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

目前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队伍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化现象：部分专家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但不懂对象国语言，长期依赖带有严重偏见的二手英文资料或者三手中文资料，而且去对象国的调研不多；另一类专家掌握了对象国语言，有在对象国长期生活或开展经常性调研的优势，但科学研究训练相对不足，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学理性分析的意识和能力较弱。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修正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既精通对象国语言和一门通用语又掌握一个或多个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复合型专家。

在本科阶段，学习通用语和一般专业的学生不太会考虑今后要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不必做出特殊安排，但是在云南大学、广西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等这些沿边省份的高校，应该允许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等专业的本科生选择将毗邻国家的语言作为第二外语。对于学习非通用语的本科学生，笔者有三点建议：一是实行双语制（非通用语+英语等通用语），学制延长到5年，实现精通两门语言的目标；二是必须到对象国学习和生活一年以上；三是适当增加通识课程，加强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各个专业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硕士生的培养必须专业化。对于没有学过非通用语的硕士生，必须选修一个国家的语言；对于本科专业是非通用语的硕士生，必须加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对于这两类学生，硕士阶段要利用假期，到对象国实习3～6个月；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在分析框架与理论、概念的运用上要有明确的要求。

博士生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最重要的阶段。总体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成熟，中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其中清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都做了比较有益的尝试。清华大学从2011年开始设立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学制4～6年，其中第一年在清华大学进行基本课程的学习，然后去发达国家学习不少于半年，接着去对象国学习不少于两年，最后至少半年回到清华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清华大学的这种培养模式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质量优先，不求数量，每年招生人数最多在10人左右；第二，对外语的要求很高，绝大部分方向要求精通对象国语言，在培养过程中对英语的要求也很高；第三，学科性很强，入校前就规定了招生的学科，入校后学籍虽在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但更多是在该学科所属学院学习，可以全面地接受学科训练；第四，提供全额奖学金，包括国内外学习以及学术活动的全额资助。随着清华大学这个项目的博士生不断毕业并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将对促进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清华大学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虽然值得国内高校借鉴和学习，但是要全面铺开还有困难，原因有两点：一是缺乏可持续的经费支持，二是难以平衡其他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年首次招收了8名博士生，但培养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培养效果暂时无法评价。(www.xing528.com)

此外，未来可以考虑借鉴新加坡等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在部分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项目、南亚研究项目、中东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可以直接培养本科、硕士、博士人才。不过在当前中国如火如荼开展“双一流建设”和定期进行学科评估的背景下，将国别与区域研究项目化的可能性不大，至少短期内难以实施。

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有四个要素必须强调。一是语言的训练。不精通对象国语言，就难以真正深度了解对象国。英语水平不高，就吸收不了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二是学习期间到对象国的田野调查必须在1年以上，而且学习结束后要能持续到对象国开展经常性调研。三是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训练，而且必须是跨学科的。因为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综合性研究，只了解一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往往是不够的。四是有关国别与区域的课程设置覆盖面要广。对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研究的专业课，都要设立关于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课程，否则学生无法全面建立对某个地区或国家全面系统的知识框架。目前有一个困惑是，对于不同专业和方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博士生而言，如何设置2～3门共同的专业课，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探索。