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意义

无论是龙舟的产生之初还是竞渡的缘起,都是当时民俗生活世界的反映。我们从民俗的四个属性进行审视,不难发现,无论是民俗的外部属性还是功能属性都能在龙舟竞渡这一活动上得到印证。

从开展龙舟竞渡的地理分布来看,《中国的龙舟与竞渡》(1988年)对开展龙舟竞渡活动的地点进行了统计,包括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西、贵州、香港、澳门和台湾。开展龙舟竞渡的地方大多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中南和西南),其次分布在我国南部,东部地区也有开展。若按生态类型来分类,中南地区的荆楚、西南的巴蜀和华东的吴越属于季风农耕文化区,西南的云贵属于温带游牧文化区,而闽粤位于热带海洋文化区。吴越文化的地理环境特点是“水行山处”,意思是多山多水,人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荆楚文化圈包括湖北、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区,地处长江中游,多“山林水泽”,《汉书·地理志》就有楚地之俗“信巫鬼,重淫祀”的记载;而云贵高原地势得天独厚,位于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具有热、温、寒三带景色,同时保留渔猎、水稻等文化痕迹,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是密切联系的;位于热带海洋区的闽,蛇图腾在许多地方遗存,鬼神崇拜延续不衰;粤岭南指五岭以南的广东,它东接福建,西连广西。该地原为百越之地,由商周之交时形成的南越族居住之地。由于地处湿热的南方,作物以水稻为主,过着火耕水耨、渔猎捕捞生活。习俗上,喜食鱼和各种蚌蛤贝类,将蛇、虫、鼠视为美食;习水性,善用舟,断发文身,住干栏式住宅;笃信巫鬼,以鸡卜凶吉。归纳上述地方的共同点,均与水乡泽海相连,多处于稻作文化圈。由于龙的起源离不开云、水、雷、雨,并作为先民意向中神灵产生的初衷,就是为农业生产(尤其是小稻农作)服务的,其中尤以水稻农作为主。这些开展龙舟竞渡的地方,其开展历史都非常悠久。当地的水稻农作经济为以龙为代表的神灵信仰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山林水泽为龙舟竞渡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纪念传说为竞渡活动的延续提供了师出有名的精神给养。

龙舟竞渡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云南、贵州、香港、澳门等地均有开展,上述地方虽不是对其分布的全面统计,但代表了龙舟竞渡分布的主要情况,即为龙舟竞渡的集体性;这些地方开展龙舟竞渡活动的历史悠久,均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特色,地方特色鲜明,乡土风情浓郁,此为龙舟竞渡的继承性;古时开展龙舟竞渡的地方大都分布在南方水域,今世出现“南舟北移”之势,如现在全国龙舟月的举办城市中也包括一些北方城市,如沈阳,视为龙舟竞渡的传布性;尽管龙舟竞渡的内容和形式在时空坐标轴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但是其传延的基本要素从未改变,即龙舟竞渡的类型性。从集体性、继承性、传布性和类型性可将龙舟竞渡等体育活动圈进行民俗生活的外延,但还不足以将其论定为传统体育,因为内涵才是界定一事物为其本身而不是他事物的本质所在。

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民俗可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并且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是由一系列文化符号构成。正是这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具有相应的指代和象征意义,使得学者能通过对符号指代情境的阐释来洞悉“表现体”在相应背景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以龙舟竞渡为例,前文所提及的无论是作为物质载体的“龙舟”,还是作为活动表现形式的“竞渡”,均可被视为文化符号,“端午节”为其相应背景和情境,以上要素构成了符号学中的“能指”,但“能指”只是完成了符号传达信息的一半功能,那些被理解、被感知、被演绎的民俗文化概念和含义才是民俗符号的“所指”。无论是古代先民对龙的顶礼膜拜还是后世对屈原沉江的个人悲剧性历史命运的尊崇和叹息,以及今世对龙舟竞渡所传递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团结奋发精神的演绎,都是民俗文化符号的“所指”内涵。在“能指”和“所指”的传递感知过程中,传统体育的深层文化内蕴才得以揭示,传统体育的概念所指才实至名归。显然,除龙舟竞渡外,还有许多体育活动形式均可纳入民俗的视野和框架,如踢毽子、放风筝、重阳登高、拔河、抖空竹、舞龙舞狮以及少数民族的姑娘追、跳花鼓等。

以上主要是从民俗的属性和概念来揭示体育中的民俗,其实从活动本身来看,体育活动的民俗意蕴也是不言而喻。就龙舟的构造而言,就有其独特的观赏价值和审美情趣。龙舟可分为“专职龙舟”和“业余龙舟”两大类。各种龙舟的构造大致相同:船体(包括浆梢或橹)、龙头、龙尾、各种装饰物和锣鼓。无论专职龙舟还是业余龙舟,龙头都是竞渡前才装上船头,并大多用整木雕成,龙头造型千姿百态,根据各地风俗而定。广州西江水系的鸡公龙头和东江水系的大头狗龙头别具特色。龙头多染成红色,称“红龙”;也有涂成黑色或灰色的,称“黑龙”或“灰龙”。龙尾也大多用整木雕成,充满鳞甲。并且许多地方在竞渡前有一系列的仪式,祈求的对象大都为龙神,祈求内容与风调雨顺、消灾免难有关。(www.xing528.com)

竞渡内容更是千姿百态。在广东,龙舟竞渡分为斗龙船和划龙船,前者是比赛,后者是表演。斗龙船要求训练有素,动作整齐划一,锣鼓喧天,颇为壮观。有不少地方每年端午节竞渡后就将龙船埋在地里,第二年农历四月底再从地里挖出来,称为“开锣”。广东的沿海地区对端午节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在春节、中秋节都可以出海捕鱼的渔民们在端午节都不会出航,参加赛龙舟。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因其重山、绕水、面海的地理特点,龙舟活动也开展得非常普及。南宁是广西开展得最为活跃的地区,北海的龙舟竞渡还留有为胜利者开庆功酒宴,“惩罚”失利者集体跳海、饮恨碧波的风俗。“走龙亲”是广西桂林独有的民俗活动,龙船队所到村街,鞭炮声声,鼓声阵阵,村里人早已在码头上抱拳拱手,唱着贺歌,敬上美酒。湖北,不仅有“千湖之省”的称谓,更由于是端午节纪念人物屈原的故乡,龙舟运动因而非常普及,在浙江,因为地理风俗和水域条件的不同,龙舟造型和竞渡方式还分为杭州型、绍兴型和温州型龙舟。浙江水乡的传统龙舟竞渡,大多在人烟稠密、宽阔热闹的江河湖泊中进行,并且有夜赛龙舟的习俗。在安徽,长江、淮河横贯全省,水域资源丰富。巢湖的龙舟竞渡要求划船人的衣着颜色与龙头颜色一致,还有“夺艄”和“唱词”,夺艄即比赛,唱词就是人们边划船边唱歌。在安徽一些地方还有扯船的习惯,因此械斗较多。江苏境内河网交错,水路通达,从历史沿袭下来的龙舟竞渡分为苏州型、镇江型和高淳型。苏州型的龙舟竞渡以娱乐为主,竞技性不强;镇江型以水上技巧表演独树一帜;高淳型既有文龙舟也有武龙舟。江西位于华东地区西南部,襟江带湖,龙舟竞渡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其龙头造型和龙尾姿态都各具特色,竞渡前的仪式也因地而异。并且江西的竞渡形式在历史上还分为龙舟集会竞渡、龙舟夺标竞渡和现代竞渡方式。湖南拥有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以及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是开展龙舟竞渡的有利场所。在湖南最常见的龙舟被当地人称为“渔划子”,正式的龙舟分为:汨罗型、长株潭型、益阳兰溪型、资江型、凤凰型等多种,竞渡人员各司其职,竞渡风俗绚烂多姿。

龙舟构造或许不同,赛前仪式也有差异,竞赛内容存在细分,但是竞渡活动意义本身没有差别,均融入了农闲的欢乐、对丰收的期望、家族团结和精神的展示、族际村落间的交流和融合。尽管各地在龙舟竞渡的仪式和内容上存在差别,但是这种细节的差别并不影响相同文化的统一。如龙头造型虽然各有特色,但是与龙舟造型相联系的组成要素都是当地人民熟悉或感兴趣的事物,不仅龙头如此,竞渡前的仪式同样与当地人民的兴趣和喜好相关。无论是拜龙头、请龙饭,还是烧香、放鞭炮等,这些活动要素都取材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世界。其实人类文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把人类感兴趣的和日常活动的原料组织起来成为标准的和传统的风俗。各地的原料可能会有不同,为风俗的形成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方法,传统即在这些方法中加以选择,固定成一种类型,并且与当时的社会价值选择相契合。由此可以认为,龙舟竞渡活动虽然大都在端午节期间进行,但是各地具体习惯和细节不一,差异取决于当地人民生活世界的原料不同,却又统一于社会的民俗文化需要。体育与民俗的结合,正是这种民俗文化需要在体育活动中的体现和折射。

前文分析已指出,当神灵崇拜成为一种民俗,当祭礼作为民俗节日庆典的主要内容,当民俗节日庆典活动需要用竞赛调节的身体活动来演绎的时候,传统体育自然拥有了其产生、发展的理由和资本。这种没有固定组织形式、没有既定比赛规则和管理机构、地方色彩浓郁,并且镶刻着深厚宗教色彩和农业传统文化的印迹的体育活动,就是传统体育的初始形态。同现代体育相比较,它具有以下特征:自在自发的组织管理形式、竞赛规则由传统习惯确定、竞赛形式在参与者眼里会有波动、竞赛规则和器材等存在地区差异、参与者人数和场地边界并不固定、竞赛形式受到社会和自然条件强烈影响、参与选手无明显角色分工和差别、观众和选手的区隔不明显、活动的进行由选手自己进行不完全正式的社会调控、对身体暴力有着相当程度的忍耐水平但又能在争斗活动中拥有令人愉悦的自发情感体验、侧重强调身体力量而不是技术、参与活动的集群效应明显、是否参加该活动被视为在该团体内部的一种身份认同和检验、竞赛结果不具有普遍公认性、不具备代表国家参赛的资格同时也没有金钱报酬,等等。以上对于传统体育所进行的种种描述都是以现代体育为参照模型而归纳出的“相对差异性”,差异的根源就在于对民俗与体育不解之缘的揭示。

如上所述,民俗与体育有着天然可以亲近的因子,在浑然一体的结合中各自找到存在的依托。从民俗学的理论视角对龙舟竞渡存在的缘起进行阐释,是为了佐证传统体育存在发展的必然性,而作为传统体育典型表现形式的龙舟竞渡的流变历程仍有待揭示。下文就是对龙舟竞渡如今的分布图景进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