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宗藩、藩属与朝贡

怎样界定这一体系？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宗藩、藩属与朝贡，被不同的学者用于指称东亚藩属体系，但笔者认为“藩属”是比较准确的。为什么这样说？“藩”一般用于表明相对强大的王朝——尤其是中原王朝和其所分封的诸侯王、其他弱小政权、边疆政权，甚至边疆政权之外称臣纳贡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之所以称其为“藩”，是取屏障、保卫之意。“属”，用于指称边疆政权，始于汉代，其用法见诸史书记载的“属国”。关于“属国”的含义，现代人一般认为是指“封建时代作为宗主国的藩属的国家”，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汉唐时期的用法，其最初的含义并不是指这些“藩属国”，而是有其特殊的指称，最初指的是“匈奴属国”，后延伸为属国都尉下辖的所有“属国”及投降汉朝的一些边疆民族部众。从谭其骧先生绘的汉代地图里边能看到匈奴属国、龟兹属国等很多属国。

藩、属二字连用是清代才出现的，其含义是指“奉朔朝贡之国”，基本上综合了汉唐时期藩、属二字的含义，但也有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此时的“藩”或称之为“藩部”，用来专指理藩院下属的蒙古、新疆、西藏；其二是“属”即“属国”的指称已经不同于汉代，而是用来指“藩部”之外的“附属国”，如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也就是说，清代赋予了“藩”“属”新的内容，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这一含义和前代“藩”“属”的用法并没有完全割裂，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用法，最基本的用于指称边疆族群或向中央王朝称臣的政权的含义并没有改变。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的“藩属”源出于先秦时期的“藩”和“属”的概念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要明确一点，“属国”的认定问题汉代与清代是截然不同的。汉代的属国是在郡县区域之内，而清代的属国是完全是在清代的直接管辖区域之外。值得说明的是，“藩属”一词并不是从双方关系的角度观察而得出的概念，而是用于专指一个区域范围，包括了历史上的“藩臣”（边疆）地区和“属国”（称臣的邻国）地区，这一区域比今天的“边疆”范围要大，包括了藩臣与属国的区域，它只是一个区域，不是指中央王朝与这些政权之间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以清朝版图为例，在区域以内实际上它只包括了清朝直接管辖区与藩臣区，属国区并不在内，所以属国区又叫“奉朔朝贡之国”，而朝贡之国是更外围的。

笔者检索到95%以上的论文都用“宗藩”来称呼明清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如林龙飞先生的《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认为：“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封建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琉球问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这一界定后半部是对的，前半部是值得探讨的，所谓不平等是我们现代人的认识，当时朝鲜是非常乐意与清朝建立称臣的关系的。册封、朝贡关系并不是没有任何好处，对于接受者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是双方之间互相平衡关系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宗藩”一词形成的时间要早得多，在西汉时期成书的《史记》中即有“宗藩”一词。《史记·太史公自序》有：“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戊溺于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此被称为“宗藩”的楚王乃西汉皇帝册封的刘氏同姓诸侯王，叫卫汉宗藩，它起到保卫汉朝宗室安全的作用。由于自汉代之后分封对于中原王朝来讲已经不是一项普遍采取的政策，所以“宗藩”之词在有关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史书记载中并不常见，但自宋代之后，伴随着王朝内部分封制度的重新兴起，“宗藩”一词开始频繁见于史书记载。

经检索，在《明史》中“宗藩”一词共出现了49次，无一例外的都是指称皇室成员或同姓诸王。而之所以有大量“宗藩”的存在，主要原因即在于：“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这些被分封到各地的朱氏诸王都称为“宗藩”。在《明实录》中，“宗藩”出现了263次，也全部是指称受封的朱氏诸王，无一例外。现在我们把这个词应用于边疆民族政权，实际上是不对的。清朝废除了宗室分封地方的制度，但“宗藩”一词一直沿用，只是此时的“宗藩”只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成员。笔者在《清实录》中检索到“宗藩”一词共出现72次，其用法除作为名字之外，都是用于称呼皇室宗族。如多次出现的是“赐宗藩宴”“赐皇子皇孙宗藩等宴”。也就是说，古人使用“宗藩”和今人有很大不同，一般是指被封的皇亲诸王。而用“宗藩”一词概述清朝后期的国际关系也是不妥当的。学界现在用于指称中国和周边族群或国家关系的“宗藩”一词，与古人所用的“宗藩”一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二者的含义是明显不同的，个别学者试图通过主观臆测将二者捏合在一起的做法不仅不科学，无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相反却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带来了许多麻烦，乃至混乱。201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发表了刘清涛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宗藩”这个词的出现，他的分析笔者认为很有意义：近代殖民主义进入东亚之后冲击了藩属体系，我们中国的学者为了与西方的体系进行对接就造了这么一个词，这种认识是对的，但是遗憾的是好多学者是想把殖民体系与藩属体系进行对接，所谓“宗藩”是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中国的藩属体系跟西方殖民体系完全不一样，不存在政治内政的干涉，只是保持一个名义上的政治隶属关系，保卫中原地区及整个国家的安全就可以了，并不谋求对属国的直接管理。但是殖民体系不同，例如日本对朝鲜、法国对越南、英国对缅甸和印度的统治是很直接的，因此将东亚藩属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进行对接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那么朝贡在藩属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可以说朝贡是确立政治隶属关系的标志之一，但并非所有的边疆政权都有朝贡的资格，在唐代有以下几个与朝贡有关的例证值得关注。

一是高昌，唐太宗罗列的讨伐高昌的理由包括：不朝贡、仿照唐王朝设置官职、不来朝见、阻碍其他政权使者入唐、挑拨其他族群和唐王朝的关系等，而其中“朝贡脱略”被列在首位，并与“无藩臣礼”直接联系在一起，可知对唐王朝来讲，是否前来朝贡是衡量一个族群或政权能否和唐王朝保持“藩臣”关系的基本标志，边疆政权或族群和唐王朝朝贡建立起“藩臣”关系始于朝贡自然也是说得通的。《资治通鉴》中有一段关于西突厥的记载，郭孝恪兵伐焉耆的理由和高昌颇为类似，“朝贡多阙”也是其主要的原因，并导致了灭国之灾。(www.xing528.com)

二是铜鱼制度，唐朝为了宗藩制度的运行设置了铜鱼制度。《唐会要·杂论》记载：“故事，西蕃诸国通唐使处，悉置铜鱼。雄雌相合，各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在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者，赍第一鱼，余月推此。闰月赍本月而已，但校其雌雄。”边疆政权或族群来朝贡带着铜鱼，两个合在一起才算朝贡。铜鱼制度是在隋朝开始实行的，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唐代铜鱼，铜鱼被认为是唐中晚期神策军调兵凭证，而上述记载中朝贡制度中的铜鱼是否与此相同不得而知。既然唐王朝铸造雌雄铜鱼各十二只，并将朝贡之国的名称铭其上，自然也会对朝贡之政权或族群和唐王朝的关系有着清楚的认识。因为前来朝贡的族群或政权必须携带铜鱼前来，两只铜鱼相合才能算作朝贡，一方面唐王朝可以避免边疆族群或政权的使者冒用朝贡之名而行贸易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朝贡的边疆政权进行区分和管理。

三是东谢蛮朝贡被拒事，这一事件在《新唐书》中有记载。为什么拒绝东谢蛮朝贡？“德宗以其国小，不许。”东谢蛮想要向唐朝“朝贺”，但唐德宗觉得它力量太小，没有“朝贺”的资格，因此不许。《新唐书》中的“朝贺”在《旧唐书》记载为“朝贡”，朝贡跟朝见也是有标准的，历代皇帝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

四是康国求臣未许。康国在唐太宗时期想来称臣，但唐太宗回绝了。这说明虽然“天下”是没有边界的，尽管理论上皇帝希望自己的领域扩大到很远，但实际上有些有为皇帝对自身实力及统治范围是非常清楚的，并不能一概而论。

综合分析上述几个实例，我认为对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时期的“天下”秩序而言，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首先，唐太宗对称臣的族群或政权的范围有一个清楚的界定，高昌是必须称臣纳贡的，而康国则不是。类似的高句丽、吐谷浑都是属于必须称臣的。换言之，唐朝的“天下”也是有范围的。冒着被魏征劝谏的风险，唐太宗依然设置了一个西州，实施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府州制度。为什么？主要受汉朝的影响，因为汉朝时在那一区域已经直接统治了。笔者曾经写过很多文章阐述高句丽，因为它是郡县的范围，唐朝的皇帝不允许它不臣，这种观念影响着唐朝皇帝。所以从史书当中看到隋唐四位皇帝持续不断地对高句丽进行军事进攻，灭之，设置了安东都护府。其次，朝贡是确立和维持“藩臣”关系的标志之一，并不是全部。再次，唐朝针对朝贡确立了铜鱼制度，应该预示着唐朝统治者已经觉察出了由此出现的“贸易”问题。最后，并非所有的边疆政权或族群都有资格朝贡，东谢蛮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笔者认为“朝贡关系”或“朝贡体制”的说法并不准确。从历朝各代的具体实践看，册封与朝贡虽然是维持藩属体制运转的重要措施，但并不是唯一的政策。称臣、纳质、按照规定定期朝见、接受相关机构的管理、服从王朝的诏令等，也都是藩属要遵从的政策。可以说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各王朝，对于藩属的管理都有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用其中的册封、朝贡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内容，二者只是藩属体制之下的两项具体政策而已。以上只是笔者的认识，不一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