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缅边疆变迁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影响

笔者简要地谈谈明清时期中缅边境变迁的影响。中缅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中国边疆变迁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折射出的很多东西是有共性的，对中缅两国关系的变迁影响的分析，放到北部疆域、西北部疆域都有相通之处。所以这种疆域观念的变化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世界观在近代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后，中国由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典型案例。

此外，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理板块，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东部是大海，西边是高不可攀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地区，北边又是寒冷的草原地带。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中原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自古以来就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周边的势力发展程度要高一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时期的中原王朝国家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优势。宋人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就提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这样一种天下观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进而构建起了一种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在传统时期天下观和大一统的国家观这样一个天下体系之下，中国历代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形成了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宗藩关系和朝贡体制。而这就导致中国传统的中央王朝过去在边疆意识和领土观念上是非常淡薄的，并没有像现代国家一样，具有一条完整而明确的国境线，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领土划分也不像今天这样强调得如此明确。典型的案例，如清雍正年间，与今天的越南就边界问题产生了一些纷争，雍正皇帝则提出“朕统御寰区，凡兹臣服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即越南只要对清王朝表示臣服，清王朝愿意承认传统的宗藩关系，领土和边界可以商讨，这就是清王朝时期传统的治理边疆的一种理念、模式和手段，也是传统上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一种反映。

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传统的这种天下观和疆域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几千年构建起来的以“尊夏贱夷”“华夷之辨”的为核心的华夷秩序逐渐被打破，被迫通过一系列的条约把国家之间的界限明确下来。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被迫纳入西方新型的国际关系格局体系当中，被迫从一个王朝国家向近现代国家转型。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讲过：“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此外，这样一种转变也推进了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的转型。在传统时期，经过长时间发展，华夏族居于中原，周边则存在着被称为“四夷”的少数民族，而周边少数民族的发展程度都没有中原的华夏民族高。传统的这种体系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叫作“天子之道，守在四夷”。而且，由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是高度融合的，因此，边疆和民族问题也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传统时期，解决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的核心是以“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为两翼的民族观。在这样的民族观的影响下，传统时期一方面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另一方面，夷夏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鸿沟和界限不可逾越，华夷之间可以转化。转化的途径就是以文化为桥梁，就是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有的被称为“夷”的少数民族，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不称之为少数民族。可以相互转化就是传统的这种华夷观念的另一个核心，也是相对自在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但是随着近代边疆危机的爆发，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使得清政府意识到西方各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周边的“戎狄蛮夷”少数民族，中国也并非就是世界的中心，也并非是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还有比我们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我们只不过是世界体系当中的一员。传统的“尊夏贱夷”“华夷之辨”的体系被打破，变成了以条约为主体的现代法律体系。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救亡图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的转型。梁启超谈道：“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走上了民族独立富强和救亡图存的道路，通过一系列的救亡图存的运动、变法，逐步探索救亡图存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华民族这个拥有自在的传统的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转型。

第三个影响，就是导致了近代边界领土争端和跨境民族的形成。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中国疆域在龟缩中不断明晰，并留下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成为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产生领土争端和国际纠纷的导火索。近现代的边界模式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通过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而各民族早在这一体系出现之前，就在该地区繁衍生息。国境线和边界领土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划定下来以后，有些民族所在区域就被新划定的国境线划归到了不同的国家，形成了跨境民族。具体到西南地区，尤其是跟缅甸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和边界的勘定过程当中，许多少数民族也同样成为今天意义上的跨界民族。例如一开篇就谈到的傣族，在缅甸国内被称为掸族，景颇族则被称为克钦等。在西南地区，我国与缅、老、越三国之间形成了门巴族、傣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德昂族、怒族、布朗族、独龙族、阿昌族、壮族、布依族、瑶族、京族等17个跨境民族。跨境民族具有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容易引发边境内外跨境民族的连锁反应，甚至造成边疆动荡和区域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而国家认同，相对来说比较淡漠。例如之前的有关克木人的田野调查中，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跨境民族对于国家的意识非常淡漠，远不如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深厚。跨境民族之间也经常在走动，相互帮助，相互扶持。近年来，国家开始逐步重视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开发，不仅有物质上、经济上的援助，也有政策上的扶持。正是国家的大力扶持和高度重视，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也在逐步增强。

此外，对我国冲击比较严重的就是，在跨境民族地区，特别是缅甸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形成了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民兵，也称为“民地武”。至今这些“民地武”都和国内的跨境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中央政府虽然签订了停火协议，但是并没有完全停火。缅甸中央政府想全部铲除民族地方武装亦是完全不可能，因此，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中央政府之间的局部战争还在不断发生，威胁到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例如“果敢”问题这就是历史上形成的影响到今天的边疆问题之一。明清时期的边疆政策和边疆管控对今天我国的地缘政治、国家关系和边疆治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持续下去。这样一种影响深远而又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加强调研，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