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育的常与变-研究成果

从传统体育的发展路径来看,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状态到现今的三种传承方式并存,表明传承方式的多样性本身也是传统体育流变的组成部分。对民俗的特征进行考察,亦可发现变异性和稳定性原本就是民俗的重要特征,因而传统体育的“变”与“常”也是民俗生活世界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变”主要体现在:传承方式由单一走向多元,传承内容由祭礼、庆典、竞技、健身相统一的民俗文化事项复合体向以竞技、表演和健身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体育事项转变;传承心理由信仰万物有灵的娱人、娱神变为自娱、健心为主;传承主体也由与土地和环境依附关系紧密的民俗之民向脱离与半脱离与土地和环境依附关系的民俗之民转变。

对上述“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不难发现,对于选择不同发展路径的传统体育活动而言,选择“与现代体育积极合流”的传统体育在民俗主体、民俗模式和民俗环境上的改变最为明显。此时的民俗之民已经开始脱胎于农业文明模式中的乡民而逐渐转为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市民”,民俗模式也从“全身心地投人民俗活动,与庆典祭礼仪式融为一体”到“现代体育精神和竞赛标准的追求和迎合”;民俗环境也从“与自然密不可分,和谐统一”到“与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脱离”,而选择“竞赛表演的社会化道路”的传统体育活动,其民俗主体尽管以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市民为主,但主体范围却有所扩大,也包括一部分乡民,民俗模式也介于“民俗文化庆典”与“现代体育竞赛”之间,民俗环境同样在“与自然密不可分”与“一定程度的脱离”之中的状态游移;选择“诗意地栖居”发展路径的传统体育活动,在民俗主体、民俗模式和民俗环境上仍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民俗活动的原发性特征,民俗主体的乡民特色明显,与节日庆典和民俗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同自然环境的依附关系在历史流变历程中同自身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由此可见,三种不同发展路径的传统体育活动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流变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选择与现代体育积极合流”的民俗活动,体现得较为不明显的仍然是以自在自发状态生存的民俗活动。不同发展路径的传统体育活动尽管发生流变的社会条件和背景相同,但活动本身其流变程度也不尽一致。

然而民俗也有其生命力的强韧性,民俗的相对稳定性也体现在其传承过程之中,从民俗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来看,它并不以变通和创新为己任,反而是对已有社会生活和习惯进行平衡和调节。当民俗所处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之后,一些民俗事项或遗留或消失或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被改变了的民俗通常呈现出被技术化、商业化的发展态势。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俗活动都会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过程中被商业化和技术化,例如,春节的一家团聚就代表着切切实实的家人相守,没有技术手段可以替代亲情。民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混合体,此外,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也体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的内容、式样都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从先辈那里传承的那部分内容。如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民俗符号,在龙舟竞渡中,龙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龙舟竞渡因为龙这个强烈的符号指代,凝聚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成为其传承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民俗中,传统的和固有的应居主要地位,即使在近代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我国民俗中尽管吸收容纳了大量外来的西方的要素,然而其主干和核心部分仍是传统的。这就是民俗演进中的“变”与“不变”法则。(www.xing528.com)

民俗变迁中的“不变”法则,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中华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这也解释并说明了,尽管拥有实际参与和观看过龙舟比赛经历的群众并不多,但是群众对龙舟赛悠久民俗文化历史和团结一心的精神动员作用基本持积极认同态度。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对民俗事项中民族性或家族性的内容在发挥作用。文化功能论就揭示出文化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而生产的。民俗从产生到之后的延续性发展,都贯穿着一种“工具性”思维,即民俗总是因应人们需要而生,满足着人们的现实需要,其中就包括心理需要。生活生产需要会随着技术变迁而发生转移,但是心理需要却仍然依赖民族性或家族性的内容来维系。于是,尽管百余年来中国社会一度遭受西方近代世界的剧烈冲击和挑战,尽管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固有文化中符合民族心理需求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仍然被保留下来。“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适应了近代世界环境,然而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因为适应而被丢掉。”

【注释】

[1]谭华.中国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8.

[2]黄泽.神圣的解构——民族文化研究的多维审视[M].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