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美的评判标准：名家美育课

面对“选美中国”的结果，我们不禁质疑，这种对“中国最美的地方”的评选，所遵循的究竟是什么标准？这种评选所依据的到底是“公允标准”，还是“褊狭标准”？归根结底，这关系到我们要用哪种标准去评判自然之美。

首先，我们要问：究竟是“审美标准”，还是“科学标准”？

在这次“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科学标准”是绝对压倒“审美标准”的，尽管评选的是最“美”的地方。

从“最美类型”的制定标准来看，可以说，它基本上是按照一种“科学化”的原则来定位的。比如，对“山”的评选标准，主要分为两种指标——“硬指标”和“软指标”。

在100分制中占20分的“从地貌形态上要具备该种地貌的典型特征，科学价值较高”，占另20分的“相对高度超过1000米，垂直分布的自然带数量和特征突出”，这类标准，显然都是绝对的科学标准，属于“硬指标”。只占10分的“没有被人类过度开发”也属于“硬指标”，基本上是依据科学标准来认定的。留给“非科学”标准的余地，看似占据了50分，其实也并不高。

其中，占了30分的“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属于真正的“软指标”，它似乎在证明这种选举所选的是“最美的”。然而，尽管所谓的“观赏价值”是纯粹的审美维度，但是加上“独特”这个限定语，就可以看到，这里更侧重的标准是一种“独特性”。换言之，这种独特性所追求的，并不是“美中最美”，而是“不常见”的美，只有探险者或科考人员才能见到的“独特之美”。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所谓的“十大名山”里面，除了黄山、泰山、峨眉山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雪山，排名首位的南迦巴瓦峰更是不为常人所知。当然，评选者们也没有忘记在标准里面给“人文”留下位置，是否“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占了20分，但是这个“软指标”由于其无法量化而显得过于模糊，难以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还有，从评委的角度来说，从事科学研究的评委占据了主导位置，而从事艺术工作的占据少数。如此看来，这次“选美”更多强调的是地理学、地貌学、地质学方面的因素，当评委们论述雪山的“雪线”如何美的时候，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但大众审美者究竟有几个知道雪线的科学定义呢？这种科学化的审美，必定有各种科学要素参与其中，“自然知识”本身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其次，我们要问，究竟是“本土标准”，还是“西化标准”？

我们想要强调，本次评选的初衷，是要选出中国的最美的地方。既然是中国的美景，就要有本土化的眼光和气度。因为，我们要选出的，是由中国人的“审美之眼”所见的美景，而不是通过被“西化”的审美风格改变的眼光所观照的。

当今中国人的审美观的确在改变并吸收了西化的审美成分，但是我们仍要保持住本土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西方两种审美眼光中，必然存在着文化的差异，甚至从生理基础上就决定了这种差异。

中国传统的审美，采取的是以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为主的审美方式，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尚没有过多地关注边缘地带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上的“审美者”观照到哪里，风景也就跟随到哪里。比如唐代的“边塞诗”，就是诗人戍边的戎马生涯的写照，所以才将“大漠孤烟”的景色表现出来。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将美景纳入“大文化”（The Great Culture）传统当中。

然而，与中国传统审美观不同，西方的审美观，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科学化”的审美观。中国文化往往“以自然为自然”，注重自然的“自然而然”的本性，而西方的审美文化则注重对于自然的改造。按照当代加拿大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的观点，科学才是所谓“环境范式”的知识来源（如自然史累积的自然知识，或者民俗传统提供的自然知识）^[4]，这显然难逃欧美中心主义的思维藩篱。其实，对自然的审美未必一定借助于自然知识，自然情感本身亦占据了重要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范式”倒可以成为“环境范式”中的另一种范例。但在“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当中，可以处处看到“西化式”的审美方式的存在。

正如《中国国家地理》公布评定结果的那期卷首语《中国的美景分布》所言：

代表这些景观的点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的西南——川滇藏的交会处，即横断山区。……而另一个密集区在新疆天山……自然美景分布的规律：美景不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也不在主流文化的区域，美景分布在人烟稀少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实际上，在这种颠覆传统的背后，暗藏的是西方审美观念对本土审美观念的挑战。

比如说，在世界上中国是雪山和冰川大国，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雪山、冰川这样的审美范畴，《中国国家地理》可谓开启了欣赏雪山、冰川的“新时代”，这种拓展无疑是好事，但也是以替换了中国审美传统为代价的。

按照科学标准来衡量，雪山的评选得分一般会高于中原的高山。

再次，我们要问，究竟是“大众标准”，还是“专家标准”？

这次的“选美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专家与大众的审美观念拉开了距离。这突出表现在，大众心目当中的“美景”纷纷落选，同时大量被评选出来的“最美”却根本不为大众所知。

换言之，“这个排名的突出特点是大多数都是少有人知、闻所未闻的景点，而家喻户晓的很少上榜”。由此可以质疑，这种评选活动，究竟体现的是科学精英的审美观，还是大众的整体审美趋向？

在入选名单公布之后，不少公众质疑十大名山中青藏高原的雪山就占了三座，而且观赏雪山所带来的震撼与传统游山的美感不同，雪山对于大多数游览者来说就跟南极一样，更多的是“科研价值”，在“美学”和“旅游”上的价值并不高。(www.xing528.com)

还有论者认为评出的六大古镇中，入选联合国文化遗产的宏村、西递乃至著名的江南六镇都没有入选，入选的前四名都是鲜为人知且路途遥远的镇子。公众质疑说，难道它们真的就美得空前绝后吗？真的就能超越我们熟知的古镇吗？难道这种选美的标准真的是“物以稀为贵”吗？究竟是以“稀”和“奇”为美，还是以“美”为美？

事实上，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专家学会组”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审美共同体”，他们或者依据自己的“科学眼光”，或者按照自身的“审美癖好”所评选出来的结果，当然与大众心目当中的“美景”差之千里。

问题是，“最美”究竟是应由少数人来选定，还是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标准？在这个审美泛化的时代，少数专家学者能否代表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念？究竟是大众“公认”的“美”是“美”，还是由少数精英“审定”的“美”才是“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最后，我们还要问：究竟是“人文标准”，还是“自然标准”？

按照主办方的看法，本次“选美中国”的最终评选结果，意味着一个“新的审美时代”已经来临，这种变迁实际上反映了主流文化关注范围和重点的转移。

从“选美中国”的内在标准设置中，折射出来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天”“地”“人”皆处于和谐的关系当中，“人”不是“天地”的主宰，“天”“地”与“人”共同参与了“道化”的创造。按照欧洲传统，往往是人重于自然，自然渗透着人的力量。

如果我们仅以被选的自然风光为例，那么，可以追问，这里所采取的基本评选原则，究竟是“让自然成为自然”的“自然标准”呢，还是“让自然得以人化”的“人文标准”呢？

按照主办方的解释，庐山、黄山、峨眉山在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进入五岳的行列（五岳是中国传统文化推举的“五座名山”，被视为古代民间山神崇拜、五行观念和帝王巡猎封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因为泰山、恒山等地靠近华夏祖先最早的定居地，更容易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西部群山中越来越多的山成为新的名山，这是必然的趋势，这些名山大多位于高原并多为雪山。可见，这次“选美中国”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未被人类过度开发，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往往备受专家的青睐。

从表面上看，这是依“自然标准”办事，但实际上，当这些专业审美者以“科学美感”看待自然的时候，恰恰依据的是“人化”的准则。中国传统审美方式，强调的是自然天地按照“自然而然”的规律来完成的，但是一种深度的“人文意识”“润物细无声”般地浸渍其中。

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人“与天地参”的“参”，不是破坏而是人与天地的协同。所以说，传统中国的审美方式恰恰在“自然标准”与“人文标准”之间找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但更侧重于“人文标准”而非“自然标准”。而西方审美观念在强调“人化自然”的基础上，更倾向于“自然标准”而非“人文标准”。

西方人对荒野的审美热爱左右了“选美中国”的结果。

综上所述，面对“选美中国”的结果，我们不禁要质疑，这种对“中国的最美的地方”的评选所遵循的：

（1）究竟是“审美标准”，还是“科学标准”？

（2）究竟是“人文标准”，还是“自然标准”？

（3）究竟是“大众标准”，还是“专家标准”？

（4）究竟是“本土标准”，还是“西化标准”？

实际上，对中国的最美的地方的评选，不能过分依据“科学化”“专业化”和“自然化”的西方标准，反而要遵循“审美化”“大众化”和“人文化”的中国原则，由此才能最终确定“中国美景”的评选标准。

中国的地理结构，的确呈现出“梯田的格局”，东部和中部是中国古时人们的聚集区，而西部则人烟稀少，东部和中部以平原为主，西部逐渐升高直到青藏高原。因此文化传统是东部主导的，自然审美观也基本是以东部和中部人的审美观为主流的。现在开始将视角逐渐望向了西部，从而形成了新旧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

面对这种冲突，我们仍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本土化的原则”，另一个则是“审美化的标准”，由此才能最终确定“中国美景”的评选标准。

这就关乎到底什么是“自然之美”，人们为何能欣赏到“美之自然”，“自然之美”具有地域性吗，“美之自然”拥有全球性吗等问题。这也是本书与你一起，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难题……

[4]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37, (Spring, Fall,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