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谈一下明清以前中缅边境、中缅关系是什么样的。谈到中缅两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首先浮现于脑际的可能就是1957年陈毅元帅写的一首《赠缅甸友人》的诗词：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
彼此地相连，依山复靠水。反帝得自由，和平同一轨。
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团结而互助，和平力量伟。
临水叹浩淼，登山歌石磊。山山皆北向，条条南流水。
——陈毅《赠缅甸友人》，1957年12月14日
确实，中缅两国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可谓是一衣带水，人缘相亲，地缘相近，沟通交流源远流长。所谓人缘相亲，如果大家熟悉缅甸的民族构成的话都知道，缅甸最大的一个民族——缅族，占缅甸全国人口差不多三分之二，从语系划分上看，缅族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缅甸的另外一个民族——掸族，在中国境内实际上称之为傣族。掸族也是属于汉藏语系，此外，缅甸的克钦族在中国境内我们称之为景颇族，景颇族也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还有缅甸的克伦、若开等民族都是属于汉藏语系的。在缅甸国内，只有孟人等几个民族是属于孟高棉语系南亚语族。所以从民族的语言叙述来看，缅甸跟中国尤其是云南省内的很多少数民族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祖先是一脉。所以我们可以说，中缅两国人缘相亲。
之所以说地缘相近，是因为中缅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生活在边境线两边的中缅两国人民交流非常之多。因此我们经常讲到“胞波情长”。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友好交流确实是中缅之间的主流。虽然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但有时候唇齿之间也会打架，因此两国之间的冲突也见于史书之中。
最早见诸记载的中缅之间的友好交流可以追溯到西汉武帝时期。谈到西汉时期的交流，就涉及我们现在国家正在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里的一个主线，即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它存在时间非常久远。西汉初年，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战乱，百废待兴。史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匈奴的势力却很强大，史书记载“控弦三十万”。汉匈之间力量悬殊比较大。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先在铜辊（今山西沁县）告捷，后来又乘胜追击，直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汉高祖刘邦轻敌冒进，被围困在白登山上。最后通过向冒顿单于的阏氏行贿，才得脱险。一直到西汉初年，汉匈之间的势力对比上，西汉一直处于劣势。在这个过程当中，汉武帝为了“断匈奴右臂”，就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就是要联络曾经被匈奴击败之后西迁到今天中亚一带的大月氏和乌孙对匈奴展开左右夹击。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十余年，去的时候被匈奴扣留，十余年后得以逃脱，成功到达大月氏和乌孙。此时，大月氏、乌孙已经取得了比较平稳的发展，没有进一步和西汉联合夹击匈奴的意愿。张骞在返回途中又被扣留了一年多。虽然张骞没有达成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和乌孙夹击匈奴的目的，但是在他回来途中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大夏就是今天的阿富汗，蜀布就是来自于四川境内的布匹，“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被问到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时，提到来自身毒国，即印度。也就是说“蜀布”和“邛竹杖”是巴蜀一带的商人贩卖过去的。
实际上早在西汉以前就有一条从今天成都经过云南到达印度的古商道。在云南，这条商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石门关再到曲靖、昆明的商路，这条商路过去被叫作石门关道。还有一条是从四川雅安经西昌、盐源至大姚，后来被称为清溪关道。这两条古商路在唐代以前是入滇的主要通道。之后两条商路汇聚大理，经保山、腾冲至缅甸，最后到达印度。这条古商道把云南和今天的缅甸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能够从文字记载追溯到的中国和缅甸友好往来的最早的记载。
东汉时期，缅甸境内出现了一些小的国家，像骠国、掸国等，在相关史书记载中，这些小国已经和东汉王朝有着比较频繁的政治交往。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永元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这一时期因为骠国、掸国两国的势力范围都还比较有限，因此，东汉与两国之间在边界领土上还没有任何的交集。所以这个时期双方的交往还主要限于使者之间的互相往来和经济、教育、文化上的交流，还不存在所谓的今天意义上的边界纠纷的问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缅甸境内见诸记载的主要政权有林阳国、顿逊国、骠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们古代发展历史上分裂混战的时期，政权林立，相互攻杀。这个时期的云南这一带被称为南中，魏晋南北朝后期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以爨氏为代表的“南中大姓”主导着云南的政治权力近500年，其主要势力范围在今天的曲靖陆良一带。这一时期云南地区比起中原战乱纷飞来说，相对比较稳定，与缅甸境内的几个小国的交流也有一些记载。《南州异物志》中记载：“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以“五口之家”粗略计算，林阳国的人口有五十万左右，而且全部都信奉佛教。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在缅甸境内佛教就比较兴盛了。史书中还记载了顿逊国集市的繁华盛况，《梁书·诸夷列传》记载：“（扶南国）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华阳国志》里面还记载：“（永昌郡境内）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这表明这一时期，双方之间的民间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已经有印度、骠国的民众在永昌郡境内一带从事商业活动。
隋唐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到达了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尤其是隋唐时期文化的影响力确实是达到了封建王朝的一个顶峰时期，对周边文化的辐射能力、影响能力都很强。今天很多地方有唐人街，而且大家去越南或韩国会发现那些古老的建筑跟我们国内的建筑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建筑物两边的对联，都是用中文来书写。我们今天讲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是能够达到隋唐时期对周边国家的这种引领作用就已经很成功了。这一时期缅甸的骠国也发展壮大了势力，史书记载它“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拒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与此同时，骠国也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了一个类似于朝贡体系的亚朝贡体系。而且这个时期骠国与唐王朝也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白居易在他的诗《骠国乐》中就提到骠国乐在唐都演奏，轰动一时。(www.xing528.com)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
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
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
左右欢呼何翕习，至尊德广之所及。
须臾百辟诣阁门，俯伏拜表贺至尊。
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
……
——白居易《骠国乐》
当时很多诗人对这个时期的骠国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可以说，这一时期双方的文化交流较之前更胜一筹。随着双方势力的不断发展，唐王朝和骠国在边境上的小摩擦也逐渐开始增多。《新唐书·南蛮传》里边记载：“‘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大和六年，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柘东’。”在今缅甸之北，则各族均为南诏之附庸。可以看出南诏和骠国已经有一些军事上的摩擦，南诏作为当时在云南地区的主要政权，其疆域已到达今天的缅甸境内，因此双方在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更增添了军事上的摩擦与冲突。
两宋时期，东亚各民族普遍崛起，而且两宋时期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分裂割据的时期。周边有辽、金、西夏等国对中原虎视眈眈。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为了防止政权不再被军人势力所颠覆，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很多大臣的兵权，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制度改革，导致整个两宋时期军队的战斗力较弱，在与周边政权的冲突中常常落于下风。反观缅甸境内，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各个小国也像我们春秋战国一样不断兼并融合。1044年，蒲甘王朝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首任国王阿奴律陀在位时期，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得蒲甘王朝的势力不断地向周边拓展，率军北上到达大理国城下。大理国则采用了“坚壁清野”的策略，坚守避战。之后，江喜陀在位期间（1084—1112年），蒲甘王朝曾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向缅甸、昆仑、波斯等国进献白象。江喜陀时，蒲甘王朝的疆域“东与沙底达国即班德国为邻；东南与称之为阿约萨的炯国相连；南与大海中的那伽伽巴岛相望；西南与勃代格亚即印度交界；西北是格杜鄂那吉耶包米国；北部则是人称为妙香国的中国”。而此时，按《元史·地理志》载，大理国“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随着两国势力的逐步发展，这一时期两国的疆域已经有了交接，有交接肯定就会有碰撞，有碰撞就肯定会出现战争。这个时期随着双方的不断发展，边疆地区就开始逐渐交流，碰撞就开始增多。
元代是古代中国疆域最广的王朝，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在冷兵器时代有天然的优势，骑着战马，四处征伐。马背上的民族，流动性很强、很彪悍，所以蒙古帝国四处征伐，向北建立了岭北行省，往南到达了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往西横扫整个欧亚大陆。蒙古帝国在与南宋的交战中，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征灭大理国沿金沙江、长江而下分两路包抄夹击南宋。1552年，忽必烈率大军分兵分三路从今天的甘肃出发，经宁夏、四川到达了金沙江一带。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的渡江工具羊皮筏子从今天的丽江一带“革囊以渡”，一路南下征灭大理国。著名的《大观楼长联》中提到的“元跨革囊”就是指这件事。革囊渡江的形式实际上一直保留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设置了云南行省，并根据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采用了土司制度，任用当地少数民族头人进行间接的统治。与此同时，蒲甘王朝进入到了末期，末代国王那罗梯诃波帝荒淫炫耀，夸称有宫女三千，顾其前代诸王，亦皆昏庸之辈。蒲甘王朝政权内部开始出现分离的趋势，已经处在一种风雨飘摇的境地。元朝统一全国后，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政治势力。忽必烈诏令云南行省遣使前往蒲甘谕令纳贡，被拒。两年后，元朝派使者再往蒲甘，“使臣等赍玺书至缅廷，不愿频除其靴，那罗梯诃波帝遽命斩之”。蒲甘王朝时期佛教兴盛，不脱去鞋子就进入蒲甘王廷是对于国王的极大不尊重。双方冲突加剧，忽必烈考虑到当时元朝国内形势，并没有立即对蒲甘王朝发动进攻。蒲甘王朝则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犯干额、金齿，其地在太平河旁，距蛮莫凡七十哩，其首领已内附，因向元廷告急”。元军以少胜多，追破其十七寨，转战三十余里，虏甚众，归者无几。从此，拉开了元朝与蒲甘王朝之间长达26年的战争。征缅过程中，元朝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建立缅中行省。以雪雪的斤为缅中行省左丞相，阿台董阿参知政事，兀都迷失佥行中书省事。1287年，缅甸蒲甘王朝也发生内乱，那罗梯诃波帝到达卑谬码头时，被逼无奈，吃下毒食死去，缅甸蒲甘王朝灭亡。蒲甘王朝灭亡后，缅甸境内各族纷纷自立。南部，缅甸孟族建立白古王朝，定都仰光附近的白古；北部，掸族建立阿瓦王朝，定都曼德勒附近的阿瓦；西部，阿拉干族纷纷自立，史称“战国时期”（1287—1531年）。这个时期元朝对云南的统治是比较有效的，云南行省的范围也比较广，按《元史·地理志》所载，云南行省“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总面积约70万平方千米。而且元朝建立云南行省以后设置了很多路、府、州、县，有些统治机构，从地图上看已经到了今天缅甸的境内，例如蒙光路军民府是今天的孟拱，木邦路军民府是今天的木邦，勐隆路军民府是今天的孟艮以东，还有云远路军民总管府是今天的孟养，老告军民总管府在今天老挝境内等。这个时期云南行省已经比南诏、大理国时期更为深入缅甸。元朝还设立了驿传制度，方便管理广大的疆域和信息传递的通达便捷。元代通过强大的军事征服，将控制范围深入到缅甸境内，并通过土司制度和驿传制度，对这一地区进行控制。
前面梳理了明清以前中缅交往的过程，可以看出，随着双方势力的不断扩张，交往日益频繁，在加深了解和交流的同时，双方的冲突与摩擦也在不断地升级。元代虽通过两次征缅将统治势力深入今天的缅甸境内，但随着元代政权的迅速瓦解，双方关系又生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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