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即人的延伸”[6]——互联网作为“第三类存在者”，是一种有机化的无机物[7]，它与人脑有着相似性，而网络空间作为独特的第三空间[8]，又与人的精神空间有着相似性。桌面电影正是通过这种人机相似性，以桌面空间信息、电脑运作模式来进行主要人物的刻画。
许多桌面电影的开场画面即开机登录画面，登录用户名及密码已经暗示了这个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开机桌面的壁纸，乃至桌面图标排放的格局，播放的歌单，打开的应用程序都陆续透露出人物的个人信息。《网络迷踪》开场便通过三个账户来回切换介绍了家庭成员的背景故事。其中“逝者”的人生经由日志、邮件、视频录像再度得以重现，这使电脑成为超越于肉身的存在。此外，在电脑的隐秘文件夹、浏览网页历史、聊天记录、在线直播画面中，还能看到人物掩藏的秘密，压抑的本我……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桌面电影可谓是德勒兹“大脑即银幕”（The Brain is the Screen）[9]的媒介实践，电脑桌面展现了人物心智中混沌的潜在领域、大脑的内在世界，是“幻觉的现实”（reality of illusions）。[10]因此，观众观看桌面电影的过程，实际上是一场“脑内”探险历程。通过电脑桌面上杂乱无章的信息，在人物多个“网络自我”[11]中，观众逐渐破译出主人公暗藏的秘密。脑内探案的过程或是积极的：如《网络迷踪》里的父亲通过破译女儿的网络世界，复原了女儿内心的真相，由此完成了对女儿的救赎，弥合了两者的隔阂和伤痕。但大多数情况下，观者感受到的是《解除好友》系列中主人公身份混杂的焦虑，隐私暴露的恐惧，直至黑客入侵电脑后，主体被控制，继而被摧毁的绝望。
主观视点的使用更是加剧了“脑内探险”的沉浸感。希区柯克认为惊悚的关键在于“把观众直接拉进那情境之中，而不是让他们从外部从一定的距离来观望。”[12]桌面电影不仅以不间断的主观视点加强观众的代入感，同样也利用了希区柯克在惊悚片中“主客观镜头无预兆性切换，无交代性视点”[13]的策略来营造悬念与恐怖氛围。表面上看去始终占据主观视角的桌面电影其实享有不同类型的叙述视点。比如在《巢穴》中男友被绑架的戏通过聊天视频实时呈现，但主人公当时背对电脑，她并没有看到电脑桌面上发生的事件，而此时的观众却分享了如同“上帝视角”的电脑视点，比主人公掌握了更多的叙事信息，因而为其命运担忧。当电脑被黑客入侵之后，观众又借由黑客的视点感知到主人公所面临的威胁。这个由主角、电脑、黑客构成的三重视点，使观者切身经历了主体从分裂、被篡改、被控制直至被摧毁的噩梦历程。(www.xing528.com)
与主体消亡史配合呈现的“面孔”消融图，则更为具象地表达了主体之死的事实。一张张并置于电脑桌面的面部特写构成了桌面电影最具特色的视觉表达形象，恐怕没有一个电影类型能够如此依赖演员的面部表演来完成叙事。但与贝拉·巴拉兹所提倡的通过特写面部微表情，以达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经验世界引至超验世界的电影“微相学”[14]不同，在桌面电影聊天软件中所呈现的人物面孔特写里，我们看不到卡尔德莱叶、伯格曼电影中特写人像面孔所带来的神圣宗教意味。经由电脑屏幕的去神圣性、日常化、故障艺术处理：聊天视频中的面部特写，从孤独地对镜喃喃自语、到网络社交媒体的虚伪表演，直至被“黑客”篡改并剥夺身份，最终以数码故障的形象消失于荧幕。这是一幅“数字我”的肖像画从建构到解构的过程。“我是谁”——这个基本哲学问题在此被演绎为桌面电影的第一重恐惧：我那虚假的、多重分裂的脆弱主体，最终被电脑控制与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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