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疆域与边疆形态的形成

如前所述，当今中国的疆域与边疆形态虽然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和蚕食及其所主导国际关系的产物，但更是前近代多民族国家自身长期发展与延续、继承的结果。

在前近代特别是秦汉以来的中国疆域内，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体系的互动与博弈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形塑了近代以来中国疆域的基本形态——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北抵大漠，南括岭南。在这一相对独立的陆地区域内，尽管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复杂，经济类型与生计方式多样，民族与文化形态各异，但大致可归为以农耕为主和以游牧为主的两种文明体系，并以400毫米与2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间（农牧交错带）为界，在政治生态上呈现出南部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汗国长期、持续的互动与博弈。^[8]一方面，在近两千年的和平与战争、统一与分裂、交往与交融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区域的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与族群体系中的各个民族，均通过各种方式（如建立政权、和亲、经济贸易等）或形式（如北上、南下、西扩等）参与到这种互动和博弈中，从而为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态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夷夏观（其中既有夷夏之辨也有夷夏之变）、天下观（其中既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有“大一统”）在内的疆域观念与思想，以及基于此的一整套话语体系与政策和制度安排（如因俗而治、朝贡体系、羁縻与藩属制度等），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疆域发展道路。^[9]在此形势与基本格局下，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态的演变因此主要集中在北部区域。中国特色边疆学理论与学科体系的建构自然应以此为基础加以展开。

毋庸讳言，边疆总是相对于中心而存在的；没有中心也就没有所谓的边疆。在前近代相对独立的这一区域内，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权无疑均有各自的政治和统治中心，而400毫米与2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间所形成的自然农牧交错带既是双方共同的也是相对的大致边疆。在两大文明体系对峙与对抗的状态下，这一区域是双方共同的边疆；而在大一统状态下，即游牧政权南下和农耕政权北上并实现一统的情况下，双方这一所谓的边疆就会被打破，而由此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民族融合则进一步消解了这种边疆对于双方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即使对于包括北方游牧文明体系在内的各民族而言，也会在入主的中原欲望和有效统治农耕区域需要的驱动下，在农耕区域建立自己的统治中心，进而实现对两大文明区域的有效控制和统治。正因如此，在前近代的农耕文明体系中心（即所谓的中原地区）往往便成为双方共同的统治中心；游牧文明及其临近区域也就成为事实上的边疆。这一情况对汉、唐王朝是这样，对于元、清等王朝也是如此。这既是前近代中国边疆演变的基本规律，也是疆域形态形成的内在原因，并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凝聚过程中成为一种稳定而持续的传统，影响和延续至今。^[10]

一般而言，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生存、生活着的，民族或族群也是如此。边界或边疆总是相对于中心而存在的，没有中心也就没有边疆，反之亦然。所以，所谓的中心或边疆观念的存在，首先是一个视角和立场问题。在各民族生活的区域内，自然存在各自的生产与生活中心，并在各自的区域内形成与之相应的政治与文明形态，由此而产生相对的边界或边疆。但是在前近代多民族活动的这一区域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各民族经过长期持续的交往、交流和融合，不断地打破这些所谓的边界，并在大一统的政治状态下形成共同的中心和边疆，其疆域或边疆的形态由此基本形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导实现大一统的民族，在其所建政权的统治方式、政治制度与经济文化生活当中自然不同程度地注入了各自的民族传统，并借助统治机器和思想教化，使之成为其所统治的各民族共同尊奉的准则；其所建立的大一统政权由此自然或多或少地带有各自的“民族特征”或“民族属性”。如果说，清朝带有所谓的“满洲属性（因素）”的话，那么元朝无疑就带有显著的“蒙古属性”，北魏则带有“鲜卑属性”，而汉、唐、明等王朝则带有“华夏属性”或“汉族属性”。且不说历史上或当今所谓的“汉族”原本就是各个时期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体，在不同的历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具有不同的含义；而且随着各族所建王朝的更迭，包括疆域形态在内的这些所谓“民族特征”或“民族属性”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往往会作为历史遗产为后世各民族所继承乃至发扬，构成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去除所谓的“汉族中心论”，强调某些王朝的“民族因素”，不仅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悖论，而且更与多民族国家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和规律不符。(www.xing528.com)

事实上，这一区域在前近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前，通常首先都是农耕文明区和游牧文明区的局部统一，再由其中的一方实现最终的一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主导下的大一统，其统治方式尽管有一定的差异，但统治中心和疆域形态却大致是相似的，即以农耕文明区为中心，统治或控制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在大一统状态下，中原农耕文明区既可以是农业民族所主导王朝的统治中心，也往往或最终是游牧民族所主导王朝的统治中心，而无关大一统王朝统治者的民族属性。中原农耕文明区之所以成为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中心，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一区域庞大的人口数量、稳定的生活状态、成熟的政治体制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时段角度来看，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定居生活方式，为各种文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和连续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商业文明的繁荣、经济财富的积累与多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交融，并直接导致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这一点，在游牧文明的形态下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对于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情况也大致如此。（至于中国历史上何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则是另外一个话题，此处暂且不论。）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最终将统治中心确定在农耕区域；对于前者而言，游牧区域自然是边疆，而对后者而言，原本作为自身中心的游牧区域也随着自己最终入主中原而完成从中心到边疆的转换。易言之，在大一统状态下，游牧区域始终是该王朝的北部边疆。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疆域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以农耕文明区为统治中心，整合南部农耕与北部游牧两大文明区，由此也就确立了大一统状态下的疆域格局和边疆形态。^[11]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为所谓的“天下”和“天下观”下的思想自信。尽管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心与边疆转换、轮回的历史大剧不断上演，但前近代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态却在这种转换、轮回中得以形塑、凝聚，最终趋于稳定并延续至今，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王朝的正统性，成为在思想上和区域上确定统治中心，凝聚疆域形态的主要内在动力。^[12]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今学术界所谓的“内亚”“内陆欧亚”或所谓“亚洲腹地”等话语，是伴随着近代以来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兴起、西方所主导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所导致的人类知识体系的拓展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此而出现的这些所谓的学术话语、研究视角与理论体系，不仅带有浓厚的西方文明背景，而且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用这些话语和理论研究乃至解构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的历史是否合适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脱离乃至无视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现象则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我们自身的研究薄弱，规律总结不够，相关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尚未完成与完备的情况下，缺乏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前提。这才是造成我们当今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关边疆、民族的认识混乱，西方主导的某些理论和话语体系在国内一定范围内仍然获得拥趸的根本原因。^[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