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外力楔入下的他者在滇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是在这种背景下和云南有关的“他者”。云南作为中国的西南边疆，当时和整个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云南来。

1.约开商埠和自开商埠

关于约开商埠和自开商埠。笔者引用了《新纂云南通志》当中的一个材料来作说明：“云南商埠之开，则自清光绪时始，而商埠又有‘约开商埠’与‘自辟商埠’之别。鸦片战争以来，国际通商继长发达，基于履行条约而被迫开放者，为约开商埠，如蒙自、思茅、河口、腾越是。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商业繁兴之区，自行开放以杜外人之觊觎者，为自开商埠，如昆明是。”

2.滇越铁路通车

外国人来滇的一个有利条件，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直接的因素——滇越铁路的通车。这里笔者用《续云南通志长编》当中的两段材料进行说明：“云南风气晚开，当清光绪中叶，英法窥邻，尚无自动修筑铁路之觉悟。直至滇越铁路先由法入攫得，主权被夺，隐患无已，其后为补救计，动议修筑滇蜀、滇邕各线。三年道谋，终成画饼。”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滇越铁路的正常运作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越侨在铁路沿线充任工、机务组人员，机工和技工等职，如阮春兰（NguyenXuanLan）、黎光茂（LeGtuangMou）在1940年前后来昆参加滇越铁路工务组工作。

3.传教士入滇

传教士作为进入中国、进入云南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所带来的影响，笔者在前面其实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到过。

当时有比较多的教会，包括巴黎外方传教会、慈幼会、圣衣会、方济各会、法国圣保禄会、法国圣苏尔比斯会、意大利灵医会。这些教会的传教士在云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具体到传教士的名字，笔者也做了一个统计，大家可以通过表1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表1　近代入滇传教士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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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三幅图，是笔者几年前去怒江独龙江时拍下的。

图1是马扒蜡福音堂。在当时的中国山高林密谷深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传教士深入的身影。笔者当时去的时候，现在这条新的高速路还没有通行，进入独龙江的行程非常困难。图2的寨子里的白色建筑就是马扒蜡福音堂。这样的教堂在怒江、独龙江是非常多的，虽然不能说比比皆是，但是你到这些寨子里，都可以看到教堂的身影。

图1　马扒蜡福音堂（一）　

图2　马扒蜡福音堂（二）

图3也很有意思，当时笔者自驾去西藏，从滇藏线经过香格里拉进入盐井，路过一个天主教堂。它号称是西藏境内唯一的一个天主教堂。由此可见传教士在中国足迹之广。传教士的到来，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甚至是教育、慈善、学校、医院，都起到了不能忽略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3　盐井天主教堂

4.考察和探路

现在也有特别多的同学和老师们去关注这个问题。关于云南独特的边疆的区位，还有自然资源的优势，有例如“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内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军官戴维斯，他写过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就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链环》，其中有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云南不仅仅能引起政治家和商人的兴趣，对于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来说，云南也有很多尚待发现的空白。地质学家和矿业工程师将会对那儿崇山之中广为分布的宝藏有兴趣。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种学家来说，如此广阔的研究天地将耗尽他们毕生的精力，而且会留下许多未竟事业靠后人来完成。同时，该省的动植物资源都未得到系统调查，而这个地区还有终年不化的白雪、温和的高原以及热带雨林，都将引起博物学家的工作兴趣。”笔者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对于云南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当时很多西方人对云南有这样的认识，即便是在今天笔者也那么认为，就是云南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蕴含着巨大财富的潜能，它甚至塑造了一个所谓的“云南神话”。笔者统计了关于考察和探路的情况，还有西方人在云南探查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游记和文章，以及关于少数民族的部分著作（见表2和表3）。

表2　西方人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部分研究著作情况表

表3　西方人在云南的部分考察报告情况表

5.游 历

前面讲到《黄埔条约》签订后，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自由地去游历、经商、考察。各种各样的“他者”到中国来，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游历。这里笔者选择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首先是亨利·奥尔良，他1895年从越南的北部湾出发，进入中国的边境城市到蒙自、思茅（今普洱）、大理、怒江，继而转向西南，经独龙江进入缅甸，最后到达印度。在他的游记当中，描写了沿途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当地淳朴的居民给这群西方人的帮助和支持等。还有莫理循和盖洛，他们进入中国的目的都是探险、考察人文地理，进入中国的时间是1894年和1903年。在这里笔者对他们两人做了比较（见表4），他们来到中国的时间段差不多，而且路线也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借助的交通工具也基本相似。

表4　莫理循、盖洛的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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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云南探查后在各刊物上发表的部分游记和其他文章见表5。

表5　西方人在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情况表

我们再来看一下莫理循和盖洛对于中国的表述。莫理循在到达腾越（今腾冲）的时候说：“腾越与其说是一个城镇，不如说是一个公园。城墙内大部分地区是荒地或花园。居民多集中在南门附近及南门外半英里长的道路两边。此路通往八莫。城墙齐整漂亮，底部有20英尺宽。但在城内及其周边地区，我未见到大炮，也没见过一个带枪的人。”还有盖洛对于当时的云南官员祭祀的记录：“县太爷还以同样谦卑的方式，一连数天登上北门外的关公山，在仲夏的烈日下暴晒一番，直到头、胳膊上晒得满是水泡。”当然这是他们考察之后对于中国的一些直观的印象。

6.商 贸

关于商贸，值得强调的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其实商业贸易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所在，利益是唯一的或者说是最直接的驱动。关于商贸，外国洋行的出现与扩张是最主要的代表。最早的洋行是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的。外商在云南开设洋行的最早时间约为1900年。1910年，滇越铁路修成通车，可以从越南海防直达昆明，为洋行的设立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在“云南十八怪”当中，有一怪叫作“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今天的个旧碧色寨，还有很多洋行的旧址。甚至当时的蒙自，由于设立的洋行特别多，被称为云南的“小巴黎”。现在这些商号的旧址还在，包括伦敦公司等都还在。截止到1923年，有法、英、美、日、德等八国在昆开设洋行34家。外国洋行在中国的经营和发展的特点，笔者认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建立了相对严密的市场营销网络，即普遍实行代理制；第二，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第三，还有外商公司的代理商和推销机构。通过这种代理制，实际上中国真正成为从属于世界市场的一个部分，打破了过去的地区限制。过去的市场形态主要是围绕着交通孔径、交通要道的，但是通过这种代理制，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部分。世界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网络，中国成为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点，打破了过去中国主要依靠地方手工制品的经济体系，而且把中国的初级市场和世界市场相连接。当然这有利有弊，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说。

下面是笔者在做博士论文《近代云南商人资本》时收集到的一些资料。首先是外国洋行设立的情况表（见表6），表中所列的是当时最著名的几家洋行：安兴洋行、歌胪士洋行、保田洋行、若利玛洋行等。还有在1909年到1929年在昆开设的外国洋行增加的情况（见表7）。图4所示这张图片是非常有名的，今天去也能够看到的歌胪士洋行的建筑。

表6　外国洋行设立情况表

表7　1909—1929年在昆开设的外国洋行增加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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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歌胪士洋行

7.工 作

关于工作，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到近代之后除了我们看到的传教士、考察家、探险家等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在华工作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在这些外国人当中，首先讲一下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中，尤其是在小刀会起义中，为了防止海关管理权落入当时的小刀会起义之手，上海道台吴建章就把上海海关江海关委托由英、法、美等外国人来进行管理。但是即便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当我们想再把海关管理权拿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天津条约》中，整个江海关由外国人来帮办税务，而且帮办税务之后，《天津条约》又明晰到以后中国的各个海关要划一办理。所以，我们海关管理权的丧失在近代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里强调两点：海关管理权的丧失，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国家在近代遭受了外人破门而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但另外一方面，笔者认为，关于海关制度的建构，成为制度移植的一个典范，它成为当时最廉洁、最高效的一个机构，其薪俸制、奖惩制、任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甚至成为晚清政府行政管理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们所看到的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这些高鼻、金发、碧眼的洋人，他们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上文笔者提到了约开商埠，在云南也有约开商埠的部分。云南海关自建关以来共有74位税务司，他们分别来自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等国以及我国的广东、浙江、四川、山东等省，来自国内的是比较少的。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字统计。首先是蒙自关，蒙自关从1889年第一任税务司哈巴安开始，到1949年最后一任税务司徐学锄为止，共32任税务司，是三关当中海关税务司人数最多的海关。其中，从国籍来看，丹麦1人、德国1人、西班牙1人、意大利1人、美国5人、法国6人、英国最多14人，中国2人分别来自山东与浙江。从职务来看，代理税务司4人、署税务司7人、税务司21人。从任职年限来看，大多为一至两年。最长的为哈巴安与司必立，两人俱为美国人，任职年限为3年。

表8　蒙自关（昆明关）税务司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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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思茅关。思茅关从1896年第一任税务司柯尔乐开始，至1942年5月思茅关降为分关止，共有24任税务司。从税务司的国籍来看，美国1任，比利时1任，俄国1任，法国2任，意大利3任，英国7任，中国9任。这种情况其实和当时英法势力在云南是密切相关的。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从任职时间来看，按照当时税务司的制度，任职是有严格规定的，包括任职不能超过多长时间，而且要实行地区的轮换、调派，所以这与当时晚清政府的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情况来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表9　思茅关税务司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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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腾越（今腾冲）关。腾越关从1902年第一任税务司孟佳美开始，至最后一任税务司刘贻尘为止，共18任税务司，是云南海关中税务司总人数最少的一个关。这当然是与其开关比较晚有关。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腾越关税务司的平均任职年限较长。而从国籍方面来看，除刘贻尘一任外，其余全部为英国人。这在作为“国际关厅”的海关系统来说，也是十分罕见的了。这一任职机构从相当层面上说明了英国势力对于腾冲关的倚重。具体的可以看一下关于云南海关税务司的名录（见表10）。

表10　腾越（今腾冲）关税务司名录

外国人在华的工作地还有医院和慈善机构。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来到昆明，他们中有一部分在医院或慈善机构任职。这里笔者用今天的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作说明。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巡津街，笔者从小在那里长大，看到附近的建筑，觉得特别的古老。今天昆明北市区的甘美医院其实是恢复了它的名称。甘美医院的院长叫白蕃特（Pepet），1943年7月从法国来到昆明，积极引进诸如X光等先进医疗设备来改善当地医院的治疗条件，此外他还主动捐助云南大学国币5万元。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要讲的内容。在引言和第一部分强调的是，不同于前期，近代之后当我们的国门被迫打开，或是在外力作用冲击之下的回应，或是主动地做出的反应，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就是，在条约的保护或限制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在中国进行游历、经商、考察，在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外国人，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景象。这与早期的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等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