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新边疆观下的国内一体化新趋势

新边疆观强力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而以新边疆观来关照中国领土疆域的边疆，就会发现作为应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力和新边疆观的必然，它必将要求中国加快其疆域内一体化进程。人们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疆域的边疆地区与内地关系及其定位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去边疆化过程，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去边疆化的新时代。

首先，边疆地区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边疆地区的区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边疆地区纷纷以其为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区位优势，确立自己的新定位。新疆学者强调其欧亚大陆物理中心位置，将自身区位确定为为亚洲大陆的中心；^[13]海南、福建等沿海地区学者则力证其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14]在各边疆省区重新审视其地理位置过程中，体现出更加开阔的国际国内大视野，兼顾内地、周边与大周边关系，从而较好地确定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及其所形成的“廊、桥、路、带”网络中的地位，而不是再简单地比较边疆与内地距离的远近。

其次，以新的思想界定边疆地区在国家中的角色。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各边疆省区也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强调其对外开放“桥头堡”或“核心区”功能。诸如，新疆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放眼东西两翼，认为自己拥有与8个国家毗邻和20多个对外开放口岸的优势，毫无疑问是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同时，还拥有东边13亿人口国内市场和西边13亿人口国际市场，是一个既可以服务国内，又可以服务国外的“天然核心区”。^[15]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则突出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东南亚和南亚的作用，强调具有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地位。^[16]福建与海南认为它们处于东西方海上交通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是联通东西海路的枢纽。^[17]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也分别明确其担当中国向北开放新引擎和建设对俄铁路通道与区域铁路网的使命。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使中国传统边疆地区获得重新认识自身价值的机会，一方面从中国对外开放的边缘，进入对外经贸活动的前沿；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疆”华丽转身，成为中国新的发展“中心”。

上述这种边疆向中心的转化，并非是边疆与内地角色的互换，而是边疆地区向中心地区趋同的过程，由边疆落后区域转化为与内地经济社会一样发达的区域。一体化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历史进程，是大国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边疆与内地长期互动的结果，也是边疆地区和域外互动的需求，也是内地与边疆一体化过程的最新体现，其背后深刻地体现出边疆内涵的历史性巨变。

实际上，一体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外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一体化，甚至经历了不同阶段的一体化过程。例如，中国唐王朝衰落后，曾经的边陲范阳，逐步成为华夷的政治中心，先是契丹人（辽）的副都南京，继而是女真人（金朝）的首都中都，再为蒙古人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开辟了广泛的内地与边疆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大舞台，其历史意义重大，使“中国走上了‘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18]600多年的一体化过程，使范阳这个曾经的边陲地区成为中国的中心之地，不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得到巨大的发展，也奠定了后来明清两个王朝定都北京的基础。如今北京更是发展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是国际化的大都市。美国汉学家濮德培（Peter C.Perdue）也曾研究过中国历史上这种去边疆化的过程，认为在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区域的频繁交往交流中，形成了交融的种子，从而促进了融合，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共同发展的核心区域。^[19]国外也有这种“边疆”向“中心”转化的大量例子，古罗马帝国在对其边疆地区的治理中，以其帝国的标准规范边疆地区，逐步使大量边缘地区罗马化，转化为帝国的“中心”。世界近现代史上美国更是典型的例子，在“西进运动”前美国中西部原本是荒蛮之地，但是经过“西进运动”，这些地区逐步发展成美国的“中心”区域，形成众多都市区，工业、科技、教育和文化发达。并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但完成美国的去边疆化过程，而且还创造了美国新的文化、社会制度，加速了美国民族的大融合，塑造了富于包容、创新、乐观、自由与民主的所谓美国特性；从国家建构来看，美国大熔炉也得以在此去边疆化进程中形成。美国著名边疆学家特纳所谓“自由土地”在美国特性塑造上起到重要作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意义重大。^[20]可见，去边疆化既是国家发展的要求，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经路径。

新边疆观建立则意味着中国疆域内进入完全一体化的新时代。纵观中国边疆观的发展历史，中国疆域始终存在着“中心”与“边疆”之分——尽管在现代边疆观视域下二者的一体化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是远远不够充分，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一体，既存在着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问题，也存在着不同政治体制的融合，还存在着经济文化的均衡化发展等诸多问题，因此，新边疆观视野下中国疆域内实现完全去一体化势在必行。概括而言，中国疆域内去一体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www.xing528.com)

（1）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当代中国边疆问题是近代中国衰弱和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历史负遗产，其中实现国家统一和反分裂是两项首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二者都与中国边疆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现今中国一体化要解决好“统”和“融”两个问题，其中所谓“台湾问题”是“统”的问题，解决台湾统一于大陆问题是中国一体化首要而艰巨的任务；处理好“疆独”“藏独”和“港独”等新旧分裂主义问题，其核心是“融”的问题，要使这些地区充分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因此，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和一体化，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完全去边疆化的根本，也是应对新边疆的要义，更是新边疆观的要求。唯其如此，中国才能适应新边疆观视域下的挑战。

（2）思想上要消除“边疆—内地”或者“边缘—中心”二元结构意识，消除边疆用以屏藩内地的思想，树立国家同质同构的观念，其核心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全面趋同。边疆概念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通常一体化程度从政治中心向外递减，疆域边缘地区被视为边疆。中国边疆产生更为复杂，观念形成也非常久远，边疆观与先秦时期宗法观念和“五服制”密切关联。所以，随着进入新时期，在新边疆观的要求下，必须从思想上消除“边疆—内地”的二元结构。因此，剥离“边疆”概念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歧视乃至距离歧视极为重要，剥离那种政治边缘、经济落后、文化蛮荒的消极印象，改变人们尤其是内地居民那种固化的边疆观念极为重要，这对促进边疆与内地的族群交往、交流和交融意义重大，对促进边疆地区人口集聚意义重大，对促进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的自由流动极为重要，对边疆地区的建设意义重大，对促进内地与边疆全面一体化意义重大。

（3）政治制度上要逐步改变差异性设计，实现边疆—内地政治制度一体化。就现实边疆治理上而言，需要以新边疆观为统领，逐步使内地与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一体化，实现国家制度上的真正统一。纵观边疆地区，一是不少边疆省区面积超大，内部客观情况也区别甚大，简单沿袭历史行政区域划分，已经不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需要，实际上也不利于这些省区自身治理，例如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面积都超过100万平方千米，内部城市距离动辄上千千米，远的数千千米。^[21]应该打破这种历史形成的简单化的民族区域的束缚，以现代国家治理理念为基础，以新边疆观为统领，科学统筹，合理规划，使边疆治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否则，长期固守传统边疆观，一味沿袭历史遗产无异于作茧自缚，不利于现代国家治理。二是有些边疆省区内部沿袭传统民族区域居住地原则而使行政区分过细，甚至有固化和世袭之势，也应该适当调整。当然，长期以来很多边疆地区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实际上存在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情况，则国家应该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吸引其他地区资源和人口前来积聚，或者制定边疆地区人口赴内地生活政策，促进边疆—内地人口交流便利化，扩大双向交流。新边疆观要求国家不是通过单纯的移民政策推动边疆—内地人口流动，而是要通过边疆地区全面发展，形成吸引人口自然流动和自由流动的客观环境，包括生存环境与政策环境。人口的自然与自由流动，其成本和成效远远低于国家主导的政策性移民，其移民的可靠性也远远高于政策性移民。

（4）建设上要树立内地与边疆同步发展的思想，甚至有些边疆地区要发达于内地，改变边疆就意味着落后和蛮荒的陈见。受边疆地区为屏藩或者缓冲带的传统边疆观影响，边疆地区发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从顶层对边疆地区进行革命性规划，致使边疆地区总体发展仍旧不够，例如著名的胡焕庸线就很能说明问题，至今在该线两侧的对比和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实质性变化。在近些年建立的国家中心城市上，基本是唯经济指标论，唯人口数量论，其结果是11个国家中心城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内地，特别是中东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地区竟然没有一个。作为顶层设计，这种根据发展结果来建构国家中心城市的思路极其有问题，严重缺乏历史大局观，不但不能有效促进边疆地区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而会对边疆地区本已不足的人口产生虹吸现象，使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向内地的大城市，进一步拉大发展差距和人口差距，缺少新边疆观思想，更与现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思想相去甚远，必须及早加以改变。

从新边疆观思想出发，边疆与内地应该同步、协调发展，而且有条件的地区，应该加快发展；及早建成发达的边疆战略支点城市，规划国家中心城市，从而更好地实现边疆—内地均衡发展，加强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促进边疆地区民族交流交往与交融，加强边疆地区人口结构的合理化。这种加快内地—边疆全面一体化的设计才是去边疆化的实质内容，其中实现边疆与内地人口的充分自由流动和居住，加快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