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在不平等条约下，“他者”对于中国形象的转变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首先，这里要列举的是保护外国人在华的利益。整个晚清有一个原则，对于外国人，对于他者，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护合法外人的利益以及限制不法外人的非法行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这是面对他者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我们看看对于他者的保护和限制是如何逐步扩大的。

1.五口通商时期

第一个时期：五口通商时期，从1842年9月《江南善后章程》到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这里选取一段史料：“凡英商禀告华民者，必先赴管事官处投禀，候管事官查察谁是谁非，勉力劝息，使不成讼。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者，管事官均应听诉，一例劝息，免致小事酿成大案。……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也就是说，第一步，对于英国人要去禀告或者和中国人发生纠纷的话，是要“勉力劝息”。第二步，对于中国人要控告英国人者，则“均应听诉，一例劝息”。而对于英国人如何治罪的问题，实际上是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而中国人如何科罪，应治于中国之法。这是第一个阶段。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黄埔条约》。其实《黄埔条约》把外国人，即“他者”在华的权益进一步扩大了。首先是将居住的范围扩大到了“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而且在居住的范围内可以租地、建造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深入内地。我们看一下相关材料：“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即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当然我们还要注意这个制约条件，主要是限于“五口”，而且不可远入内地贸易。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这是《黄埔条约》有关“他者”来华的内容。

2.《天津条约》时期

第二个阶段：《天津条约》时期。《天津条约》时期，外国人到中国游历、经商的范围扩大到内地，而且国家也增多了。这是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我们在以下这一段材料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长江一带各国，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馆发给，由地方官盖印……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请照。”还有有关日本人在华的几个关键内容：“日本臣民准听持照前往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日本领事发给，由中国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官如饬交出执照，应随时呈验，无讹放行。所有雇用车船、人夫、牲口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查无执照，或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执照自发给之日起，以华十三个月为限。若无执照进内地者，罚银不过三百两之数。”在《天津条约》时期，外国人到中国游历、经商的范围在逐步扩大。(www.xing528.com)

3.“外事警察”的设立——对“他者”的保护与限制

第三个阶段：“外事警察”的设立——对“他者”的保护与限制。在前面已经有了对“他者”来华的许可、保护甚至是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之后，我们也主动地进行了应对。有关当时清政府的应对，有所谓“华夷之辨”“筹办夷务”，当“夷务”在晚清成为一件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事务的时候，相应地，对于这些外国人的管理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就有关于“外事警察”的设立。“外事警察”设立的前提、原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对于“他者”是既保护又限制。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年9月12日），清政府的中央警政机关——巡警部成立。巡警部当中有警政司中的户籍科、警法司当中的国际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科”，这是前所未有的，主要掌审定国际警察事务规则，调查各省租界警政情形，以及一切涉及翻译的事件。到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事警察正式设立，中国开始按照国际惯例主动管理来华外国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事警察组织进一步扩展，各地外事警察组织陆续设置。“保护者，对于合法之外国人，加以保障维护，稗其不致蒙受损害之谓也；限制者，对于非法之外国人，稗不致蒙受其损害之谓也。”这一项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随后成为整个对于“他者”、外国人进行保护和限制的根本原则和宗旨。我们在史料当中，甚至在《申报》当中也可以看到“内政部”这样的记录：“内政部凝于各省市添设外事警察，专办外侨事务。”

在本文中，笔者想强调的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下，当我们的大门被迫打开，到越来越多的“他者”（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时候，不同于前面比较古老的、比较神秘的中国形象的建构，“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其实是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关于这种改变，笔者是这样看待的：一开始“他者”眼中的中国不再是一种古老的，值得去顶礼膜拜的，高高在上的东方形象。后来“他者”观察中国的时候，甚至怀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居高临下的，甚至是傲慢的优越感。尤其是美国的两个传教士卫三畏和明恩溥对于中国的形象建构，可以作为这种转变的代表。卫三畏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代表。他写道，“中国人一般尊重外在的体面，他们的行为的无耻和语言的肮脏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谎言和不诚实的交易在中农耕普遍盛行”，“一个传教士比大使和商人们更能辨别‘中国人的虚伪’”。明恩溥于1872年来到中国传教，他主要在天津、鲁西北进行传教，广泛接触了中国各阶层人士，自认为尤其熟悉中国的这种底层的农民生活。他一生著述十多本，每一部几乎都和中国有关，我们熟悉的是《中国人的素质》和《中国乡村生活》。后来人们对于他的著作进行评价的时候说，这是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印象的一种幻灭，而且他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困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在《中国人的素质》和《中国乡村生活》当中，明恩溥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共26条，包括“省吃俭用”“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言而无信”等。其实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形象从天上跌到了地下，甚至是妖魔化的一些建构了。明恩溥还说道：“中国是一个思想贫乏的锦绣帝国，而导致这种现象的是达两千余年的内在力量即‘儒学’，中国是对儒学的回应。”

总之，19世纪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哲学思想家、传教士以及作家作品的表达与描述，中国在外国人眼中被镀上了一层越来越晦暗而令人生厌，甚至是令人害怕与恐惧的色彩。这与西方大国主义情绪、传教需要和商业利益的现实目的是分不开的。于是，在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传教士和作家的渲染下，“一道知识与权利的连续弧线将欧洲或西方的东方学家联结在一起，这道弧线构成了东方舞台的外缘”。中国完全成为不在场的“他者”，为他们所审判。这里一个我觉得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成为了“他者”。“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中国有用之处正在于此。”我在这里引用了史景迁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