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艺：饮茶之美-名家美育课

谈茶，就从一首著名且有趣的“茶诗”谈起吧。

茶诗，早已是中国诗当中的特定品类了，“诗茶合一”或者“茶诗合一”也是一种审美的统一。

唐代诗人元稹有次品尝新茶后，写下了一首形式新奇的《一字至七字诗·茶》^[23]：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这首诗妙，每句字数，从一到七渐次铺开，终形成了塔状；又以诗题（茶）为韵，在诗之表现形式上堪称精绝；诗句所咏，极为切题：从“茶”这个字开始，从其叶的香嫩品质荡开思绪，联想到茶与“人”（诗人与僧人），茶之“形”（玉与纱）与“色”（白与红），又极尽精工地描摹了煎茶制茶之“前”（铫煎黄蕊色）“后”（碗转曲尘花）过程，进而上升到品茶的文化层面，暮邀明月，晨对朝霞，最终进入历史长河，茶后“洗尽古今人不倦”，那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审美享受，此乃何等“美事”也！

茶，不仅帮助中国人洗尽了“尘心”，还推动了中国“生活美学”之精进。茶，其实无非就是中国人的饮料嘛，但“吃茶”这个简单之事，竟被中国人“啜”成了生活的艺术。“啜茶”这个“啜”字，甚妙，意思是茶要一口一口地去“品”。

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美学”方兴未艾，就有论者讲“美，从茶杯开始”，但具体要从设计入手来培养美感。我赞成美感要到日用器物中去觅求，美感教育也不能仅通过纯艺术教育来完成，但是这种从日常生活中找寻美感的方式，仍落于形式美学的窠臼，还是要回归“生活世界”来寻美。“喝陈普洱”一时成为如今的生活风尚，在京城现在有所谓“四大俗”，竟然就是听昆曲、弹古琴、练瑜伽和喝陈普，这反过来证明了其普及程度吧。

茶，其实更应该是一个动词，英文的tea应该改为进行时teaing，茶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茶是死的，是生活使得茶活了起来，围绕着茶之人的活动使茶变得活生生起来，从而成为“参茶”的绵延过程，这就关乎“饮”的美学。与此同时，谈美，也可以从菜碟谈起，此乃涉及“馔”的美学。

一般人皆认为，“书画琴棋诗酒花”为大雅之事，相比之下，“柴米油盐酱醋茶”乃大俗之物，应该崇雅而贬俗；抑或毫无怀疑地接受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认为前者是精神生活，后者是物质生活，前者要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其实，这两方面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并不割裂，中国人向来只讲心与物之若即若离。茶也更不是俗事，茶与酒很难说谁更俗些，但哪怕是最根基的“吃”，在中国也能成就出一番“生活美学”智慧。

清人张灿有一首通俗的七绝：“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明代大才子唐伯虎也有一首妙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开门七件人人夸。而今有酒独自饮，奈何无人对诗话。”这两首诗都是文人生活落魄的写照，张灿感叹生活由雅归俗，唐伯虎则感慨无人与之神交，但他们皆以“书画琴棋诗酒花”为上。

食色，性也！这是中国人的古训，证明中国人对食与色，皆采取了正视的态度。

茶，也是中国人的最日常饮料，古人既说“饮”茶，也说“吃”茶。西晋文人张载，写有一首《登成都楼诗》对蜀茶赞不绝口，也比较了茶与六饮：“芳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24]这就是说，茶的滋味，要远远高于“六清”之味，有了这种中国式饮料带来的快慰，生活是如此美好，那么不如权且留在此地享受人生之安乐吧！

黄庭坚认为，古代君子有“饮食之教在乡党、曲礼”，如今的士大夫“临尊俎则忘之矣”，所以做了个“士君子食时五观”：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二、忖己徳行，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嗔痴为宗；四、正事良药，为疗形苦；五、为成道业，故受此食。其中第二条，所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就是说只有从事亲开始，中经事君，最终立身的人才可“尽味”，否则不该追求美味。其中第三条是说食要防三过，“美食则贪，恶食则嗔，终日食而不知食之所从来则痴”，这贪嗔痴的说法来自佛教汉译。遵照这五观，如果士大夫每日都如是而行，“念念在仁智”，即能达到美善合一。

到了后代，“养德”的诉求被延续下来，主要用于饮食之节俭，从而杜绝奢侈。然而，在“养德”的基础上，明人龙遵叙在《饮食绅言》里，又继续加以生发——在“身”上可“养寿”，而在“心”上可“养神”，乃至进入“养气”之境：“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可以养气也。”^[25]

《厨事画像砖》描绘的正是厨娘束发、斫脍、烹茶、洗碗的全流程

美与味，在中国文化当中关联特别紧密，美餐、美食、美味、滋味之语都常用，“味道美极了”这句广告语也是句日常话。中国古典美学讲究体味、品味、韵味、况味、味外之味、味外之旨，以味言美的词语更为丰富。英文的beautiful（美的）与taste（趣味）之勾连，那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了，由此形成所谓的“趣味美学”，也是要超出味觉的低级感受的，《说文解字》当中就疏“美”字源为——“羊大为美”——视觉上所观羊的肥美自然“联觉”到味的甘美。

只有如此醉心于“吃”的民族，才有林林总总的“舌尖上的中国”景观。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世界美食翘楚的法国大餐顶多十几种，居于次席的土耳其大餐也种类不多，但是同为“世界三大菜系”的中餐何止千千万万？想一想“满汉全席”就全都明白了，还有南北东西那么多的大小菜系。仔细考量，无论中西古今，每种饮食习惯中都有一个各种历史的交汇处，从而形成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看不见的生活”的无声系统。

中国人的“饮食生活美学”真可谓蔚为大观！

唐代的《食谱》《膳夫录》还只是食谱而已，到后来则逐步形成了“食饮文化”，宋以后，此种文化才从为士大夫独享转而为民众所分享。想一想，从林洪的《山家清供》所求的“清”“雅”的饮食之美，朱彝尊的《食宪鸿秘》所录的饮、饭、蔬、果、鱼、禽、卵、肉等十五属食材做法，再到袁枚的《随园食单》所列的三百二十六种菜肴饭点，其中所蕴藏的“生活美学”资源，迄今尚未被全然挖掘出来。丰富的中国饮食文献，并不仅是提供烹调方法与过程的“操作指南”，而同时也是“技近乎道”的审美呈现，但此皆为纸上谈兵，美食“美不美”最终还是要去品味……

愈到古代史后期，“食饮之道”就愈加凸显，甚至还与“尊生”“养生”“摄生”的观念与践行勾连了起来，作为人际交往的“食会”与“酒社”，也甚为风行。这说明，饮食绝不仅仅是个人品味的单干行为，它还与人的护养生存之道息息相关，而且在中国人的沟通交往当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我们多少大小事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呢？！

明末清初大文人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曾专设“饮馔部”，提出饮食之道要近于自然：“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早在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里就提出了尚“清”的美食原则，影响深远，但明清之际奢侈之风又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矛盾。

近人林语堂先生也曾在《生活的艺术》里以“食品和药物”作为单章论述，不过他将“食物哲学”仅归纳为三事，即新鲜、可口和火候适宜。这种说法就如古罗马人维特鲁威《建筑十书》里讲到建筑三原则“实用、坚固、美观”那般质朴。其实，美食之基本原则不过如此而已，饮食再美也还是饮食。

谈完了吃食，再回来说喝茶。茶，无非就是一种可以泡饮的叶子嘛，但这叶子吸“天地精华”的学问可大了，《大观茶论》就说“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而酒的制作工艺那可就麻烦了，大都需经发酵而成，更依赖于人工化提纯的加工，宋人朱肱著的《酒经》就首度系统而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的制曲酿酒工艺流程。

周怡《调羹图》册页呈现的是一幅美人调制美食的审美场景

茶与酒，这就对应了两种审美状态：茶是清醒的“静之美”，酒则是迷醉的“动之美”。茶，不能使人醉，所以是一种“日神式”的静穆；酒，往往让人醉，因此是一种“酒神式”的迷狂。

这日神与酒神精神的区分，来自德国哲学家尼采。酒神是狄奥尼索斯，日神为阿波罗，他们其实是古希腊的两位神祇，以之形容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意在代表两种在审美过程中的迥异性格：前者全身心地、动态地投入，后者则保持距离地、默默地静观。“参与者是狄奥尼索斯式的人、主使者、富有情感的人、具有即刻反应性的人、生活在娱乐的活泼的领域中。观照者是一种阿波罗式的人、理性主义者、延缓深刻反应性的人、拘泥于形式的人、客观主义者。”^[26]

日神是“观照的象征”，酒神则是“行动的象征”。照此而论，“静”之茶使人观照，“动”之酒让人行动，但在西方，尽管美酒也与诗文产生相关，但喝酒行为本身，却未如华夏文化那般被高度“文明化”。

相形之下，西方文化没有形成如此丰富的“酒的美学”“食的美学”与“茶的美学”。明人朱权的《茶谱》则更进《茶经》一步，倡导以茶“悟道”，因为“游心于茶灶”乃“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从而“有裨于修养之道矣”！

所谓茶中味道，是说茶味关乎道，它不仅是茶的生理之滋味，更是人生的况味！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林语堂先生就曾幽默地说过中国人“最爱喝茶”：在家中喝，上茶馆也是喝；开会时喝，大家讲理也喝；早饭前喝，晚饭后也要喝，有了这“清茶一壶”，似乎到哪里都可以随遇而安了。

清代人陈金诏《观心室笔谈》中所言尤为精辟：“茶色贵白，白亦不难，泉清瓶洁，旋煮旋啜，其色自白。若极嫩之碧螺春，烹以雨水文火，贮壶长久，其色如玉。冬犹嫩绿，味甘香清，纯是一种太和元气，沁人心脾，使人之意也消。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酌独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迟，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不足，稍缓已过，个中之妙，以心受者自知。茶必色、香、味三者俱全，而香清味鲜，更入精微。须真赏嗜者之性情，从心肺间一一淋漓而出。”^[27]

中国茶道“洗尽尘心兴难尽”的超越境界，就融会贯通在整个品茶的过程中，最终从心肺间“淋漓而出”，这是何等的“真性情”！

从茶叶（茶色贵白）、茶水（泉清）和茶具（瓶洁）的选择，到火候的把握（烹以雨水文火）、茶汤的观察（贮壶长久）与品味（其色如玉）、茶香（味甘香清）的玩索，每一个步骤，其实都在物质性、技艺性之中融入了“生活美学”的体验。

《观心室笔谈》还提出了“茶壶以小为贵”的审美标准，要求每一客人，人手一壶，独酌独饮，这才是“茶趣”，为何呢？空间上的理由，乃是壶小，使茶香不散，茶味不迟；从时间上，也要把握得不早不晚，早则不足，稍则已过，用心才能感受其“妙”道。如今中国人泡绿茶往往以大壶为主，但在与茶人的交往当中，以小壶冲之，的确更有兴味。

曾有位云南茶人给我复原了《清稗类钞》当中记载的喝茶方法，该工夫茶使用了三个壶：一冲茶、一淋杯、一洗杯，还使用了“以巾覆之”的方法，也就是冲茶后用茶巾覆盖在茶壶上面（既加盖，乃取沸水徐淋壶上，俟水将满盘，覆以巾），味道果不同！感觉所饮春茶，涩味尽除，中空有味，回甘涵咏……

茶道，就是一种“过程美学”抑或“过程哲学”，过程高过结果。茶道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美学和哲学，这是我的独特看法，也许更贴近茶的本质。

古人历来重人品，既有诗品与人品合一论，也有“茶品”与人品合一论：饮茶可以见出人品、境界的高低，又可以促进人品、境界的提升。(www.xing528.com)

茶人合一，乃饮茶当中的一种境界，这当然也是高层次的理想。其实，饮茶与人的道德、境界之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嗜茶如命的人中，也不免有贪财好利之徒。更应看重的还是茶道、茶艺的过程具有的“洗尽尘心”的可能性。品茶为人摆脱世俗桎梏、重返生命的自由之境打开了一扇门，至于能否实现这种境界，则要看品茶者本人是否情愿了。

《宋人煮茶图真迹》展现了作为生活的『茶之道』的活生生的过程美学

这就要说到茶道与茶艺最关键、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人。当然，只有那些知觉敏锐而又想象力丰富的人，才能享受到这如诗如画、如歌如舞般的茶道情趣。有了“什么样的人”还不够，他还要遇到“什么样的时机”，就像茶本身讲究火候一样，才能参透饮茶之妙。

从时间性来看，张谦德《续茶经》中的解释尤其能看出古人选茶、采茶时的讲究：“凡茶须在谷雨前采者为佳。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矣，又必晨起，承日未出时摘之。若日高露晞，为阳所薄，则芽之膏腴立耗于内，后日受水亦不鲜明。故以早为贵。又采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则速断不柔，以指摘多温易损。须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皂，方气味俱佳。一失其度，便为茶病。”^[28]由此可见，精择早采、气味俱全、形色兼备的茶，方为上品。

说完茶的时间，再来说茶的空间。古人之所以喜欢在家中营造茶寮、茶室，大概就是因为想要以茶为核心来构筑空间，其实这才是一种“诗意栖居”的所在。茶寮、茶室，就是这样一个把生活观念、理想和境界追求现实化、实践化的日常生活空间。

这一空间不需繁缛的雕饰，也没有复杂的陈设，甚至没有必要宽敞、明亮，只需一尊茶灶、一套茶具、一具矮榻即可：“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29]在茶道宗师东瀛“茶圣”利休的时代，日本在书院式房屋里隔出饮茶空间叫作“茶汤座敷”“数寄屋”“围”，被赞为“市中山居”，后来才建造出以“草庵”为主流的茶室，皆是“以小为美”，将中国人的“茶之美”发展得更为精致与极致。

当饮茶逐步于社会流行成为生活风尚，如唐代人封演的《封氏见闻记》中谈到唐代开始盛行于大众消费层面的饮茶之风时说道：“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南人好引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0]这里面居然还有关于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重要场所——茶馆的最早记载，如今茶馆早已遍天下。

从这篇记述可知，普通民众最先开始饮茶的，是那些禅教的信众，他们认为饮茶可以破困充饥，所以就自备茶叶到泰山一带修行。但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不是禅教的信众，也不了解茶可以“止渴、令人不眠”的功效，只是看到他人饮茶，就随声附和、亦步亦趋，由此“转相效仿”，竟然掀起了盛行千年而不衰的饮茶风俗。

时至今日，饮茶已经不能被称作“风俗”或“生活风尚”了，而是早已内化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要素。商人觉得有利可图，就开设了茶铺、茶馆，直到如今的茶空间，也都是如此。但是如今我国的“茶空间”正在面临新一轮的整体升级，过去二十年的茶室规划设计已经过时，而“生活美学”恰恰成了可提升之道。

所以，现在亟待建构的，是中国茶空间的“美学标准”。如果从历史渊源来看，茶寮在明代最初是被狭义使用的，多指在寺庙里设立品茶小斋，明代文人杨慎在《艺林伐山》中就记有“僧寺茗所曰茶寮”。然而，后来的茶“寮”，却超出了佛教的本义，佛教里所谓“寮房”就是长排房，但如今的茶室早已不是僧人居住的房舍，而是单纯的“以茶为本”的美化空间，且在后代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拓展。

当今中国茶美学空间的设置标准，就基本上要求其能体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明代“生活美学”大家文震亨的《长物志》就曾定位茶寮为所谓“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意为这些茶空间的设置为幽居之士的首要事务，不可或缺，这就指向了一种全方位的生活规定。

与此同时，“审美标准”更是内在性的规定。《长物志》所谓“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无处不浸渍着本土审美化的诉求。建成一间小室，这里的“构”当然是审美地建构，“斗室”本身亦是小而美的。邻近山斋，这是对茶室外部环境的规定；里面陈设茶具，则是茶室内部的规定。从实用目的来看，茶寮内设火炉及炭和木等，所以作为烹茶之所要建在主体建筑之外；从审美目的来看，却是独辟出一片审美空间，其中家具陈设、案头摆设和器物布置，的确在明清“生活美学”那里达到了一次审美高境。

刘松年《撵茶图》描绘了宋代磨茶、点茶的茶会场景。唐人“煎茶”，宋人“点茶”，今人“泡茶”

更为关键的是，茶空间不是死的“无人”空间，而是“有人”的活生生的时空，每处茶空间都要根据自身明确的主旨来加以打造，但只有其中的人才能把空间“活化”。《长物志》所谓“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就把茶空间盘活了：令一童子专事烹茶，用来供应白日论理、寒夜独坐所需的茶水。另一位“生活美学”大家高濂的《遵生八笺》则又增备上了茶空间的更多的物质条件：“茶寮应傍书斋，焚香饼，方可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

我们可以想象：安排好那位煮茶的童子之后，就要每日去山间取来清澈山泉，以清寒的泉水煮茶必是美茶。来访的客人到了，只要招呼一下，就有茶汤添上，共享“清谈”之美；又或寒冬冷夜，独享茗烟围绕，这是何等鲜活的“生活美学”境界。所以，我们当代人也一定要把茶空间塑造成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美学”时空。

喝茶需要好水。陆羽的品泉、论水方法，被沿袭了下来。在其身后不久，刘伯刍就推出了他的“七品”论，以扬子江南零水为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水、苏州虎丘寺石水、丹阳县观音寺水、扬州大明寺水、吴松江水和淮水等分列第二至第七位。这与陆羽的观点有诸多不合之处，因此，欧阳修曾专门写过一篇《大明水记》加以辨正，因为不同地方的水，随着气候变化与时间转移，其适合煮茶的质量必定也是变化的。如今“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泉其实已不可用于煮好茶了。

到了清代，酷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显示自己高超鉴赏能力的机会。他专门写了一篇《玉泉天下第一泉记》，将北京的玉泉列为天下第一，如今许多北京老人还每天去玉泉山搬水喝。为了令天下茶人心服口服，乾隆居然还亮出了科学依据：“以银斗较之，京师玉泉之水，斗重一两……故定为天下第一泉。”

原来，乾隆帝命人专门打造了精致的银斗，随身携带，每巡阅一处，便取当地名泉佳水称量。这样优越的条件，自然是天子之下无人可以比拟的，所以他将水重最轻的玉泉列为天下第一泉，如今的茶科学验水的时候，其实也更注重pH值等科学数据。

那么，问题在于，为何水越轻越好？张源的《茶录》中曾分析说：“山顶泉轻而清（按：应为清而轻），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洌，土中泉淡而白。流于黄石为佳，泻出青石无用。流动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真源无味，真水无香。”^[31]

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给茶之道所用实用之具赋予了审美的规范标准

这才是水之高贵品质，“轻”与“清”只是说水质清澈，所含杂质少，因而味道自然甘洌清爽，这就是茶道崇尚“活水”的原因。如果水出于井中，或在山间、河道中长途奔袭，就会掺入过多的杂质，自然影响水的品质。乾隆依据的准则就在此。不过他大概有健忘之症，兴起之时，就忘了自己精心做的实验和科学依据，往往随口品第。如他尝了济南趵突泉的水后，赐名“天下第一泉”，至今仍留有御题碑额；后来到了承德，又说那里的泉水天下第一……时至今日，各地名泉关于“天下第一”的名号之争尤为激烈，而这些泉水又不再因茶而论，而沦为纯粹的名利之争，若古之品泉论水者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实际上，品泉、论水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和茶叶搭配起来品味，这样才能见出优劣。唐代人张又新在《煎茶水记》中说过：“夫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离其处，水功其半……”这才是深谙茶道的通达见解，一味追求好茶、名泉，反而会错过茶、水自然相偕的妙趣，而且茶的生产也有大年小年之变，水的产出也随着天象而动，其实皆不可一概而论。

好的茶器与茶、水相得益彰，能给人带来极佳的审美体验。日本茶道就精于此道，从中土舶来的“唐物”、从朝鲜传去的“高丽瓷”，皆成为东瀛茶道“素朴主义”美学之伴生品，中国茶所需之器，何不是如此呢？

晚唐诗人韩偓说，“越瓯犀液发茶香”，“越瓯”是唐代越窑所产的青瓷茶盏，陆羽曾说，“碗，越州上”。越州茶盏好在何处？越瓷像玉一样温润，像水一样澄澈，其色青，与茶之碧交相辉映，格外赏心悦目。晚唐另一位诗人徐夤专门写过一首咏越州青瓷茶盏诗《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越窑在唐代为官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所以其制作工艺、成品都秘不外传，故而称为“秘色”。徐夤用“捩翠融青”来形容它的青翠欲滴，引人生出无限遐想。“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则是说注入茶汤后的整体感官效果：茶盏青碧如玉，晶莹如冰，绿色的茶汤在其中轻轻回旋，香气氤氲，仿若绿云缭绕……这是何等的享受！又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受用此等清福？所以徐夤不无得意地说，像我这样柔弱的病体，怎堪受用这“十分之福”！

文徵明《茶具十咏图轴》自题《茶具十咏》十首：分别咏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

明代以后，散茶冲泡成为饮茶风尚的主流，于是泡茶之器——茶壶又风靡一时，一直延续至今。

砂壶泡茶“盖而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故以泡茶不失厚味。色、香、味皆蕴”^[32]。所以这一时期紫砂工艺飞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紫砂名匠，如龚春、时大彬等大名远扬。他们在明代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中大获其利，一柄紫砂壶竟然能卖到一二十两白银，还供不应求，而当时普通市民一年的生活所需，也不过六两银子。这又是茶道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推动力的绝佳例证，茶之市场推动的茶的普及，如今好似奢靡的晚明，名家所做的紫砂壶不仅供不应求，而且也被市场推上了天价。

明人《斗茶图》显现出“以茶为戏”的相互竞争之茶文化活动图景

茶艺之中，更能显示人力功效的是“汤候”，也就是煮茶时的火候。这在唐宋的煎茶风尚中尤为重要。有人说，茶之妙，全在火候，这从陆羽《茶经》中所描述的煮茶技巧能窥见一斑。陆羽认为，燃料最好用炭，其次用干烈的木材，因为它们发火猛烈而无烟，不至于影响茶的正味；煮茶时要疾风烈火，煮至三沸，方可食用，但这些讲究在今天来说，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人煮茶，并非单纯烧水，而是乐在其中，享受烹茶的乐趣。

这就是中国“茶”之道，它独具“生活美学”的魅力和韵味。如今中国人的“茶生活”被返本开新，譬如普洱茶在中原的普及就是在寻求一种新道，为了与日本“茶道”区分开来，我建议还是用“茶之道”来言说中国吧。

茶之道，即生活之道；茶之美，即生活之美！

[23]元稹：《元稹集》外集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7页。

[24]胡山源：《古今茶事》，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49页。

[25]龙遵叙：《饮食绅言》，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26]【法】于斯曼：《美学》，栾栋、关宝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9—100页。

[27]胡晓明、张炼红编：《小品笔记类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28]陈彬藩等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29]文震亨原著，陈植校注，杨超伯校注：《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30]封演：《封氏见闻记校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页。

[31]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32]文震亨原著，陈植校注，杨超伯校订：《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