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互动：阎瑞生案从新闻报道到电影创作

中国早期电影的跨媒介性，主要体现在不同艺术样态间的转化，尤其是电影《阎瑞生》的创作强烈地流露出这种媒介间性的互涉与改写。在电影拍摄前，报纸、戏剧、小说连载乐此不疲地对“王莲英事件”的始末极尽描绘渲染之能事，这使得该案件发生数月后仍为市民大众谈论不休，成为一个颇具消费性的话题及谈资。

1920年，《时报图画周刊》刊载《阎瑞生谋财害命之结果》一文，对这起谋杀案的叙述如下：河南人阎瑞生“性好冶游眷妓女题红馆，以至负债累累。……于是谋财害命之念起，纠同安徽人吴春芳、方日珊用汽车诱往徐家汇虹桥地方，以哥鲁方迷之，用绳勒毙，劫其钻戒金饰，逃往青岛。”阎瑞生被军警捕获后不久，便被押往刑场执行枪毙。“是时往观者其众，妓女尤居多，数刻沪上各舞台已编成新剧，以号召客座矣。”^[3]期刊编辑对该事件的报道重点落在案件的发生缘由上，不仅详细阐释了阎瑞生等人的作案过程，还把阎瑞生比作阎罗王，借此说明自己的身份立场。此外，报道还提及该案件被改编成新剧，且观者如云，这证明阎瑞生案作为新闻从报纸向舞台剧的跨界改写。

1920年11月，郑正秋率先在舞台上排演了《莲英被难记》，引起人们的观看热潮。其后，京剧版的《莲英劫》《莲英告阴状》《枪毙阎瑞生》等从不同角度重述了这一轰动全城的事件，人们对该案件衍生出的舞台剧的关注热度丝毫不减当初。阎瑞生案开始从新闻报道的文字想象层面，过渡到舞台上的“再现”演出，剧作家力图通过戏剧演员的生动表演来还原这件“真实的”谋杀案。戏院的“这些装置、道具和背景可能对舞台表演的实际叙事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它们吸引了很多文化层次不高、爱看热闹的观众”。^[4]而彼时浸淫在商业、娱乐语境中的电影，同样受到阎瑞生案这一文本的影响，事件中体现的妓女、谋杀、赌博等元素，极其符合早期电影人的“生意眼”诉求。(www.xing528.com)

1921年，徐欣夫、顾肯夫等人开始筹划拍摄电影《阎瑞生》。经过紧锣密鼓的摄制，影片于同年7月在上海夏令配克大戏院放映，上映首日便获利1300块大洋。“他们从新闻人物到电影主角，持续吸引着全城的目光，新闻从业人员、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家和街头艺人……都市媒体以各种形式——从报纸、小说，到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重现谋杀案件的真实性。”^[5]“阎瑞生事件”在社会上的持续发酵，与20年代上海繁盛的大众媒介文化密切相关。《新闻报》的编辑严独鹤曾感慨：上海的文化工业再生产“阎瑞生”的能力惊人，因为他和他的犯罪确实给这些出版商带来了利润，一再地成为文化市场的消遣和刺激品。

报纸、小说、戏剧、电影等媒介将阎瑞生案件从现实世界中解放出来，创作者们用不同的载体重新演绎、改写这一文本。“跨媒介作品不再是单一符号系统的产物，而是各种符号的多重交织……只有研究叙事和语意互动而形成的意义总和，才能了解作品全貌。”^[6]虽然，阎瑞生案件在不同的媒介中表达自身，但文本间的互涉最终还是指向这一事件本身。尤其是电影《阎瑞生》，以其媒介对现实真实再现的能力将这一案件还原至最接近“真相”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