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藩属关系的常态与发展趋势：两种藩属体系的比较

构筑藩属体系以保护政权核心地区或本部的安全是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既存在着如汉、唐、元、清之类的多民族统一王朝，也存在着魏蜀吴三足鼎立、南北朝隔江而治、五代十国以及宋、辽、金、西夏并列称雄等大分裂的时期，统一王朝由于国力强盛会构筑起完善的藩属体系以治理边疆、巩固内地，但分裂时期的各政权也都有自己的藩属体系，甚至作为一般的边疆政权，无论是在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只要其势力在某一地区强过其他族群政权，也会臣服周围弱小的族群政权，使其成为自己的藩属。在统一时期统一王朝会围绕自身构建起一个庞大且完善的藩属体系。但在分裂时期有些政权也会建立起自己的藩属体系。甚至一些弱小的政权，只要它足够强大，也会跟周边地区政权确立某种隶属关系进而构成一种自己的藩属体系，因此藩属体制并不是统一王朝独有的体制。藩属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变化这一内容上文已经说过，因为维持藩属体系的核心政权的国力会变化，它所能控制的区域也会变化。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在东亚历史上并非只存在着农耕族群或中原王朝构建的藩属体系。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司马迁曾经根据匈奴和中原族群居住特点将众多的政权分成两类：一是“城邑”，二是“行国”，其分布的区域也就是民国时期胡焕庸线分割的两个区域，说明这两大族群所构建的藩属体系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众所周知，农耕、游牧与渔猎是东亚众多族群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从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视角看，农耕和游牧相对于渔猎却主导着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方式和形态。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按照司马迁的“城邑”国和“行国”的标准来区分东亚历史上存在的众多政权和族群，以及他们所构建的藩属体系。

从推动东亚“天下”政权建构和族群演变的视角，笔者将东亚历史上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大体分为以下五大类别。一是以汉、唐王朝为代表的以农耕族群为主体构建的王朝和族群凝聚，这一藩属体系是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二是以匈奴、突厥、薛延陀、回纥等为代表的游牧行国和族群凝聚，它们所主导的藩属体系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三是以北魏、辽、金为代表的以游牧族群为核心构建的实现局部“一统”政权和族群凝聚。四是以元、清等为代表的“大一统”政权和族群凝聚。五是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地区出现的政权为代表的附属政权和族群凝聚。这只是笔者粗浅的划分。

滨下武志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从经济关系的视角对清代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做了如下简图：

清代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图

笔者认为此图是单纯地从经济关系的视角解读清代东亚各政权或族群之间的关系，是不完整的，因为清朝构建的“天下”体系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建构的，经济的、文化的交流是体系构建起来之后衍生出来的结果，因此笔者不完全赞同滨下先生的解读。这一简图可以说明清代的东亚政治格局是以清朝为中心的“天下”，或者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历代王朝构建藩属关系，进而推动东亚“天下”格局演变在清代的一个例证。这一简图所反映的是清代东亚藩属关系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则是历史上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构建藩属体系相互碰撞、重组的结果。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的某一个时段作为横断面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众多由大小不同的藩属构成的政治实体。笔者认为这也是借鉴了唐代人的认识，唐代将中国跟四夷的关系表述为：中国是本根，四夷是枝叶。还有另一个表述：中国是太阳，四夷是列星。犹如浩瀚的宇宙分为不同的星系一样，这些藩属体系有的处于并列互不统属的状态，有的大的藩属体系之下包含着众多小的藩属体系，有的则是游离于其他藩属体系之外，呈现复杂的态势。(www.xing528.com)

一般而言，在统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会出现以统一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将众多的小藩属体系凝聚在一起，但在这一藩属体系之下，某些势力相对较大的边疆族群也会使周边的族群臣服进而构筑起自己的藩属体系，笔者将其称之为“亚藩属体系”，同时在以统一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没有涵盖的区域也会形成一些更为弱小的藩属体系。在分裂的时期，由于没有统一王朝的存在，围绕各分裂政权，以及与分裂政权保持臣属关系和没有臣属关系的其他政权也会形成更多的藩属体系。以汉代为例，实际上已经存在第一层级的藩属体系，以西汉王朝为主导的，同时还存在以匈奴为主导的藩属体系，这是初期的情况，这两套藩属体系是对应的关系。西汉既包括了郡县又包含了藩臣，藩臣里包括了闵越、东瓯、西域等国家，还包含了外臣如南越和朝鲜，而匈奴是地方诸王。匈奴的分布是左右贤王，两套体系，之下还设官管理其藩属，如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管理西域各国。匈奴设置的僮仆都尉是第一次把西域纳入到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政权。另外还有藩属如乌桓、鲜卑等，当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变化，西汉王朝这将匈奴的藩属体系完全兼并了，匈奴、乌桓、鲜卑的历史关系没有了，区域的统治几乎也没有了。

第二层级是藩属体系之下的亚藩属体系。西汉藩属体系框架下卫氏朝鲜亚藩属体系的构筑过程如《汉书·朝鲜传》载：“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由此，卫氏朝鲜也得以构筑起了包括真番、临屯等政权在内的自己的藩属体系。

第三层级是弱的藩属体系，即两大藩属体系没有波及的区域。以滇为例，中心是滇政权，周边有很多的小君长。《汉书·西南夷传》载，在西汉初期西南夷还处于分裂的状态，“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尽管由这些记载难以断定各政权之间的关系，但所谓“最大”的夜郎、滇、邛都、徙、莋都、冉駹、白马等是有可能与其周围的更小的“君长”形成某种统属关系，形成弱小的藩属体系，这也是滇王最后被册封赐予金印的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最初，这个藩属体系是没有进入到汉朝的藩属体系的，进入汉朝的藩属体是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出现的现象。

上述对藩属体系的描述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状态，而在更多情况下不同藩属体系随着各自核心政权势力的变化，其涵盖范围是处于不断变动中的。例如汉朝灭亡后，以汉朝为中心的构建起的藩属体系自然就不存在了。匈奴政权向汉朝称臣后，原本属于匈奴政权的藩属体系自然就成为汉朝藩属体系的一部分。汉时匈奴单于逃亡不知所踪，那么它所有的部众就变成了鲜卑人的一部分，原本的藩属体系也就不存了。构成藩属体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核心政权的出现，因此核心政权势力的强弱乃至消亡对藩属体系的存在是起着决定作用的。也就是说，不同藩属体系之间随着核心政权势力的消长会出现碰撞、重组，进而形成新的藩属体系分布格局，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历史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是很自然的现象，从藩属体系的变化角度也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藩属体系随着核心政权的败亡会成为其他藩属的组成部分，或组成新的藩属体系，有些藩属体系则随着核心政权势力的壮大而兼并其他的藩属体系，以汉代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汉初期，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以汉朝、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但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两大藩属体系在汉武帝时期开始碰撞、重组，至宣帝时期，不仅原属于匈奴藩属的西域诸国、乌桓、鲜卑等成为西汉的藩属，匈奴本身也成为西汉藩属体系的一部分。类似的状况普遍存在于自汉之后的历朝各代中。

藩属体系属于政治体之间的关系，因而其发展趋势是构建“一统”的政权。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视角看，中华大地上众多藩属体系的发展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是藩属地区的不断“内地化”，成为多民族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是藩属地区脱离中国疆域的形成轨迹，演变为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则发展成为国际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笔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一个是变成了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