出秦汉道家与法家合流的趋势。

在清净观方面，老子有清扫心灵，冲气虚静的“修除玄监”法。因为心虚才能包容万物，心静方可无物不察，识道循道。它对后世很追求心性的纯正恬静，尤其是秦汉道家产生过很大影响。《淮南子·原道训》认为：“清静者，德之至也”。《老子想尔注》认为：“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地常正”，学道者“当自重精神，清静为本”。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认为：“仙法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道教尊奉的三大圣君也分别以玉清、上清、太清为号。“清静无为”逐渐成为道家修炼澄心入道的阶梯，成为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清神静心，顺应自然，返照虚无，尘垢一空，生出真精真气真神的道学精髓。清静自然无烦事，大道一统天下和。人类要走出纷争战乱，获得生存发展的大智慧，就必须先学懂清静，才能安神醒脑，清静致远，淡泊明志，澄心生慧，浩气飞扬。

在真知观方面，关尹子认同老子不追求巧智的说法，认为“圣人不去天地，去识”，“利害心愈明，则亲不睦；贤愚心愈明，则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则事不成；好丑心愈明，则物不契；是以圣人浑之”。他还认为圣人之愚正是智的表现，故可以因时而变，所谓“世之愚拙者，妄援圣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圣人时愚时明，时拙时巧”。列子虽记载了“伯牙鼓琴”、“造父学御”一类的学习故事，但对老子足不出户的识道之途还是认同的，而且承认“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他借壶丘子之口说明了“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的真知观，并进一步将真知与无为结合了起来，这就是所谓“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故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

在无为观方面，老子的学说得到了更多认同。关尹子说：“勿以形观圣人，道无迹。勿以言观圣人，道无言。勿以能观圣人，道无为。勿以貌观圣人，道无形”。同时又认为“人无以无知无为者为无我，虽有知有为，不害其为无我”。这就把无我与无知无为区分了开来。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无为虚静思想，列子说：“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鹖冠子说：“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为。”文子则以老子之言说：“夫道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与天为邻，无为而无不为”，“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故无为者，道之宗也”。有趣的是，被列为纵横家甚至阴谋家的隐士鬼谷子等，还把有为或无为当作区别圣人和更高层次的真人的标志，即圣人有为，真人无为。

在贵身观方面，老子的养生观，生命观可谓深入人心。列子借杨朱之口，一方面感叹“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生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这就道出了贵身的必要性和途径。关尹子也认为：“是道也，能见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文子则转引老子的话说：“尊势厚利，人之所贪，比之身则贱。故圣人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御寒”，“静漠恬淡，所以养生也；和悦虚无，所以据德也。外不内乱，即性得其宜，静不动和，即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也”。这就把吃饱穿暖，养生抱德，体道终年很好的结合起来，接近了老子得道长寿的理想境界。

在安民观方面，传说曾与周文王论道的鬻子，很早就有了关于“治国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爱其民”的说法。文子则转引老子话说：“政苛者民乱。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故为政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夺时，不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去骄，去骄之本，在于虚无”。长于讲寓言故事的列子，还生动描述了终北国那里的故事：“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并得出“均，天下之至理也”的结论。曾被定为伪书，现基本可断定其为秦汉年间隐士所作的鹖冠子认为，安民就是：“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鬼谷子则说：“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这些都反映出老子安民观对道家的积极影响。

老子的用兵观是以反战积德为基调的。文子发挥了老子的“天下虽大，好用兵者亡，国家虽安，好战者亡”的反战和平，治国用兵的光辉思想，并进一步理顺了其先后关系：“以政治国，以奇用兵。先为不可胜之政，而后求胜于敌。以未治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这就说明了“积德成王，积怨成亡”的道理，突出了老子重积德而无不克的用兵思想。鹖冠子点明了用兵与合道的关系，那就是：“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鬼谷子则说：“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也打下了老子的无为与和平思想烙印。

至于在治国观与恒道的关系上，列子借詹何之口说明了治国要依赖于治身的辩证关系：“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但他的另一说法是：“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一定程度上又否定了老子的玄德修养。文子转引老子的说法则是“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德”，“故世治则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不能禁也”。强调了治国不以智巧，以及治国好坏对人格培养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老子那里治国与治学合为一体的圣人，在鹖冠子那里已经有了分工。他说：“圣人者，君之师傅也。”也就是说，圣人可以不再是直接治国的君主，而是以其学说影响君主的贤人。这显然是更符合老子和道家诸子的身份的。

诸子中受老子影响最深，对老子最为崇敬，将其思想发挥得最全面最彻底，同时也表现出自己丰富多彩的鲜明个性特色的，首推庄子。故后人常老庄并称，把庄子当成了老子思想的忠实阐析者。的确，生活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的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当过蒙城小官漆园吏，后辞官隐居的庄周，在他比老子五千言更为富瞻多彩的十万余言论述中，以充满文学色彩和想象魅力的健笔，描绘了一个足以与诗经楚骚媲美的神奇世界，其思辩之精巧，言辞之壮美，常令人掩卷兴叹，心向往之，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和艺术。尽管庄子已经在许多方面有了比老子更多更新更偏激的独创见解，但诚如司马迁所言：“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所受老子深刻影响的痕迹还是历历可辨的。下面谨用一幅简图结合易经各卦加以明示：

易经与老庄思想源流图

综上所述，从天下总道术分化而出的老子，影响深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创立了东方文化系统世界观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其言简义丰，辨证博大的精辟论述，尽管因年代的久远和文字的古僻，已有理解的相当难度，并受到种种误解和攻击，但确实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和源头之一，值得认真的梳理研究和领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