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观点，他站在传播学的立场将人类生活的现代社会定义为媒介环境，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下，“一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项媒介”。[1]纵观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史，人们经历了多次信息技术革命，从语言到文字、印刷术再到广播影视、互联网，这些媒介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种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2]一般来讲，我们所理解的媒介主要指信息的载体、信息的表现形式以及信息的组织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将口语和文字当作两种不同的媒介，那么人类的创作活动从文字出现之时便是跨媒介的。
电影的出现是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它融合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门类。电影这一新兴艺术，本身便是不同媒介结合而成的新媒介，它体现出一种内部形态的整合与跨越，并且具备一种超媒介性质。尽管，中国早期电影诞生在一个互联网隐匿的时代环境中，但电影文本的创作依然处在一个跨媒介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拍摄时邀请了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将他在京剧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精彩的表演动作摄制下来。严格来说，《定军山》从京剧样式过渡到电影艺术，尽管在表演内容上相仿，但因传播载体的不同而归属于两类媒介。1913年，郑正秋和张石川合作拍摄了短故事片《难夫难妻》，这部电影根据郑正秋编写的剧本改编而成，采用当时流行的文明戏的结构形式，从文字到影像，从文明戏到影戏，无一不是早期电影在创作中的跨媒介表现。(www.xing528.com)
20年代，早期电影为了在商业语境下求得自身生存，不得不迎合观众的口味，以“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成为当时观众追捧的主要类型。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成为早期电影跨媒介最突出的表现。作为中国电影中心的上海，媒介文化发展迅速，尤其是报纸、杂志、电影，共同书写了上海这一“世界主义城市”的现代化都市景观。文化生态的共通性促使上海地区的文人辗转于报刊与电影之间，像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既是“鸳蝴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又是知名的电影人，此外，他们中的某些人还参与报纸、期刊的创办及撰写。人物身份的跨界性，不仅促成了媒介间的融合与交互，也使得不同艺术样态与电影之间的相互转化成为早期中国电影跨媒介书写的重要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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