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与树的共生关系

人们常说，我们来自自然，又归于自然。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现代文明阶段变得愈加紧张，由“树文明”所激发出来的“伦理悖论”，也促使我们对“生态文明”进行积极思考。

从人类的先祖到现代人类，皆与树产生了复杂而亲和的关联，树本身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成了文明的存在。自工业革命后，“人化”的伟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而真正的荒野变得愈来愈少了。想一想黄石公园里面的树木经历了1988年那场大火后，36%的过火面积使得后来许多树木都是新生的，已并不是荒野的原貌，而且许多动物也不是美洲的土著动物了。可以再想一想，公园里面与街道旁边的树，其实它们在温室抑或室外栽培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工培育了。为了适应公园抑或道路的“框架”，它们更是经常被人工修剪与处理。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树的人工化”。

这种人对树的培育，在中西方文明系统中取向又非常不同。如果你比较一下法国凡尔赛宫园林与中国苏州园林里面的树，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两类“树的人工化”的手法。法国园林里面的树往往呈现几何造型，树被修剪成三角抑或半圆的形状。这种欧洲园林的“树之美”如果出现在中国园林里，一定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当今中国城市中被修剪整齐的树篱其实也是此种西化的产物。

中国古典园林看似崇尚自然之道，“道法自然”，往往希望树木长得弯弯曲曲，所以很少有直线形的剪裁，因为越是弯曲的树越被认为更符合自然形态。但为了达到这种自然形态，小树在开始生长时就被套上了“铁笼子”，以使枝干曲折生长，这其实是另一种人工化的手段。从生态文明角度来看，这两类人工化都是人类对树木权利的剥夺。

所以说，在人工化如此强势的时代，重新回归人与树的亲缘关联、生态关系，变得相当艰难而又绝对必要。21世纪的西方环境伦理学一直聚焦于追寻“环境保全”（environmental integrity）的新问题，也就是关注“跨物种的生态相互依存”（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of across species）问题。其中，诸如“动物权”（animal rights）被谈论得较多，因为传统的人权是侵害动物权的：

如果道德对象就是人权，那么，针对非人类动物的人类对待，似乎就没有道德限制。因为动物不是人，所以它没有人权。^[82]

后来这种思路逆转了，动物也有自身的权利，且在很多方面，动物较之人更有权利，比如大型动物猎杀食物链中的小动物的权利。

在西方，人们认定动物本身也拥有权利，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动物伦理学”。

然而，“植物权”问题似乎一直处于弱势，这恰恰体现出暗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等级观。动物特别是高级灵长类动物与人类更接近，因此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但是植物由于在食物链当中的等级较低，因而鲜被赋予权利，这就有悖万物平等的生态原则。那么，森林有没有不受人类干扰自己发展的权利呢？

既然动物有了“动物权”，那么，植物会有“植物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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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而且这种权利要被置于“相互依存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Interdependence）中来，这种伦理学可以简称为“互存的伦理学”：“生态的相互依存的感性，并不能避免生态中心主义者与人类中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它却可以给环境主义者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的论辩和行动都可以更好地存留下来。”^[83]这意味着，生态中心与人类中心这两种主义各执一词，尽管通过生态的相互依存关联并不能比较两端之争，但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来加以整合。

人和树的关系，同人与其他任何动物之间的关系，具有等价的意义，这也是一种现代意义的“齐物论”。因为“生物学第一原则”（first law of ecology）就是“万物与他物之间皆相关联”（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84]

这就有赖于一种整体的“生态世界观”（Ecological Worldview）的根本转变，倡导一条“绿色心理学”（Green Psychology）的新路，其中人类的角色可以分殊如下^[85]：

如今根据上面的诸多新原则架构而成的新型生态文明，要求人与树之间形成崭新的互动关联。树并不是人类战胜并对其加以统治和控制的对象，人与树之间理应是共同进化的共生关联关系。在强势的“树文明”语境当中，人类曾以英雄个体主义，来开发森林和掌控树木，树木对人类具有使用工具价值。但是如今人类则要心怀“绿色心理学”的生态意识，去管理树木和恢复森林，让树自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得以彰显出来。由此，方能解决“树文明”之伦理悖论，这个悖论从新石器时代“刀耕火种”就开始了，经过工业时代则变得更加严峻。由此窘境所生发出来的“生态启示”就在于——人与树共存，爱恋树木，敬爱森林，因为树乃“人之树”。

人类生存依赖树木，但是从“刀耕火种”时期开始人类一直在毁坏森林。

[82]Peter S. Wenz, Environmental Justic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130.

[83]Leslie Paul Thiel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New Millennium: The Challenge of Co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96.

[84]Peter Montague, After Ten Years: Reason for Hope, in The Years of Triumph, Fall Church, Va.: Citizens Clearing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 1993, p.15.

[85]Ralph Metzner, Green Psychology: Transform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Earth, Park Street Press, 1999, p.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