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摄影师卡帕（Robert Capa）曾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卡帕所强调的主要是“拍摄距离”概念，而现今打动人心的影像还需要让观众“看得足够清晰”，以获得更加真实的现场体验。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以下简称《比利·林恩》）所使用的高新技术更新了观众的观看方式：4K分辨率给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景物和人物身体细节；120帧率的使用消除了运动模糊问题且带来画面紧张感的升级；高动态范围（HDR）技术拓展了影像的宽容度，同时呈现画面中亮部和暗部的细节；3D技术则提供了更接近人眼的空间深度。以上手段的综合作用在画面清晰度、流畅感、明暗层次、纵深感上加深了“真实”的幻觉。[2]
有研究者指出，《比利·林恩》是一个由技术推动的项目——李安不是在为“故事”寻找“形式”，而是要为“新技术”寻找一个恰切的“故事”。[3]技术（主要是影像技术）构想先于叙事文本存在，显示出当代电影中“影像”在构建作品理念方面的地位。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向往战争”——《比利·林恩》的主题是反战，且通过“中东战场”和“家乡生活”两个场景的切换反映出战士在身体和心灵上所受到的双重伤害。李安没有过多依靠情节让观众得出上述结论，而是通过高新技术营造出细节的极致呈现使观众最大限度地“感知”和“亲历”战争的残酷，让视觉形式成为深化主题的重要推手。(www.xing528.com)
《比利·林恩》的尝试，造成电影“奇观”概念的某种转向或深化。以往的“奇观”概念更多依靠外太空或奇幻场景、动作场面、运动镜头等来营造，聚焦于人眼“日常视觉”之外的感受。而高新技术不但可以使上述场面更清晰，更有现场感，还可以深化对“人的面孔”和“日常事物”的细腻观察，增加了“观看”的向度，完成了影像美学层面的突破。《比利·林恩》的3D指导波泰利（Demetri Portelli）指出：“电影里的空间概念不一定是越大越有趣，那些微小的、细节生动的空间也许能让电影更有意思……对于像《比利·林恩》这样有大量人物特写、近景的影片，人物的表情动作就已经成了‘快速运动的动作戏’。高帧率记录了更多的细微表情、脸部肌肉的动作、眼球的运动，等等。”[4]此外，高新技术对“物”（matter）的关注也达到了新高度，如影片以“高清加3D”手法对宴会上奢侈食物的展示，令人不安，直接激发了林恩痛苦的战争回忆。影片摄影指导约翰·托尔（John Toll）表示：“你不需要一堆花哨的摄影招式，因为一切就在那儿，等着被看。”[5]这一说法和布莱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不是我在拍照，而是照在拍我”的理念颇为神似，具有鲜明的现象学色彩。
蕴含高新技术的《比利·林恩》是电影逼近真实的努力，也在回归电影“观看”的本质。有意思的是，由于电影长期处于24格帧率、2K分辨率等技术水准之下，令观看《比利·林恩》的诸多观众感到不适甚至反感，认为其“电影感”消失了。更令人深思的是，高新技术所建构的视觉不但接近了人眼，甚至已经超越了人眼。[6]换句话说，高新技术现今所能提供的“视觉真实”已经超越了人眼可以感知的“真实”，而达到某种“超真实”（hyperreality）状态。[7]
索尼官方将《比利·林恩》所蕴含的高新技术称为沉浸式数字化（Immersive Digital），希望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体验”。这些技术弥补了当今VR（虚拟现实）的技术缺陷，而成为ER（扩展现实）的技术原动力。ER将给大众提供《黑客帝国》似的虚拟幻境，且营造出比人眼所见更为“真实”的视觉幻象，足以令人沉溺其中，乐不思蜀。人类社会也将最终走向虚拟。这样，技术问题最终转化为社会学、哲学抑或宗教命题，我们又将面对“何为真实？”的千古诘问。问题的核心或许不是我们能否分清现实和虚拟，而是在比现实更加绚烂的虚拟世界诱惑下，是否愿意且有勇气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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