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文明孕育人化内涵|名家美育课

言说“自然之美”，其实就是在言说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把问题缩小，那就从人与树、树与人的关系开始谈起。

树，不只是自然之树，它构成了一种“树文明”（Tree Civilization），并在与人类发生关联后形成了“伦理悖论”。这给了我们诸多生态启示，亦即以一种“互存伦理学”来处理人与树的生态关系。

《伊索寓言》里有个具有警世意义的故事——《树与斧子》：一个人来到森林里，请求树给他一根树枝做斧子柄。树答应了他的请求，就给他一根小树枝。他用小树枝做成了斧子柄，完好地装在斧子上，接着抡起斧子砍起树来。他很快就砍倒了森林中最贵重的大树。一棵老橡树悲伤地看着同伴被砍倒，无能为力，他对身旁的柏树说：“我们是自己葬送了自己。如果我们不给他那根小树枝，他就无法砍伐我们，也许我们能永久地站立在这里。”

这其实是个隐喻，人与树之间关系的隐喻，但葬送自己的也许不是树，而是人类自身，人类在未来是否会面临“人树俱毁”的境遇呢？那时人类可以说：“我们是自己葬送了自己。如果我们从攫取小树枝开始，并不出于人的私欲而大量砍伐树木，也许我们能永久地站立在这里。”如果地球真有环境污染致使人类无法居住的那一天，人类大概只能发出此种感喟了吧！

如果这世上无树，那人类何存？这就是一种“树文明”的伦理悖论：早期人类依赖树木而生存，树木一直为人类所利用，又通过光合作用为整个地球提供氧气，但是如今的人类在毁坏森林，毁坏程度越深就越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当然，树本身其实并无伦理，但是被人化之后，人与树的关系就呈现出悖论关系。

树的出现，或者说树的进化，可比人类早得多得多。大约在4.1亿年前，陆地植物就出现了，四五千万年之后，那种木质导水管状组织才出现，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树”才出现。我们今天拿着一片叶子朝着阳光看，能看到的那叶脉就是这种典型的植物组织。与之相比，灵长类动物最早出现在大约六千万年前，而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距今也就五六百万年，树的历史远远长于人类，在地球的“历史簿”上人类只能写那最后几页。

2015年，应鹭江出版社的邀请，我为2012年大英博物馆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The Tree: Meaning and Myth作中文版序。^[75]这本书的名字本应翻译为“树：意义与神话”，作者是任大英博物馆公众参与高级顾问和书画部副主任的弗朗西斯·凯莉（Frances Carey）。我们知道，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与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并列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但没想到搜集的文物和艺术品当中，竟蕴含着一部关于树的“文明史”。多亏了此书作者弗朗西斯这样的“有心人”的爬梳之功，使得这部简史被书写得如此趣味盎然。

这本书最初译者想定名为《树之灵》，它试图为中文读者们呈现出一整部“树文明”的简史！^[76]我个人觉得，“树之灵”这个名字甚妙，用“灵”对应神话与意义，其实也不错。但大概是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这本书2016年公开出版的名字改为《树的艺术史》^[77]，当然销量也相当不错，去年在三联韬奋书店仍被摆在推介的显眼位置上。这本《树的艺术史》成为内容与设计均衡的“图文书”。博物馆和美术馆常有那种“说明书”或者“导引手册”，但此类小资料只提供最基础的相当简化的信息而已。然而，这样的图文书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像，作者的谋篇布局与文字陈述是主体，但是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确是相互融合并形成了“可观性”叠加的效果。

大英博物馆出版的《树：意义与神话》一书的封面。

实际上，这本《树的艺术史》有点像一部词典，读者并不需要从头至尾地看完，而可以像翻词典那样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自由阅读”。这本书的第二大部分《树木馆》最有趣味，看完这部分，读者就会深感树与人类的交集是多么深。说树自成一套被人化的“树文明”绝不为过，因为人类按照文明的方式塑造了树本身，或者说树被人“文明化”了。

我只要列举一下《树木馆》当中出现的树的种类及其标题，就可见一斑：

猴面包树——名副其实的“生命树”

桦树——树中淑女

构树——魅力树皮布

黄杨——制琴良材

雪松——气味芳香，难得之材

椰树——全身是宝

山楂——由迷信残余到国王徽章

柏树——凭吊伤怀、千古悠悠

桉树——梦幻般的传说

无花果——隐秘意深

梣树——战争与她携手，和平与她拥抱

银杏——很古很魅很抗爆

愈疮木——结缘神灵

月桂——太阳神依旧的爱

苹果——令人浮想联翩的符号

桑树——丝绸之路的源头

橄榄——和平、希望、拯救

松树——自然女神的挚爱

杨树——仰慕天地的荣光

梅、杏、桃及樱桃——傲雪迎春、绚染绽放

橡树——力量与耐力的象征

柳树——伤痛的情怀

紫杉——拒腐防朽、弓箭良器(www.xing528.com)

可可——欧洲富人必备

枣树——耶稣荆冠^[78]

这些标题标识了每种树到底是如何被人化的。

万物都有其历史，树也有它的历史。树，在生物界只有“进化史”，在人类社会则成就了一段“文明史”。这是因为，树与人，终于相遇了，或者说，树开始被人化了。在东非大裂谷人类早期的祖先尚未“直立行走”之前，他（它）们就以树木为生存的根基，以树为“生”，后来才脱离树而走向平原地带。

在“以树为生”之后，则是“与树共生”的原始人类阶段，那时人类尚与树木和谐共存。但是，随着人类发展，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与树的关系就失衡了。人类开始大量地戕害树木，所谓“刀耕火种”就大面积开始了。人类新纪元的出现，与人类能够获得更多食物相关，或许就是以大量毁坏树木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大生存空间为前提的，这就涉及“树文明”的发生学问题了。

从树上爬下来的人类与“树文明”产生了异常亲密的进化关联。

旧石器时代的结束与冰川期转寒有关，在大陆居住的人类为了适应生态变化，改变了之前的生存模式，这一转变也与树有关：一个是原本作为食物来源的大型动物如猛犸象消失，人类就不得不转向小型动物，由此也就把活动范围缩小到广布“坚果类”树木的低处森林地带；另一个则是人类食物资源很可能因此出现了换代，也就是从“根茎类”和“果实类”更换为“坚果类”，甚至将植物资源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由此人类社会就开始向定居社会转型。

冰川期结束后，人类迎来了变暖的新世纪，新石器时期就此开始。海平面稳定出现在大约距今六千五百年，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植被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温带林”和“亚热带林”的北限都延伸了。根据考古发现，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区早在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就采用“刀耕火种”种植粟和黍，而且懂得了“土地轮休”。云南地区在公元前1260至前1100年，即商朝后期也用此法来种稻。到了战国时期，云南世居民族还在普遍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直到公元前1世纪以后才逐渐减少，但边远地区仍有这种耕作方式的遗存。

树的进化不仅远远早于人类的进化，而且，人类祖先与树的紧密关联，也早于人类历史开启之时。树所构成的原始丛林，可以被看作类人猿的“家园”，用更为形象的说法，即早期人类的“子宫”。类人猿就是从树上爬下来进而直立行走的，站起来的人类祖先由此获得了开阔高远的视野。2000年10月，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人科女童化石在埃塞俄比亚被发现。这块属于人类进化最早物种的南方古猿化石证明，人类祖先从树上走到地面比原本预想的要晚得多，大约是三百三十万年前。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单棵树木，也比任何人都“长寿”得多。这棵老树位于美国加州茵友国家森林公园，处在海平面之上10000英尺的位置，以4766岁当之无愧地当选为“树王”。在埃及人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时候，它老人家就已经一百岁了，它与人类文明一起延续到了今天。

自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后，这个世界上的“树木架构”就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狩猎文明转向农耕文明，人类开始砍伐树木以获得农耕之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气候变暖（酸雨随着大气而飘移）让树木年轮记载了人类气候的急遽改变，使得每棵树皆不可能不被“人化”。这就意味着，在树的进化史的晚期，树早已被人类“文明化”了，这就是一种“自然人化”，尽管树仍保持着自身的大多自然属性。

德国人类学家格罗塞（Ernst Grosse）在《艺术的起源》当中就明确指出：“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79]早期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植物，创造了包括树在内的植物装饰，其实就是将树纳入了“人类文明体系”，树已经成了“人之树”！这本图文并茂的《树的艺术史》，所展示的就是“人之树”的“两个M”——“意义”（Meaning）与“神话”（Myth）。毫无疑问，无论是树的意义还是树的神话，都是人类赋予树木的，而不是树木本来具有的，但先天属性与后天被人化之间还是要产生相互匹配的关联。

原始人类可以通过树“通灵”，所以在人类早期有过大量关于树的“神话”。如果大家看过卡梅伦的电影《阿凡达》，一定会对那棵巨大的“通神树”记忆犹新，Navi族人通过自己的感受器（辫子）与神树相连后，借助神树的力量以获得启示与能量。这其实是对原始人类文明“树崇拜”的模拟而已，玛雅文明中的巨树就有这种“通天”的巫术功能。

之前在墨西哥的游历曾让我惊奇地发现，玛雅文明确实与中华早期文明有太多相似之处，其思想核心仍是“巫的传统”与“一个世界”的世界观。中华文明与玛雅文明同属天人相通的“一个世界”的传统，苏美尔文明与此后的欧洲文明才是此岸与彼岸分离的“两个世界”的传统。所以树在玛雅文明中就成了沟通天人的“灵媒”，中国蜀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与之类似，铜树上站着九只太阳神鸟。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历来重“天人合一”与“民胞物与”，树在农耕文明的中土地区更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早在《诗经》当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名句，杨柳早就与中国人的日常情感息息相通。在《论语》那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中，松柏的万古长青、苍劲挺拔、刚直不阿便间接成为儒家道德的物化象征。

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树成了经常出现的一种文学形象，也成了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在元代山水画之后，绘画中树木常常以“一枯一荣”的面貌出现，这并不仅仅是枯笔与润笔的比照，更是阴阳协调与互动之智慧的显现。在工笔、陶瓷、家具、文玩当中，树更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隐喻”，从而被赋予了以吉祥向善为主的民俗意义。当然，中华民族的“实用性”的品格，也使得金钱榕成了“摇钱树”的代表。

更有趣的是，由于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差异，中西方对待树有着不同的态度。在基督教传统当中，“夏娃的诱惑”的故事根深蒂固。夏娃知道世上有“羞耻”，乃是由于她在伊甸园中被蛇诱惑而偷食了禁果，这禁果就来自苹果树，夏娃、亚当因此获得了负罪感。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就此将基督教文化归为“罪感文化”，其名著《菊与刀》一书，曾提出“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两种文化类型，而相形之下日本文化则由羞耻心所推动而成为“耻感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断然二分，如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英格兰文化和墨西哥混血文化，在基督化之后皆仍保存着耻感的社会大众心理。

人与自然的融合为一，不同民族与文化有着不同的合一方式。

中国学者李泽厚则认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比照，中华文化曾被归为“耻感文化”，但这是不对的，中国实乃是有乐天派取向的“乐感文化”：“因为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于是有人以‘耻感文化’（‘行已有耻’）或‘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来相对照以概括中国文化。我以为这仍不免有模拟‘罪感’之意，不如用‘乐感文化’为更恰当。……‘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80]

无疑，中国儒家的伦理传统仍要人“知耻”，这也就是《论语·为政》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礼法来德化万物，百姓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松柏之类的“比德”手法，其实就是将高尚的道德与树木品性进行伦理类比，所求的乃是“善美交融”，这就是伦理学与美学的合一。

与中国的“伦理本位”传统不同，欧洲还有一个强大的“知识传统”，这就使得树木也被纳入近现代的植物学体系。《树的艺术史》作为西方学术普及的产物，从知识论的角度描述了树木的基本知识。它的第二大部分《树木馆》，更是将各种各样进入文明视野的树木形态进行了划分，就好似中药铺子里面的药匣子一般，将各种树条分缕析地进行逐一研究，这恰恰与中国那种模糊思维的传统形成了区别。实际上，每个树种的内部文明都是相当复杂而有看头的，而且皆形成了自身的“自然-文明史”！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树乃“人之树”，这也并不是一种强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与树相遇之后深入彼此。树乃“人之树”，反过来就是人乃“树之人”，比如在西方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生命树”（The Tree of Life）的传统。但无论如何，正如一本名为《森林：文明的阴影》的书所说的那样：

人类对森林的利用，从来就不限于物质的表面。森林中的树木也用以打造人类的基本语言、符号、意象和思维体系，构成身体标识、持续性的概念和名称系统。从家族树（the family tree）到知识树（the tree of knowledge），从生命树到记忆树（the tree of memory），森林成为人类演进中不可缺少的意象来源。^[81]

这就是人与树越来越深刻的文明关联，如今随着森林被大量砍伐，人与树之间却产生了隔阂，一时也难以弥合的隔阂。

本身来自自然的树，自从与人类形成关联之后，就逐渐成了“人之树”。

[75]Frances Carey, The Tree: Meaning and Myth,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2.

[76]刘悦笛：《序：给人类的“树文明”深描蓝图》，引自弗朗西斯·凯莉：《树的艺术史》，沈广湫、吴亮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I―V页。

[77]弗朗西斯·凯莉：《树的艺术史》，沈广湫、吴亮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

[78]参见弗朗西斯·凯莉：《树的艺术史》，沈广湫、吴亮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56—171页。

[79]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6页。

[8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81]Robert Pogue Harrison, Forests: The Shadow of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