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美育课：探寻西方荒野模式衰落之因

当我们走向一种新的生态智慧（eco-wisdom）的时候，实际上，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就要被考虑进去。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建构往往自觉抑或不自觉陷入普遍主义的藩篱，似乎西方的标准就是普遍的标准，而且往往打着科学的旗号！

“深层生态学”提出者、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最早倡导人们把自身塑造为“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 self/ego）。这个深层生态学视野下所谓“生态的自我”，可以被归纳出如下的核心内涵：

（1）生态自我是一种广泛的、开阔的或场类意义的自我，它最终包括所有生命形式、生态系统和地球本身。

（2）生态自我参与自然的经验：

（a）与其他生命形式的情感共鸣；

（b）与其他生命形式相似、有关或相同的感觉；

（c）自发地像对待自己的小我那样对待生态圈（用培育和保护的方式）。

（3）可以把自我意识由个人扩展到生态。^[55]

同时，奈斯在关注“深度生态运动”与文化多样性的关联之时，还从文化人类学的新视角提出了“文化差异深度”（depth of cultural differences）的问题：“如果在生活形式多样性的直觉价值之下，我们接受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那么，‘深度’这一形容就是适宜的。”^[56]

如何在自然生态当中形成“生态的自我”，乃是深度生态学的核心问题。

这就意味着，在如今西方学界倡导“深度生态”运动及其践行的同时，还要关注到“文化的深度”，这就需要将生态问题置于“文化多样性”的广阔视野之内，因为毕竟前者是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当这种走向环境、走向荒野、走向生态的西学得以东渐之时，就必须考虑到对东方文明的适用性问题。

通过上面的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一个整体的差异可以得见，那就是西方文明是经历了工业化之后，在后工业革命阶段走出了生态运动之路，但是，东方文明以及亚细亚文明，对待自然本身就处于未割裂的传统之中，那种“民胞物与”的思维定式仍然存在，这也是由农业文明的深厚根基造就的。

从历史来看，最早被发现的“自然”，应该是从农业文明阶段开始的，由此形成两种基本的“发现自然”模式。前面已经说明了，第一种就是农业文明内部的发现自然模式，这可以以中国文化传统为东方代表；第二种则是工业文明内部的“发现自然”模式，这可以以欧洲古典文化传统为代表。

从这两种“发现模式”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对待自然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家园意识”，第二种则是“处所意识”。在农业文明时代所生发出来的“自然美”，更多的是“家园意识”的产物，因为人与自然本身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当中。这种家园意识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较早提出的，后来在德国哲学大家海德格尔那里得以拓展，他们都强调最终获得一种“诗意的栖居”。

然而，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以后，直至今日，人们所发现的自然美更多地与“处所意识”相关，因为这时的人们已经无法回到农业文明的那种自然状态里面去了，自然更多是作为生存的“处所”而存在的。现代人之所以喜爱到荒原里面去游走，就是出于对一种“陌生化”的处所的钟爱。当今环境伦理学“走向荒野”模式，也是在这种语境下出现的，它阻隔了农业文明那种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而是来自一种对于“荒野”的复归，但此时的荒野已不是原初自然了，它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广义地“人化”了。

所以说，还是通过我们的“生活世界”来理解自然。在自然当中的人也是在过一种生活，就像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1998年的小说《荒野生存》所描绘的那个真实事件，克里斯多弗舍弃文化世界纵身投入阿拉斯加州的茫茫荒野中，但他那种回归自然的生活也是一种人类生活。结果在四个月后，人们在偏僻的野营地的废弃公共汽车上发现了主人公的尸体。

荒野生存无疑对人类是一种考验，但也是一种人类与自然的彻底融入。

因而，与自然一道生活，那是要弥合文化与自然、城市与荒野的界限的，“自然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被我们的活动揭示出来……我们同自然一起生活”，因为：

人类世界是一个意义的整体，而不是无名的物理实体的集合。我们想强调的是生活世界中的“人性”。差别（如文明与自然）和分类（如荒野和城市）都起源于人的利益。……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人化”的自然形式。……人类的生活世界是综合的、多层的，在性质上是一个多面的整体。^[57]

然而，罗尔斯顿仍倾向执自然与文化的两端，他曾经给出了一个所谓“自然—文化”的椭圆形结构^[58]：

这个结构，也被罗尔斯顿称为“三维人”（Three Dimensional Persons），因为人类的生活无非从城市、乡村到荒野。在这个椭圆形结构当中，自然与文化、荒野与城市构成了两端，中间充满了大量的混合地带，“环境伦理学不仅是关于荒野的，而且是源于在景观里的人的，人类既栖居在文化中，也栖居在自然之中”^[59]。

人类生存的某些区域，或者以文化为主，或者以自然为主，或者以二者的混合为主。这也被罗尔斯顿比喻为一个“同心圆”，人类活动在这个三维人的椭圆形结构中也好似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一枚石子，由此形成了向外逐层扩张的同心圆。按照这种推演逻辑，从个体可以走向社群，从城市可以走向乡村，从乡村可以走向荒野。

这不禁令人想起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所专论的中国人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60]但这种结构，并不同于儒家那种“身—家—国—天下”的等级次序，因为儒家关注道德推演，而环境伦理学家则重视人与环境的关联。

问题就在于，罗尔斯顿仍然落入“自然—文化”二元论的旧局当中。然而，诸如段义孚这样的人文地理学家也反对“自然—文化”的西方二分法，并认为这种二元论在当今已经过时了。理由之一就在于这种二分法太绝对，也太过抽象，几乎总是导致等级的建立。

理由之二其实更为重要，也更为实际，就是在自然与文化之中，文化已经起到主导作用：

在当今这个时代，文化似乎胜过了自然。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无所不至。广义的自然还包括地球熔融状的内核与遥远的星体，这些是我们人类还没有触及的。但是，人类已经开始探索它们了，也就是说它们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建构之物，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现代人的生活中，文化无处不在，这与采集狩猎者十分相似……采集狩猎者几乎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自然概念的文化世界当中，彼此孤立又相互平等，行动时相互制约。但是，仍然存在着广义的自然，就像采集狩猎者的未知世界一样，这个自然是人类的思想、语言和图像所不能触及的。无论是我们触摸到的还是我们改造过的，无论是我们看到的还是我们想到的，统统记录在“文化”这一栏中，而另一栏“自然”中则什么内容也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无所不在。^[61]

如果说这种“反二元论”的观点是更为持平的，那么就可以得见，环境保护运动以来的反人类中心主义也在走向绝对﹑纯粹的自然中心抑或生态中心论，早已不再可能，因为整个人类环境早已被人化了，特别是工业化革命之后，这种人化过程其实在逐渐加速。尽管从飞机上看下去，看似大部分是人类未踏足的土地，但是，工业酸雾经过大气循环早就落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就连珠穆朗玛峰也出现了人类垃圾处理的难题。

再以自然与文化的混合地带为例，比如城市中的绿化植被，它们中许多最初都经过温室培养，被用作绿化后也成长于城市热岛效应中，其实就是人化的自然物了。这就更不用说农村的“农业景观”的人化了，比如中国南方的梯田如今依然成为旅游风景，但在冬季梯田中的水是要抽干的，没有人工蓄水，这景观就难以维持。

我们再说说美国那些所谓生态主义者，当他们期待在黄石公园看到熊的时候，不要忘记，羊驼才是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唯一大型动物，后来的物种都是迁徙而至，且1988年那场大火使得这里过火的森林都是新的，那些人为的森林火灾与消防扑灭，难道不也是人类对自然的干涉吗？在原初，自然闪电引发森林大火，那就只能任其蔓延从而进入生物圈的下一轮循环，而没有物种会主动灭灾，这个天灾之“灾”只是对人类而言的。(www.xing528.com)

在此，我其实要说的是，西方那种“走向荒野”的环境主义模式（其背后是工业及其后工业文明的支撑），还不如中国的“天人交合”的模式更适宜（其背后曾是农业文明的支撑）人类的未来发展。按照中国模式，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法并不准确，或者说，自然与文化在中国传统中从来不是二元对立项，而是相互交融的，这才是天人交合的真正含义。按照这种模式，无论是倾向于荒野还是倾向于人化，其实皆不足取也，还是采取阴阳平衡与动静和谐的立场更适合。

荒野当中看似没有人的存在，但是对荒野的感受仍是“属人”的。

因此可以说，原本太注重人类中心利益的自然观早已过时，但如今走偏了的环境保护执着于彻底以生态自然作为中心，那也是矫枉过正。持弱人类中心主义(weak anthropocentrism)立场的罗尔斯顿所谓“走向荒野”模式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但这种荒野模式仅对美国“新大陆”而言是匹配的，对中国乃至欧洲这种“旧大陆”是否匹配却值得商榷，而且，它仍持一种以西方科学中心主义为立场的生态观。

当我们以中国思想作为基础，就可以建立一种“生活中心主义模式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并不是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原典思想早就超越了人类中心论，从而形成一种与自然融合却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联的“天人学”。

在环境当中生活，进而形成亲和的关联，在西方学者的眼中，那就是爱自然：“对自然之爱，已经被确定为我们种族的天生特征……毕竟，大多数环境主义者遗赠给后代与邻居所分享的，就是这个自然是美的与自然慷慨赐予被延续的世界。”^[62]在中国学者的眼里，特别是在段义孚的东方感受当中，栖居者对于本土的那种归属感与家园感，可以被称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63]，这种渴求来自人类世世代代对于生活环境的依赖与反哺，而在农业文明当中这种地缘情结显得尤为突出。

这种影响最初在地理学界，许多地理学人提出重建回归大地的生活，提出了诸如“农业的整体性”（wholeness of agriculture）的观念及其实践。^[64]如今，对于这种“属地”的家园感的追求，已经成了当今环境主义的重要诉求之一，只有形成了这种“恋地情结”，环境伦理与审美才能获得一种情感上的稳固根基。罗尔斯顿也不得不承认，当人们迷路的时候最能感受得到：

我们需要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在家的感觉。我们的家园是靠文化建成的场所，但需要补充的仍然是：这家园也有一种自然的基础，给我们一种自己属于周围这块土地的感觉。尽管我们努力维持着各种与外部世界的边界，我们的情感并不限于与外部世界分离的感情。^[65]

所谓“在家的感觉”，就是恋地情结，“人类情感使我们能保护超拔于自然的自我，但更使我们适应于那超越我们的自然环境。这些情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但我们也有一部分人是愿意以这些感情作为自己生存的目的的”^[66]。

人类对荒野的热爱乃是后发的，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才真正与自然互动起来。

难能可贵的是，罗尔斯顿近期集中关注到环境问题的东西方差异。2015年夏季，从武汉大学首届环境美学与美丽中国会议到美国加州第9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暨第10届国际怀特海大会上，我与罗尔斯顿多有争辩。罗尔斯顿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给出了许多洞见：他质疑中国能保持城市、乡村与荒野的三维平衡吗？儒家天人和谐为何面对的是不和谐的环境？我们需要的是美丽中国，还是生态系统化的中国？这些都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会上罗尔斯顿发言追问：为何中国有天人智慧，生态破坏却如此严重？我回应他，天人智慧当中，也有人并不只是寻求荒野之道。他针对我的回应发出质疑：中国环境能逃离全球语境吗？从太空看中国与他处有何差异？我回应，前者是全球地方主义，后者则并无文化多元问题。下午我主持会议时他又问中国公园为何无荒野？当时我回复是，中原地区的自然早已人化了，中国化的园林所求的境界并不是美国式的荒野。

尽管罗尔斯顿对东方多有误解，但是他敏锐地洞见出中西方的差异：

在西方，我们常常呼吁：拯救自然！但中国，比起拯救自然，你们更强调如何栖居于一种驯化的自然，使人与自然实现和谐统一（天人合一）。……中国人至少在理念上坚持将自然纳入景观的范畴，但同时又偏向于“人化的自然”（humanized nature）。……在西方，我一直在问：“人类是自然以外的存在，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中国人似乎根本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拥有的某种西方不具有的文化因素促成了你们的世界观。人类非独立于自然的存在，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概念并非从属于两种不同的本体论的范畴。^[67]

的确，中国面对自然的传统方式，强调自然天地是按照“自然而然”的规律来运行的，但是一种深度的“人文意识”浸渍其间。

[55]E. A. Bragg，Towards Ecological Self: Deep Ecology Meets Constructionist Self-theory, i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6 (1996), p.95.

[56]Arne Naess, The Ecology of Wisdom: Writings by Arne Naess, edited by Alan Drengson and Bill Devall, Counterpoint, 2008, p. 122.

[57]阿托·汉佩拉：《艺术与自然：艺术作品与自然现象的相互影响》，引自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刘悦笛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58]霍尔姆斯·罗尔斯顿III：《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页。

[59]Holmes Rolston III, A New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Next Millennium for Life on Earth, Routledge, 2012, p. 47.

[60]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61]段义孚：《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美译，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6—27页。

[62]Leslie Paul Thiel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New Millennium: The Challenge of Co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2.

[63]Yi-Fu D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64]Allison Hayes-Conroy, Reconnecting Lives to the Land: An Agenda for Critical Dialogue, Madison, NJ :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4-167.

[6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III：《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9页。

[66]霍尔姆斯·罗尔斯顿III：《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474页。

[6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III：《环境美学：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应用伦理评论》总第60期，201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